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雨中摔跤照片引发争议 记者职业道德遭质疑

　　记者职业道德遭质疑

　　核心提示

　　5月9日以来，厦门摄影记者柳涛成了“焦点人物”。他候拍的一名骑车人在暴风雨中跌入路上的水坑摔倒过程的照片，被各大网站转载，相关评论达到上万条。

　　有人夸他报道及时，认为记者的首要职责是纪实而不是干预新闻事件的发生；也有人谴责他守株待兔，“卑鄙”、“没公德”。一场关于“职业道德”和“社会良心”的争论，几乎将柳涛淹没……

　　事件回放：

　　苦等一小时候拍“坑”人照片

　　5月9日下午，一场暴风雨袭击厦门，市区道路上的多处水坑让不少骑车人栽了跟头。当地报社的摄影记者柳涛在暴雨中等了近一个小时后，在厦门市厦禾路与凤屿路交叉路段，拍摄了一组一骑车人因自行车前轮突然陷入水坑摔倒的照片。

　　柳涛向媒体介绍他拍这组照片的全过程时说：“当时厦门有台风、暴雨，我经过这个路段时，有人见我背着摄像机，问我是不是记者，我说是。他说，这路面有个坑，已经有人在那里摔过跤了，你们最好报道一下。我照着他指的地方看去，一片水汪汪，不要说坑了，整个路面都看不清楚。出于新闻记者的敏感，我就端着相机在那里等，后来有一个骑车人经过时摔倒了，于是我把过程拍了下来。”

　　对于“守株待兔”的指责，柳涛觉得很委屈。他说：“摄影记者这个职业有时候的确很残酷。当时狂风暴雨，我在那里坚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等到那个场面。我拍完这组照片后，还在附近的施工处拿了一块牌子摆在那里，提醒路人。如果没等到，我根本不能用照片说明那里有个水坑。拍不到那个坑，有关单位或许就不会重视，就不会填补那个坑，就可能有更多的人在雨中摔跤。”

　　声音交锋：

　　职业道德VS社会良心

　　我不赞同这种做法

　　贡振国(郑州晚报总编辑)：

　　刚开始看第一张照片时，没什么感觉，但是连续看完好多张时感觉就不太好。我不太赞同这种带有策划痕迹的做法，他不同于突发事件。

　　从专业分工精神讲是没有什么，摄影记者天生就是记录社会，但是，下雨天谁也不知道有没有老人和孩子会不会在那儿摔倒？这些也拍吗？我曾经让晚报的摄影记者讨论过，摄影记者到底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这确实是一对矛盾。晚报有个摄影记者，在采访一个突发事件时，就没有抢拍照片而是下水救人，虽然当天我们没有很好的现场图片，但我还是表扬并奖励了我们的摄影记者。

　　记者的天职是记录

　　胡阳(本报副总编辑)：

　　从记者的职责来说，这个记者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记者的天职就是忠实记录社会发展的进程和变革，而不是自己去改变甚至左右新闻事件的发展趋势。他履行自己责任的最好方式应该是，用职业化的方式取得新闻事件社会效应的最大化。当然，这种效应是迎合大多数市民的客观需要。正如一些读者所说，火灾要记者救火、绑架要记者救人，那记者的职业分工原则还怎么显现呢？记者不是交通警察，也不是交管人员。

　　我认为，记者传达新闻信息的义务和社会公德心是没有矛盾的，关键是二者如何有机地结合。摄影记者不同于文字记者，文字记者可以用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述问题，但摄影报道必须通过生动、鲜活和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来反映、记录和解决问题。没有冲击力和视觉效果的照片怎么能吸引读者和引起职能部门的关注？

　　评判只能看结果

　　郭守宪(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

　　我们很难从这个事件上说这个记者的职业道德怎么样，说这位记者做得对还是不对。这个记者拍到了摔人的照片，但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如果骑车人摔得很严重，我想会有更多人去谴责他的行为。如果那位市民付出了生命代价，那么，这个记者的职业道德就存在问题了。我认为，评判这个记者的职业道德只能从事件造成的结果上来看。

　　平衡点很难把握

　　王子瑞(机关宣传干事)：

　　作为一名业余新闻摄影工作者，我也会像柳涛一样把亲历和记录人间苦难，作为自己的职责。虽然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是一种煎熬。

　　这种煎熬不是现在才有的。1971年，美国记者霍斯特·法厄斯拍下了孟加拉游击队员慢慢挑死被俘虏的东巴基斯坦平民的情景。他说，“我的手颤抖得厉害，以至于无法更换胶卷……把发生的这些报道出去是我们的职责。”

