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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乡土有斯人--费孝通和他的书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08日18:17 外滩画报

  王乾荣/文

  费孝通先生去世了。悲痛中忆起我为写《江村故事》一书,于2000年春天随费老到他的家乡江苏吴江市乡下江村访问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费老一生都没有放弃实地考察这一治学方式。一直到90多岁高龄,他每年至少有一次到各处穷乡僻壤调查访问,进行他的社会学研究。他还不忘每年回一次江村,调研那里的变化——那是他20世纪30年代最初搞社会调
查的一个基地。他1939年在英国发表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便是在调查江村的“社会变迁”的基础上完成的。

  综观费老一生学术成就,有两部代表作不可忽略:一部是奠定他在中国社会学领域权威地位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一部则是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

  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被费老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誉为社会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被后学称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即是说,在此之前,是没有一个社会学者从中国乡下的一个普通村庄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入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社区”一词为费老发明)的一般结构和变迁的。

  这种探寻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要改变贫穷命运,从乡土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只能独辟蹊径,而不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他细密地解剖了一个面临着饥荒的小村子,办的是“个案”,却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有着美好前景的大世界,把握的是“全貌”。费老晚年复出后研究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聚集、向非农业转移,以及农民如何致富等社会问题,也无不体现着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走独特道路这一基本理念。

  费老的慧眼在于,他把落后中国的传统草根工业的改造和发展,当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向更高一层转化和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被今天的改革实践所证实。

  费老的学问舶自西方,他师从社会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但是他没有像有些“海龟”那样,把学问深藏于象牙之塔孤芳自赏,而是将它“中国化”、“乡土化”,使之变成改变穷困中国的一个有力武器,并且富有成果——这正是他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具有原创意义的贡献。在费孝通先生那里,学问就是有用的知识,他怀着一颗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和使贫困百姓致富的良心,虔诚地使他的知识学以致用。有人因此把他绵延半个世纪用这种方法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誉为“江村学”,是不无道理的。

  乡土中国

  如果说,《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展现了“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费孝通语),对现代乡土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做了最早的图解,那么《乡土中国》的主旨便是着眼于中国整体社会的结构和特质,高屋建瓴地审视社会,试图把握中国文化的脉搏。

  《乡土中国》是费老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也是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国社会学的一本启蒙读物、普及读物。《乡土中国》不因循西方社会学法则,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另起炉灶,深入浅出,以例释理,娓娓道来,妙趣横生,比如我们可以从中见识到20世纪30年代的“山杠爷”式人物,使读者于愉快的阅读享受中,蓦然领悟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原来如此”的真相。

  这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解析,既反映出了国民性中朴实、美丽的一面,也挖掘出了国民性中的蒙昧和深受宗法理念束缚的一面。费老得出的结论是,“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因为前者是“争权利”,后者则是“攀关系、讲交情”。

  在对中国国民性的探索上,费老从制度到精神的社会学分析与鲁迅从精神到精神的文化分析,可以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人们对乡土中国和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的“文化自觉”上,如何行动起来,把一个“乡土中国”变成“现代中国”,使之融入世界,步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且不失中国特色,才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终极使命。这就是《乡土中国》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启示性意义。后来费老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世界各民族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的设想,便是他自《乡土中国》开始一贯持有的学术思想的延续。

  行行重行行

  费老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太湖之滨的江村,“行行重行行”于新时期的祖国大江南北,尤其是80岁过后的晚年,他仍然志在千里,不知老之将至,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所有最贫穷的地方,用智慧、辛劳和汗水书写下一篇篇理论联系实际的“富民”文章。

  1994年费老84岁时曾说:“我没有长寿的打算,关于生命的长短,听天由命而已。”他还说到了自己一生的“三死”:“30年代,我应该死而没有死;40年代,人家要我死而我没有死;60年代,我想死而没有死。”这说的分别是瑶山考察遇难、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恫吓和“文革”中被迫害之事。

  而费老思考得最多的,是死前的作为,是精神的“非死”。一直到21世纪的第一年费老90岁高龄时,他一边感叹着“白头青发有存殁,落日断霞无古今”,一边仍然行色匆匆,调查研究,为民造福,不亦乐乎,著书立说,泽被后学,不亦快哉。人们这时仍然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壮心不与年俱老”的灼灼气韵。这使人不由想起了江村的春蚕。

  现在,费老终以95岁的人瑞耆年而得永远安息。

  (王乾荣,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作协会员,高级记者。所著《江村故事》为一部关于费孝通、江村以及《江村经济》的文化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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