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廉租房：找到了突破口

只有大力推行住房保障制度，才能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条件　本报记者　柴春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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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京记者　师欣

　　无论是在4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还是在建设部等7部门不久前联合出台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中，“完善城镇廉租住房制度，保障最低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求”，都被作为政府加强房地产市场引导和调控的重要措施之一提了出来。

　　而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日前表示，总体来看，多数城市的廉租房制度建设还刚刚起步。因此首先要做好的工作是：对最低收入家庭基本住房情况调查摸底，全面掌握需求状况，建立保障对象档案；以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切实落实廉租房资金来源，逐步扩大廉租房制度的覆盖面。

　　对于廉租房制度建设的“刚刚起步”，本报此前在广州和上海两地进行调查时可谓深有体会。而记者在北京展开的相关采访中，也再次感受到了这一点。

　　两条“失实”的消息

　　5月里，北京有些媒体爆出了两条“新闻”：一是该市廉租房的惠及范围有望扩大———从人均月收入290元以下放宽到590元以下；二是该市计划首次面向全社会征集40套廉租房。

　　家住大栅栏一带的廉租户于先生，专门保留了刊载上述报道的报纸。他认为，这两条消息对他家来说，“肯定是利处多”。

　　于先生失业在家，一家3口全靠妻子的825元退休金过活——只比低保线870(290×3)元略低45元。今年9月，他们租的房子就到期了(廉租房期限以1年为单位)，45元的差距让一家人感到惶恐不安。“街道只要给我找个月工资100元的临时工作，我们的廉租资格就会被取消。”于先生说，“可家里这点钱，够吃饭，就不够住房。”

　　“北京的廉租户非常少，我家周围也就有一两户，大多数家庭都不够条件。”于先生感慨道。显然，如果廉租房的惠及面真能扩大，对像于先生这样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福音。

　　然而，当记者到北京市廉租房主管部门——市建委住房发展与保障处求证时，该处的于雷副处长却明确表示，上述报道“失实”。

　　“那些都是正在研究之中的想法。”他解释说，“最后究竟会如何，还必须以出台的新政策为依据。”

　　据了解，在于雷所说的“新政策”正式出台之前，北京的廉租房政策迄今都跟全国一样，一直是附着在民政部门的“低保”体系中的：廉租户首先必须是低保户，其次，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不足7.5平方米。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和住房“双困户”才有资格享受廉租房。

　　3年解决3000“双困户”

　　韩家胡同36号，潘德凤的家就“藏”在这个院落的犄角处———21.4平方米，就是一家3口全部的居住空间。

　　其实，地处北京前门八大胡同的这片老城区，居住条件几乎都这么差。但潘德凤一家依然对21.4平方米的空间感到“非常知足”。

　　双双残疾的潘德凤夫妇，丧失了就业能力，此前一直是无房户。3年前，北京的廉租房政策出台后，他们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

　　对于廉租户，政府要么补贴金钱，要么直接配租房子。而北京市主要采取的是货币补贴。

　　例如潘德凤家，按人均10平方米住房保障面积、每平方米30元(这是城中心4区的标准，城外4区则为27元)的补贴标准，每月可从政府得到900元的租房补助。

　　去年初，北京市政府投资兴建的首个廉租房项目在广渠门北里正式投入使用———这片商品住宅小区内的一幢有400套房的大楼就是廉租楼，现已入住了314户。

　　据于雷介绍，截至目前，政府通过实物配租和租金补贴两种方式，已为该市3000多“双困户”解决了住房。除此之外，该市还对廉租户采取了租金减免和租金补贴还贷购房这两种“派生”方式。

　　从2002年起，北京市内的公有住房全面提租，但有1万多低保户、廉租户获准减免了增加的租金。

　　而租金补贴还贷购房政策的出台，则体现了北京城市发展的特色。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首都各处城建工程涉及到大量拆迁户。对于其中具备廉租资格的家庭，政府定出了“两口人13万元、三口人16万元、四口人18万元”的补偿标准，只要得到的拆迁补偿金不足相应的数额，政府就以每月还贷的形式补足差额。不过，由于这条规定只限于用拆迁补偿款购房的廉租家庭，而实际上，由于补偿标准与市场房价相差甚远，所以，真正申请租金补贴还贷购房的家庭并不多。

