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文化不能决定要不要选举

　　5月8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近日的一个演讲。

　　邓伟志在演讲中指出，有些舆论所讲的“选举不等于民主”，骨子里其实是认为选举可有可无。殊不知选举是民主的 重要基石。中国选举的进程赶不上GDP增幅。有人埋怨选民对选举冷漠，却不问一问为什么冷漠。还有人说什么 “没文化 不能选”，这是不对的。因

为决定选举的主要是利益，而不是文化。文化会影响选举的水平，但文化不能决定要不要选举。

　　邓伟志说，选举权是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权，是制衡权。中国今天处于“草根”地位的村委、居委正在扩大选举的覆盖 面，意义深远。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和谐，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和谐。只是不知这“草根”民主如何长成“参天大树”？

　　邓伟志还对贫富差距问题作了分析。他说，从中国的贫富差距时而缩小、时而扩大的历程来看，有一点似乎不可否认 ：有些贫困主要是旧体制造成的，是体制性贫困。因此，缩小贫富悬殊无疑要从体制上和政策上下手。运用经济杠杆是第一位 的。提高点所得税，增加点利息税，扩征点遗产税，比什么力度都大。也许有了合理的经济政策，只用今天扶贫款的几分之一 就能“补”好“瘦”了。

　　邓伟志认为，现在既有穷人不会做穷人的问题存在，也有富人不会当富人的问题存在。不过，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富人 不会当富人。中国富人募捐的资金之少，同西方不成比例，不能说都是“为富不仁”，但有相当一部分人“为富不捐”。应该 让富人懂得：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做法。缩小差距以后富人依然是富人。更要让富人明白：与其说是为了 别人的脱贫，不如说更是富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对此，邓伟志称：“我不想把话说得很难听，看看几千年来每当贫富差 距过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就明白了。”

　　沈睿：“中国世纪”真的到来了？

　　将于5月9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世纪》为题，讨论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对此，美国葛底斯堡学院 助理教授沈睿在5月7日的《南方都市报》撰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沈文认为，21世纪不应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而属于越来 越小的全球村的居民。21世纪已经和过去的世纪不一样，应是全球合作的世纪，谁也不敢妄称自己是世纪的霸主。

　　文章称，自从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数代人为之奋斗的富强的、现代化的中国似乎已初露雏形。从经济上看，中国作为 一头“醒狮”存在于世界，已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这个世纪是否属于中国的问题，而是中国如何属 于这个世纪的问题。中国离真正成为一个21世纪的大国还有相当的距离。一个国家的“大小”，不仅是指地理、经济、政治 ，文化和文明也是重要部分。

　　文章认为，这个世纪应该有这个世纪的文化。这种文化首先是一种心态，一种平等待人也平等待我之心态。不要自己 阔了，就把别人都不放在眼里。这种“民族暴发户”的心态会导致民族疯狂，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就是民族疯狂的典型果 实。平等对待自己也很重要。那种动不动就以自己是历史受害者的身份出现，报复心理、狭隘心胸等对中国成为大国没什么好 处。

　　文章进一步指出，这种文化还应是文明的文化，包括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人与人之间机会平等，社会的诚信等等。中 国目前还缺失这些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的荒漠状态更是多年来的恶果。如果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 为代价，只是给少数人带来利益，那么这种经济发展带不来21世纪的大国。

　　文章最后表示，仅从以上几个方面看，中国要真正成为21世纪的大国还有很多路要走。美国《新闻周刊》用夺人眼 目的标题介绍中国，对美国人了解中国有益，但不要以此模糊了我们自己的耳目。

　　易宪容：房地产大鳄鼓吹“无泡沫论”意在垄断暴利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日前在《每日经济新闻》撰文，对此前海南博鳌“中国房地产发展前景 ”论坛上部分中国房地产大佬“中国不存在房地产泡沫”的说法进行分析。