　　当然，通过拍人摔倒来警示社会把坑填上，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要知道，在这么长时间内，完全可以找一个东西放在那里提示路人。其实这样做，并不影响记者继续敬业。比如骑自行车的行人绕着这个提示物而过的时候，同样可以拍下来，敦促有关部门履行职责。

　　读者不需要这样的刺激

　　杨军(郑州市市民)：

　　用采访对象的苦难和伤痛来“丰富”自己的报道内容，正在成为一些记者追求的目标。但是，很难想象，一个不尊重他人，不尊重他人人格和隐私，不具备同情心与道德感的新闻记者，能采制出感人肺腑的报道。

　　在采访中国驻伊拉克人质事件时，有个电视台的记者问人质林孔明的一个弟弟：“念几年级？ ”“五年级。”“你知不知道哥哥被绑架的事？”“不知道。”接着电视上是林孔明未成年的弟弟惊诧的面部特写镜头。看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酸楚。换个台，又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片断：一个记者正在采访一患有严重白内障疾病的女孩儿。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孩子泪流满面地痛哭着。“家里怎么不给你治呢？……没有钱吗？”“没有钱。”“小朋友喊你的外号吗？”“喊。”我感到不寒而栗，这是拿刀子往孩子的心上捅。

　　我认为，读者不需要这样的刺激。 记者 杨非

　　个案点击

　　一名记者的职业困惑

　　今报记者 梁新慧

　　如果说《东南快报》摄影记者柳涛为新闻事实遭遇了道德谴责，《南方都市报》记者温冲为新闻事业受到了人生伤害，那么，我只能说，为了事实的真相，在种种压力之下，我出卖了朋友的信任。尤其是自己最亲爱的人当面骂我“卑鄙无耻”的那一刻，我欲哭无泪。

　　我一直是一名社区记者，在一次采访中，一位社区主任说，现在的再就业工作很不好做，他们的职责有限，接触的部门也有限，因此，每个月定量的再就业任务，常常让他们无所适从。为了完成任务，只好造假，应付上级的检查。

　　去年11月，我认识了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可可，时间久了，我喜欢上了她，后来我们谈起了恋爱。她的社区主任是我的老乡，她把我当成自己人，无所不谈。

　　到了年底，她们的再就业任务同样完不成，无奈，该主任就给我安排了“工作”，充个任务数，应付检查。当时，记者的职责要求我把这篇稿子写出来，如果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减轻社区工作的压力，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呀！

　　去年12月24日，《社区主任请记者当“下岗工”》在本报刊发。文章刊发后，很多社区主任都说，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心声。第二天，这篇稿子引起省里有关领导的重视。然而，经过郑州市有关部门的调查，没有结果。

　　这时，有关部门要求我说明采访的具体情况。此时，我备感艰难：如果不说，就会背上假新闻的恶名；可是说了，文章里接受我采访的人…… 经过两天痛苦的挣扎，我还是说了。

　　今年4月4日下午，我接到了该社区主任的电话，她质问我：“你说过不会说的，为什么把我们出卖了？当时我们把你看成自己人，什么都不隐瞒你，你为什么出卖了我们？你太毒了！你太阴险了！你太无耻了……”

　　当天晚上，可可给我打了电话，哭着说：“我一直以为，我在你的心里很重要。可你竟然出卖了我，出卖了我们的社区。和你们记者相处真是太危险了，连最亲近的人也不放过。你太卑鄙了！”紧接着，“啪”的一声，电话断了。可可说，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她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我无话可说，我知道，记者都面临这样的道德困境：虽然报纸因此被认为是报道了真实的新闻，但记者却要终身背负人格上的骂名。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恐怖，并时刻生活在一种自责中，只有睡着的时候最安全。

　　链接·典型案例

　　普利策奖得主卡特自杀身亡

　　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以作品《饥饿的小女孩》赢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但他最终因无法承担社会舆论的指责而选择自杀，终年33岁。

　　1993年，卡特和西尔瓦一起去拍摄遍地饿殍的苏丹叛乱活动。为了让自己从成堆的快要饿死的人的悲惨景象中放松一下，他走进了灌木丛。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哭泣，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正当他蹲下来拍照时，一只秃鹭落在镜头里面。卡特小心翼翼地选好角度，尽可能不让那只秃鹭受惊。他在那儿等了20分钟，希望那只秃鹭能展开翅膀。拍完照片后，卡特赶走了秃鹭，注视着小女孩继续蹒跚而行。然后他坐在树下，点起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

　　7月27日是卡特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向朋友们倾诉他的苦痛，有人劝他去看精神医生。晚7时，卡特开车来到小时候经常玩耍的河边。他用胶带把一截软管固定在排气管上，又从车窗送进车内。

　　他启动了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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