魏国曹丕《典论·论文》云：“唯通才能备其体。”他对“通才”的定义局限于文学，即擅长各种文学体裁的人。“通才”又谓“通人”。东汉王充扩充了这一定义，其《论衡·超奇》云：“博览古今者为通人。”
无论通才或通人，都不过是一种做人的理想，因为不存在这么一种人，尽管有不少人自诩为或被称为“通才”、“通人”。其实，早在孔夫子《大学》中，就描绘了成为一个
“通才”或“通人”的艰辛历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孔夫子惟恐弟子弄错这个顺序，复又将逆推变为顺推。话虽这么说，但即便是顺推的第一步，即“格物”，或“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无人敢说自己能够做到，甚至知道得越多，就越感到自己的无知浩淼无边，以至发出法国哲人蒙田的那声感叹：“我知道什么呢？”
考虑到知识在现代的极度膨胀以及细之又细的学科分类，那么，我们在“通才”问题上可能更悲观。终其一生，皓首穷经，我们也只可能成为某一学科之某一领域的行家，而在其他学科或领域，我们顶多只可能成为一个一知半解的业余爱好者。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一个曾出现“通才”的时代，但可以肯定，如今，“通才”的时代已经终结。
在隔行如隔山的时代，政治业已成为现代官僚制中的一种职业，是一种需要理性和智慧却不要求“博学”、“多才多艺”或“通才”的管理科学。一句话，我们定义政治家，并非依据其是否“通才”，而是视其在处理实际政治事务时的能力。政治家的知识构成往往是某一门专业加上在权术和行政管理上累积的某些经验，本应是多少有些乏味却也讲求实际的公职人员。如果政治家真这样看待自己，那对别人简直就是福音，因为他只有对自己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才会安于自己的角色，并在治理上顺从“成本与收益”的理性原则。
但有些政治家往往追求“克里斯玛”，暗中希望别人把他看作是一个无所不知的“通才”，所以对他越是外行的那些学科和问题，他就越是谈得起劲。
由于这都是外行话，所以对真正的专业人士来说，不啻一堆不得不恭听的废话。这就与政治家的初衷背道而驰了：首先，这不仅没增加他的“克里斯玛”，反倒使他在明眼人那里愈加今不如昔了；此外，为了一遍遍重复那些废话，他浪费了专业人士的时间。从两方面来说，其成本之大与收益之小(甚至负收益)都本该使其止步，但他却总是乐而忘返。
真正的政治家是这么一种人：他可能并非行家，但他具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对国家和社会各阶层在历史总体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理性的洞察力，并擅于依照“最小成本与最大收益”的原则，从行家的诸种建议中进行最符合历史运动方向的选择，将其化为国策和公共政策。
程 巍(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