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贵峰
日前，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大连市关于加强乞讨管理的规定》，根据这一"旨在加强对乞讨管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规定》，市级党和国家机关周边100米范围内，以及火车站、客运港站、机场周边200米范围内，主干道及各大广场，三星级以上宾馆、旅游景点周边100米范围内等地方被明确规定为"禁止乞讨区域"。据悉，这是全国第一个城
市加强乞讨管理的规章。(《新京报》5月10日)
近年来，关于城市乞讨管理，一直是个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话题，而"是否应当在城市划定禁讨区"正是其中争论的焦点。现在，终于有城市出手设立"禁讨区"了。且不论这一做法本身的合理性，单就这次大连"禁讨区"的一项具体设置———"市级党和国家机关周边100米范围内禁止乞讨"而言，笔者以为就有诸多值得推敲之处。
首先，党政机关周围禁止乞讨，究竟维护的是"社会公共秩序"，还是政府自身的秩序？如果说火车站之类的场所禁乞，确实有某种公共生活秩序的维护价值的话，那么党政机关周边也不准乞讨，依据是什么？当然，我们承认党政机关也是公共场所，也有公共秩序需要维护，但不要忘了，党政机关的根本使命正是为公众提供服务。从这种服务逻辑出发，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党政机关周围公共秩序的要旨不是维护其自身办公舒适、"免打搅"的秩序，而是服务公众的秩序。乞讨者也是国家公民，也是政府服务的对象，而且是社会底层最孤弱的一群，如果非将他们拒之100米之外而后安，维护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
其次，退一步讲，党政机关的工作秩序非常重要，机关大院100米范围内的乞讨又会对这种秩序构成多大的实际威胁呢？除非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认为即使隔100米，看见乞丐，都会感到不爽，情绪上受影响。但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意识和情绪？恐怕只是高高在上、草民必须回避肃静的衙门意识、权力情绪，而不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谋"的公仆意识吧？"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这是温总理曾多次引用并谆谆教导各级干部的诗句，为什么有些地方却似乎总对此充耳不闻，对卑弱者的疾苦总一派"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呢？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加强乞讨管理的必要性，可是，加强管理就非得是设立禁讨区这样的强制措施，而没有更能体现尊重、服务精神的其他方式了吗？毕竟，所谓管理其实就是服务，如果管理者在制定一项公共政策时，首先"服务"的是自己，那么这种政策的程序合法性和道义合理性又在哪里？
应当承认，乞讨现象对于一个社会并不是什么光彩、值得炫耀的事情，但对于一个肩负着普遍公共责任的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力如此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