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场庆典的亚洲启示:东亚需要欧洲式的历史共识

　　5月9日，莫斯科红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一天，在红场举行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盛大庆典。全世界50多位国家元首齐集莫斯科，是二战后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盛典。

　　更为触动人心的一幕发生在阅兵仪式之后。50多位国家元首集体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并默哀。在那一刻，世界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跨越了战胜国与战败国的鸿沟。

　　这一场庆典对世界无疑是个好消息。而对于亚洲，它带来了更多的启示。

　　一场胜利，两种果实

　　事实上，这是一场并不完美的庆典——渡尽劫波之后泯恩仇的，确切地说不是全世界，而是欧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同样的一场胜利在欧洲和亚洲结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果实。”

　　在红场庆典上，普京、希拉克、施罗德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亲密无间”反衬出东亚国家的疏离。在亚洲，对于60年前的那场战争至今没有达成历史共识。

　　“小泉去莫斯科参加庆典并不是发自内心的。”阮宗泽说。2005年3月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经拒绝参加红场纪念活动。

　　小泉的理由多少让人啼笑皆非:一是因为日程安排上有困难，抽不开身;二是日本天皇在同一时间出访欧洲，以致政府专机不够用。

　　分析人士指出，小泉躲躲闪闪的真正原因是俄日北方四岛问题陷于僵局，普京访日行程一再拖延，小泉不想向俄罗斯示弱，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日本试图再一次躲避承担战争责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5月10日，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花了15年建成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揭幕。德国联邦议长蒂尔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二次大战过去60年了，我们对历史的回顾不能减少，而应该更多，特别是要让年轻一代人对历史有深刻的了解。

　　5月7日，施罗德亲自为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撰文:“我们对通过德国人之手和以德国人之名给俄罗斯及其他各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请求宽恕。”

　　同样在5月7日，数万名德国人冒着严寒和大雨，手持蜡烛、手电筒或灯笼守夜，以抗议数百名新纳粹分子计划在8日举行的游行。

　　4月30日，汉堡市长冯·伯伊斯特亲手安放了该市第1000块“绊脚石”，以纪念当年被纳粹迫害致死的社民党市政委员马克斯·门德尔。目前，柏林、汉堡等德国几十座城市已安放了3500多块这样的“纪念绊脚石”。

　　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如此抢眼，以至于有媒体评价说“解放日成了德国人的节日”。德国人的行为感动了邻国，也感动了世界。并且这种感动是持续的，从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华沙下跪开始。

　　日本为何没有像德国一样

　　同样是战败国，德国和日本两者的反差为何这么大，日本为何难以在历史问题上效仿德国?

　　阮宗泽认为，造成这种反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结束方式不一样，在欧洲，德国法西斯、军国主义力量完全被消灭，而在亚洲，日本却在保留国体的背景下结束了战争。

　　战后,经过纽伦堡审判,德国的战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第一届联邦政府总理阿登纳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政治家,他在二战期间曾因此遭到迫害,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另一位世人熟知的西德前总理勃兰特也曾因反纳粹而被迫流亡国外,战争结束后才得以回国。

　　“战后德国从法律上、制度上根除了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防止新纳粹的复活。2005年5月,德国最大极右翼党派德国国家民主党宣称,该党将集结游行,并打出“德国‘解放’60年是谎言”的口号。对于国家民主党举行活动的申请,柏林市政府予以拒绝。

　　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战后一大批战犯不仅未得到惩处，甚至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政坛要人，如甲级战犯岸信介释放后竟于1957年担任了内阁首相。岸信介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长期左右日本政局。

　　“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说小泉本人不正常，而是日本国内政治气候不正常。” 沈骥如说。

　　除了内部因素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陈志敏还从外部因素来对这种反差进行解释。他认为在欧洲实现和解的过程中，美国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亚洲，外部因素并没有起到这种类似的积极作用。

　　外部因素对东亚的影响甚至是消极的。在海外军事力量调整中，美国正在加大在日本的布防，美军第一军团总部将移师日本。2005年2月，美日安保共同宣言还将台湾问题划为“共同战略目标”。

　　不过，在种种原因的背后，或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在5月10日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揭幕仪式上，德国联邦议长蒂尔泽说:“回忆过去的历史不会使人感到伤心，但掩饰历史则会加深人们的仇视。”

　　东亚需要欧洲式的历史共识

　　德国对待历史的智慧促使欧洲达成了“历史共识”，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就发生在这种“历史共识”之上。

　　东亚至今未达成“历史共识”，而经济一体化也踯躅不前。沈骥如研究员说，“亚洲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能否正确对待历史。”

　　“亚洲的和解在短期内难度很大。”陈志敏说。5月8日,小泉的助手兼自民党议员中川秀直出席日本朝日电视台一个节目时表示:“我认为小泉今年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他将会小心考虑参拜的时间安排;即使没有参拜这件事情 ，中日关系也不会出现重大改善，我们不应因中国的言论而考虑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

　　这样的信息对本已处于僵局的中日关系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东亚如何建立历史共识，考验着东亚各国的智慧。

　　“多边机制对双边关系有一定的反作用。”陈志敏认为东亚在东亚峰会、自由贸易计划、WTO场合等很多方面需要一起合作。在双边关系存在障碍的情况下，可以运用多边机制来推动各方的合作，发展共同利益。

　　阮宗泽告诉记者，欧洲虽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机构来对各国进行协调，但它们对历史问题的呼应做得非常好。相对于欧洲，亚洲受害国的力量显得分散。

　　他认为亚洲的所有受害国应该首先达成对于二战的共识，形成统一的力量。这样日本就难以各个击破。“此其时也!”阮宗泽研究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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