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文化：被误读的执政能力

　　帝王戏表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强盛，但是缺乏一种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人道和民主的精神

　　前不久揭晓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名单中,熊召政的《张居正》毫无意外地夺得了头名，这部花费了作者10年心血的著作获奖的一个理由是“对古代吏制等典章制度之熟悉”。据说,为了写这部小说,熊召政曾花费数年心血研究明朝历史。

　　《张居正》的获奖和走红再一次证明了，即便是在现代文明充斥的今天，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不过，对于历史的认知在不同的人群中并不一样，比如，时下正在热议中的“皇帝热”。

　　上世纪90年代始,“皇帝热、武打热、鸳鸯热”风靡一时。时至今日,“帝王热”仍未冷却,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历代的皇帝都纷纷登上影视舞台，或戏说,或正谈。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普及着一些经不住推敲的历史,其中不乏常识性的错误。

　　而在一些知名学者、艺术家看来，“皇帝热”的流行还有着比“误导历史”更深远的负面影响。在今年3月初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王蒙和魏明伦指出，“‘帝王崇拜’意识会严重误导大众，非常不利于民主法制社会的建设。”

　　强人还魂

　　《成吉思汗》、《雍正王朝》、《康熙帝国》、《汉武大帝》……一系列帝王戏，把国人沉睡已久的强国梦想重新唤醒。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一句话叫国人热血沸腾。中国在汉代，就奠定了1000多年来的版图，而后逐渐被蚕食，瓜分。中国人近百年来所受的屈辱，在这些帝王的还魂中一扫而光。

　　南京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副主任蔡佳禾说,看到国内的帝王戏,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这些戏把封建帝王一个个塑造成雄才大略的人物，省掉了他们许多残酷的方面，把老百姓关于大帝国的梦想重新唤醒起来,这种观念很要不得,虽然这些帝王戏表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强盛，但是缺乏一种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人道和民主的精神。

　　他认为，历史剧要不就应该表现历史的真实，要不就表现一种文化的辉煌，而不是通过拓展疆土来体现国家的强盛。这样对我们下一代来说，对他们的历史观、国际观都有消极的影响。我们更多应该宣扬的是像鉴真、郑和、张骞、玄奘这些为民族和文化作出贡献的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余志森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一段时间里，皇帝在电视上的出镜率似乎太高了。其实构成历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汉朝的强大固然有明君的因素，但是一大批将相的功绩不可忽视，民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值得研究。在史学领域兴起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更多的对象是群体史，比如妇女史、家庭史、少数民族史、社区史、毒品史、妓女史等，而不仅研究个人，即使研究人物，也是从大人物走向小人物。群体相对个人对社会更具推动意义。

　　“作为文人，我更喜欢和老百姓亲近的领袖，实事求是的领袖更得民心，比如林肯就是出身贫寒，自学成材，幽默睿智，平易近人。”余志森认为，对老百姓来说，比较亲近的还是明君和清官，那些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君王其实和老百姓比较远，我们肯定秦始皇，但是不可能把焚书坑儒看成一种美德。

　　即使是《史记》,对汉武帝的描写也都是相当负面的，他做过很多不合民心民情的事。王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把帝王生活的那种快乐、任性、阴毒、血腥当成正面的东西来歌颂，那样我有点受不了。”

　　帝王热不止出现在中国

　　对于帝王的崇拜不止出现在中国，在西方，历史上的强势君主从来都是影视的热门题材。而且，在大胆的影评家看来，历史从来就是影射现实的。

　　“如果亚历山大可以入侵伊拉克，为什么布什不行？”在奥利弗.斯通的电影《亚历山大》上映后，美国一位影评人认为，他是在吹捧布什。

　　刚刚拍完卡斯特罗的奥利弗.斯通把他的视角放在亚历山大大帝身上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无休止的征服欲望，而这种血液，正鼓舞着布什给全世界带去自由。

　　和布什一样，亚历山大用先进的西方军队征服了东方异族文明，这些地方包括了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和亚历山大一样，布什发现，这些地方容易征服，却很难管理。

　　哈佛大学电影学者约翰.康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奥利弗.斯通的电影里，亚历山大和布什面临的是一个相似的问题:怎么跟他们的追随者说明，他们的帝国梦想是应该继续还是停止。当你的外交政策是由一个普适的原则主导的话，片面的胜利是无法被原谅的。

　　“虽然我不太喜欢布什，但我认为他并不是个独裁者，”康纳说，“我相信，他最终，会为他对这个国家对外的残忍政策所表示的宽容负责。”所以康纳教授并不认为奥利弗.斯通在吹捧布什，而是在抨击布什，因为在电影里，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的一个阳台上高呼“他们需要改变，他们需要改变”，他生存的目标，就是“给全世界的人类带去自由”。这明显就是布什演说的古代版。

　　康纳认为，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不应该以把自己同全世界对立起来的方式获得安全感，孤立和控制并不是保护自己国民的惟一选择。

　　蔡佳禾认为，一个领袖的强势未必体现在外在方面，像艾森豪威尔，军人出身的他，做过盟军总司令、北约总司令，但当总统时，根本看不出他的强势。他行事非常民主，善于接受各方面的意见，他离任时，许多历史学家和民众甚至觉得他做得很糟糕,好像他平时都不做什么正事，实际上,他对权力的控制,缓和各方面的危机都做得很好,这才是真正强势的领袖。

　　他认为,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强势，现在布什之所以出现,也是现在美国不具备五六十年代那样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需要外在的强势来表现，重拾旧日的光荣。

　　仁政与执政能力

　　余志森说，从历史的角度上看，铁腕也好，仁政也好，都是一种治国手段，好不好要看是否符合历史潮流，运用是否适当。拿破仑，戴高乐，丘吉尔等都是比较强势的人物，果断，有魄力。

　　余志森认为，从美国历史上看，强势领袖对历史的推动比较大。比如军人出身的华盛顿、深得民心的林肯、雄心勃勃的西奥多.罗斯福等等。在美国人对历届总统的评价中，林肯一直是第一位的，关键是他在时代与人民需要他集权的时候，果断集中权力，反映民意，顺应潮流，废除奴隶制度，维护美国南北统一。希特勒虽然也是绝对铁腕的，他利用了德国民众在一战失败后的复仇心理赢得了民心，但是，他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反人类的，必然遭到失败。

　　“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执政能力就是使自己的政策最大程度地符合国民的需要，解决民生问题。”蔡佳禾认为。

　　余志森说，作为一个领袖，最重要的就是了解民心，深得民心，敢于为最广大的群众利益服务，为此制订正确的政策来保护这些利益;其次就是在执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敢于坚持，善于坚持;再次，一个领袖应该了解多种社会力量的关系，求同存异，团结最大多数的社会群体;最后就是对国际形势的了解，认清哪些对我们有利，哪些对我们不利，用我们的智慧变不利为有利，趋利避害，为国家最大的利益服务。《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达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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