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孩子：乡土中国里的费孝通

　　95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仙逝，对费老这样一个有着时空广度和精神密度的历史人物而言，说什么都显得挂一漏万，都难以言喻悼念者的感情。虽然，寿终正寝，盖棺论定，赞生送死不辞，小子何敢让焉？　

　　对费孝通先生来说，他的晚年“余热”不断，但他的事功立言早已“论定”。网友们知道，用引擎可以搜索出各类百科全书、名人词典、人物传记中有关费老的简历、介绍和纪

传。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型学者，他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都是社会学调查和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是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坚实的奠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他和挚友储安平等人还是接力于胡适之等五四前贤的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他又出任了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

　　在种种可见的成就面前，他“桑榆为霞”的努力，如周游全国市场的调研、出版文集、92岁讲大课、回忆他早年的师友等等，都是“老骥伏枥”的修身惯性使然。但如果我们回顾他的一生，并试图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晚年言行仍有一种“慢慢地着急”(李慎之语)的焦灼洞明和达观世故。

　　大师之路

　　费孝通先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他在社会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门下学习，在马氏的指导下完成《江村经济》博士论文的撰写。

　　费孝通在抗战的漫天烽火中回到国内，任教云南大学社会系。在他的主导下，中国开始了一波新的农村调查工作，并获致不少成果，也培养了一批人才。1943年，费孝通前往美国讲学一年，返回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47年后，费先后写出《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著作，广受读者欢迎，也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有着巨大学术贡献的同时，费孝通先生还是一个坚定的知识分子，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有着令人瞩目的社会活动，有着令人弦诵不绝的公共写作。

　　1945年11月，他就在西南联大和钱端升、伍启元等教授发起“反内战”演讲，“不但在黑暗中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也要呼吁和平”；1947年7月，闻一多被暗杀，费孝通虽在美国大使馆协助下避入使馆，但他仍撰文：“这是什么世界，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费孝通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一起，独立客观地写下大量批评时政的文章，他是当时处于夹缝中的自由主义孤岛——储安平《观察》的撰稿人之一，他的言行为他赢得了自由民主人士的声誉。

　　费孝通以民主人士身分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协会议。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社会学被取消，费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1957年费孝通写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已被整饬驯良的知识分子队伍里建构了一个重大的社会命题，这一由社会学者早于作家和人文学者发现的时代课题，大概可以跟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解冻》一说并美。费孝通当年即被打成“右派”，直到1980年平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费孝通接受了重建中国社会学教育的委托，自此开始活跃于政界、学界和中国社会。1980年后，费孝通还先后出任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主席等职位。因年事日高，1996年辞民盟中央主席职，任名誉主席。　　

　　从民权走到民生

　　费先生的一生是复杂曲折的，他经历了人世间最为巨大的荣辱。他有着巨大的学术抱负和用世之心。

　　毫无疑问，身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先生也有着大创造的机运和才华，他也抓住了这种历史机遇。钱穆、陈寅恪等人都注意到，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到三十年代后有一个收获期，有一个独立的文化价值评判系统确立的时期，费孝通先生即属于这一时期弥足珍贵的收获之一。

　　遗憾的是，文化或道统的重建，胡适之展望的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很快被社会突变中止进程，三四十年代的建设人为地断裂，少有成为后来者的营养，这也许反证中国知识人的创造仍有咫尺未竟之憾，他们在观念和方法论上少有为中国的百年千年巨变进行准备，少有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提供思想资源。学来习得的中西知识未能化为人格或精神信仰教训教化社会，四十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多有暖昧或可议之处，费先生的“长老统治”有译语的取巧而无中国气象，从中也可见一斑。

　　这种不配于中国罪苦的知识，其社会遭遇是屈辱的，也是后来者可悲悯的、必记取的。作为一个笃爱自由的学人，费孝通先生曾经目睹了自己和同仁、朋友们的沦陷，斯文扫地的羞辱、性命不保的恐惧、无告无助的痛苦、人神远离的绝望，他都经历了。他活过来了，他活成了明哲。他从民权走到民生，甚至想以晚年的彻悟、出路来规范早年的抱负，他说自己的一生不过“志在富民”，其情可感。后之明达君子，或可谅读、知人论世于费老乎？　

　　像金岳霖先生、朱光潜先生、冯友兰先生、费孝通先生、杨振宁先生等学贯中西的“通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态度，曾经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难索解的一页。　　

　　“文化要走了”

　　得失固不能为外人道，但费老因此不顾及老境的安适，风尘仆仆于中国大地的市场建设，他确实寄望也安身于民富。同时，在晚年的反思中，他多次提及并强调“文化的自觉”，他自觉是五四的孩子，他承认自己不易体会中国文化深处的东西，他承认从知识分子这个整体看，确实还比不上五四一代；但他又坚定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在这一点上，他的眼光和敏感远非当下的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管窥。

　　费孝通先生在87岁高龄的时候，曾到江苏吴县做社会调查，他跟小城镇里的一家居民聊天，遇到了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妇人，老人服饰很有特色、仪容整洁、神态安详，而当费教授请她聊天时，站在一边旁观的她反倒退回里间，连面也不肯露了。

　　对费孝通先生来说，这是一种惨痛的感受。他认为他看到了一种文化的变迁，即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不肯出来的意思，是她要走了，文化要走了，自己觉得不能出来见人了。不是人家不要她，大家欢迎她出来。可是她自己觉得，我这一套不行了。这样一来，她真的要走了，文化要走了。不是人家要消灭你，是你自己要走了，你这文化要灭亡了。老了，老到自己没有自信心了。这不是她个人的自卑，她对她的文化没信心了。”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说可谓自卑或自大的解毒剂，他以阔达的态度指明人类的发展前途在于“各美其美”，在于“美人之美”。因为他在自家文化里发现了“推己及人”、“亲亲仁民”的思想。但这些晚年的省思跟他早年提供的材料方法一样，多只是提出了问题。也许这正是他那一代大师的特点，他们提供了线索，提供了路径，提供了各种立身处世的标本。

　　前贤已矣，有待来者。　余世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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