　　文章说，无论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计划体制抑或发展中国家，都会建立住房保障制度来保证人人有房住。一 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会采取一些特殊的制度设计(如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等)，帮助困难群体。并 且，政府既有向无能力购房者提供住房之责任，也会出台相应的土地、税收、银行信贷政策，从制度设计上帮助经济困难者解 决住房；除了政府的政策以外，房地产开发商的企业责任也是建立住房保障制度必不可少的一环。

　　文章指出，有人在中国房价如此高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无泡沫论”，实质就在希望借助住房市场的特殊性、借助于 中国土地市场的特殊性，来操纵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从而获取暴利。

　　文章分析说，土地是房地产企业的利润之源，在中国现有条件下，能获得低价土地的，往往是与政府相关，或者是具 有特殊关系背景的人(企业)。这些人(企业)一旦获得土地，就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主宰，土地的行政性垄断由此转化为市场 性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房地产产品空间的不动性、高度异质性、极低的相互替代性等特点，进入房地产市场而又存在 相互竞争关系的企业数目就不会太多，住房市场容易形成垄断。

　　在此情况下，保持房价刚性、降低巨额沉淀成本的风险、获得超额利润等因素，就成为开发商价格合谋的动力。这种 “价格合谋”行为加剧了国内住宅市场的垄断。对住宅市场的价格垄断使房价快速攀升，开发商攫取了大量超额利润。就目前 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的情况来看，商品房的价格基本上是房地产开发商主导与合谋的结果，购买者对房价影响很小。而这种合谋 可以直接暗地里协商，也会通过公众媒体工具来达成。

　　文章最后给出的结论是，一些房地产商或媒体有意把住房保障制度与商品市场化完全对立起来，坚持房地产业没有泡 沫，目的无非是掩盖真正的问题，混淆政府与企业的责任，获取垄断利润。

　　薛涌：“新语文运动”的起点是公共精神

　　学者薛涌日前在《新京报》发表文章，就最近国内众多学者大力倡导的“新语文读本”运动发表看法。文章说，中国 现代的文字受“党八股”和“洋八股”双重之害。“文革”是汉语的词汇最贫乏、表现力最低的时代。 “文革”之后，社会 开放，西学大盛，“洋八股”又应运而生。那些生搬硬套一些外来新概念的现象盛行一时。

　　薛涌认为中国需要一场汉语的“革命”，把这两种文字恶习彻底荡除。薛涌为当下的这场“新语文运动”定下基调： 应以“公共精神”作为基本精神和起点。

　　什么是“公共精神”呢？文章解释道：语言是现代公民交流的工具，是公共辩论或者公共“话语”的载体。具有公共 精神的语言，就是要保证把思想传送到别人那里，使别人能够理解。

　　文章将中国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人进行比较，认为汉语相对缺乏公共性：《论语》中的语言缺乏主动说服人的动力和 热情，总等着人家去挖掘其微言大意。这与苏格拉底一天到晚在街上“夸夸其谈”，刨根问底形成鲜明对比。与孔子私人性的 语言相比，苏格拉底的语言是公共性的。而先秦的百家争鸣，都不过是思想家之间的交锋，不具备希腊哲人面对全体公民演说 的那种公共性。这种公共性，通过西塞罗一直传到现代政治家的演说、牧师的传道之中，塑造了现代公民社会的语言载体。

　　文章说，当人进入这样的公共领域时，就不得不对小民百姓讲道理，就必须用最平浅、最有力的语言，把最复杂的思 想表达出来。这样的语言的权威性，是建筑在公众的共鸣的基础上。所以，这样的语言是公共语言，而非一个受优越教育的阶 层的圈内人的语言。而“党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中国的语文传统因为缺乏这种公共性，虽有过“古文运动”、“白 话文运动”，但很快还是成为特权阶层的语言，变得生涩僵硬。

　　文章最后称，“新语文运动”要获得成功，就必须走出汉语本身，从最具有公共精神传统的中外语言中，获得汉语再 生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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