　　推广工作面临困难

　　据了解，在北京市的实际操作中，廉租待遇的进入“门槛”树得较高。例如，对于发放租金补贴的家庭，政府定的标准是：连续享受低保一年以上，人均住房面积不足7.5平米。

　　而政府投资建设的全市惟一一栋廉租住宅，其进入门槛更高。

　　目前入住广渠门北里政府廉租楼的，全都是住房困难的优抚家庭(持有《革命烈士证明书》、《革命伤残军人证》等6类证件的家庭)，他们按每月每平方米2.4元上交租金。由于该楼的房子尚未住满，北京市建委和市总工会又在考虑将市级以上老劳模纳入其中。“这里其实是用来解决为国家做出过贡献或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那些家庭的住房困难的。”北京市廉租住房管理中心(下称“廉租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北京市民政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该市低保家庭共有7万多户。而据记者了解，由北京市建委主抓的廉租房工作，目前只限在城内8区开展，面向的只是4万多低保户。

　　“在全市18个区县内，有10个区还没有完全运作起来，其中5个区甚至根本没有开展这项工作，另5个区到目前为止也只解决了67户。”于雷告诉记者，“这几年，我们没有完全调动起区县的积极性。随着房改工作的展开，各区县的办公人员大幅精减，像石景山地区，整个房改科只剩下了科长一人。在这种情况下往下推广工作，必然会遇到人手不够的问题，落实起来很困难。何况，廉租房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单靠我们一家就能完成的。”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即使面向的人群只是“小众”，廉租房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

　　45岁的孟大姐，原住宣武区牛街，离异后独自抚养一个有病的儿子，失业后从1999年开始领取低保金。现在他们娘俩用政府的补贴金在丰台区租了一间18平方米的农民房。而此前，她带着儿子跟弟弟家的3口人同挤在只有11平方米的小屋里生活了3年。

　　像孟大姐这样的廉租户普遍遇会到的问题是：相对较低的补助金很难在北京三环以内租到合适的房子。廉租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廉租户用补助金在城区内一般只能租到1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均价差不多600元，“但很多人还是嫌麻烦，不愿把房子租给廉租户”。

　　这位工作人员说，廉租户都希望租政府的房子，因为既便宜又稳定。记者也了解到，孟大姐原先的房子被拆后，她曾得到13万元的补偿金，“这钱也就够在临近河北省的房山地区买房子，而且还没有产权”。为了继续享用廉租房，孟大姐只好将这笔钱暂时存放在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其实我也没有多高的要求，有个地方住就行。但我不想租私人的房子，太贵。”孟大姐盼着能有个固定的住处，“政府能给房子最好，我按时交房租，还能给政府省下补贴金。”

　　记者发现，居住稳定，几乎是每个廉租户的追求，他们都盼着能住进公房。

　　但北京市内的公房实在有限，廉租房的房源也非常短缺，既缺乏储备，又没有社会捐助。“财政这几年的投入，加上垫付的资金，累计已有3亿多元，主要都用于兴建广渠门的那栋廉租楼了。”于雷告诉记者，所以政府更愿意采取货币补贴的方式，因为进出灵活，投入少。

　　据了解，北京用于廉租房的资金的来源，主要是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而除了房源稀缺，仅有的那点廉租房，周转也不灵。

　　按规定，入住广渠门北里配租房的家庭，必须腾出原有住房。但300多户中实际腾出的不到70户。廉租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家庭收入缺乏监控体系，住房情况也没有全市联网，无法建立数据库。要了解人们的住房状况，只能靠他们自己提供，并由单位开具证明，这就不可避免会存在弄虚作假的成分。“按要求，如果一年后廉租户的收入超过了低保线，就必须退出廉租房。但倘若他们不退出，我们也无法采取强制手段。所以，廉租房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立法规范。”

　　突破口找到了

　　跟全国的情况一样，北京渴望住上廉租房的，还有那些既不够“吃低保”，又无力买房的人群，也就是所谓的“夹心层”。

　　北京市廉租中心曾在市内的危改地区作过调研，得到了这样一组数字：这几年每次城市拆迁中，拆不动的家庭占30%，其中只有5%符合低保条件，剩下的25%便成了“夹心层”。

　　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谢家瑾去年曾公开表示，城镇最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之间的“夹心层”家庭的住房保障，是下一步重点解决的对象之一。

　　北京的“夹心层”何时才能受惠于廉租房制度？记者从廉租中心得到的答案是不确定的。

　　该中心工作人员举例说，据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去年全市人均月工资为2360元，按收入额可分成低、中下、中等、中上和高收入5类人群。照此划分，公务员都位列高收入人群之中。“可实际上，大多数公务员根本买不起商品房。那么，‘夹心层’总数到底有多少？廉租范围该扩大到哪里？”由于没有明确的界线，他也“不知从何入手”。

　　“北京奥运会前，很多新工程都要上马，同时又要保留古都风貌，这就势必要疏散城区人口。”他表示，“我们只能先从这个点切入，把政策放开，将拆迁地区及历史遗留问题作为突破口，逐步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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