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一百岁冥寿

　　旧时月色·董桥 香港著名作家

　　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沦陷期间，他在一页日记里说，巴黎失血过多，贫血了。战前，巴黎男男女女是一扇扇的门，开向户外，开向不可知的未来；这场劫难来了，他说那些门都不见了：咖啡馆、大街上、舞厅里全是普通人家男女，谁都不谈战争，偶然尽情快乐一下。他说他们的命运都终结了，像死了的人；他们什么都不等，只等战争结束——那更是他们作

不了主的事。他说他们只好想办法把时间打发掉。

　　好多年前我读这页日记的时候，忽然觉得他的存在主义终于有了反面阐释：存在主义只能存在于太平的年代；战争剥夺了人的存在，存在于是不可能有行动；活着的人在战争里活不出形象，being变成nothingness，变成虚幻；战争不容许人决定自己的命运，存在从此没有了命运。

　　一九七四年夏天，我在巴黎一家书局的阁楼上跟萨特的一个学生交换地址，他要我给他找两枚“文革”初期制造的毛泽东像章：“只要两枚！”他说。那几年，他的老师正好全力在支持法国毛派，好几次站在大街上叫卖毛派的报纸。

　　一晃，萨特去世二十五年，今年是他一百岁的冥寿了。法国国立图书馆筹办的展览会展到今年八月，盛大纪念这位哲学家、小说家、戏剧家和入世的知识分子，像纪念伏尔泰、纪念雨果、纪念左拉那样纪念这位拒绝凝固成典章制度的作家。可是，巴黎有些人觉得小说家Albert Camus和社会学家Raymond Aron标举的自由思想比萨特崇高。

　　读萨特的书，读他身边的Simone de Beauvoir的书，我读的都是英译本，从来不敢肯定我读对了也读懂了。做了几十年翻译，我经历了一种语文译成为另一种语文的潜默过程：痛苦的妥协，非分的攀附，取巧的讨好，武断的撮合，过分聪明的诠释，翻译于是成了冗长的化装行为。我摸不清英国人美国人化装成萨特跟真的萨特差距有多大。在这样的局限里，他的哲理文章我不觉得我掌握了六成；西蒙·德·波伏娃自传体的文字转化成英文准确度一定高些。前几天美国报上Alan Riding写的那篇《Remembering Sartre as an ethical compass》说，在法国以外的地方，读才女西蒙的人肯定比读萨特的人多。那是对的；她那本《Adieux ?押 A Farewell to Sartre》我永远读不厌。

　　夏天快完了，我一回伦敦马上写信请香港的朋友替我找两枚六十年代的毛章。朋友寄来了，我马上转寄给萨特的那个学生。不久，他回赠我一本“师母”的小说《L＇Invitéｅ》，信上说：“……也许，她的作品会比他的著述长寿。她真会讲故事。”

　　我不忍心这样预测。萨特的政见频频摇摆，基本信念倒是铁硬的：苏联入侵匈牙利他跟法共决裂；法国武装捍卫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地他谴责；他咒骂越战，咒骂卡斯特罗迫害古巴作家；他呼吁法国政府收容越南船民。那都是萨特传世的道德勇气，二次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法国人都在他醒世的感召下成长。Riding说，今年的冥寿展览会既是在歌颂他也在埋葬他。承认他死了而埋葬他，是哲学；不承认他死了而又不停歌颂他，那是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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