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
如果我是个艾滋病毒携带者，报名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只要成绩合格，没有人可以以我体内的艾滋病毒为由将我挡在门外。但是如果我不幸患有心脏病，或者更常见的糖尿病、高血压等，即便考试成绩优异，都无法通过体检这一关。相关规定在2004年颁布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当中写得明明白白。
这种差别是令人迷惑的，因为艾滋病可能致命并具有传染性，而后者相比之下显得“温和”得多。显然，该规定的制定者们在决定什么人可以进入公务员队伍时，考虑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另有所思。
不符合公务员录用标准的疾病还包括梅毒、淋病等性病。性病在很多时候和艾滋病被视为同一类病症，因为它们都可以通过性行为、尤其是不洁性行为传播，所以在道德上被视为是低下的(虽然越来越多证据表明，部分艾滋病患者是通过输血和母婴方式被感染的，但性病也可以通过公共卫生设施传播)。
两种病虽然在道德层面有相似的尴尬之处，但如今的境遇却已完全不同。艾滋病早已“登堂入室”，电视上反复播放姚明和艾滋病患者、NBA巨星约翰逊一起玩耍和进餐的宣传片，超级偶像曼德拉和“中年妇女杀手”濮存昕为了呼吁社会关注艾滋病而不遗余力，而性病治疗广告至今只能羞答答地出现在马路边电线杆子上或都市报某个不起眼的角落。
显然，艾滋病被赋予了更多病理学以外的涵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为附加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艾滋病最早在美国的一群同性恋者中被发现，在一个绝大部分人口是信仰上帝的国家里，这种可怕的病很容易就被看作是上帝的惩罚。上个世纪80年代末，苏珊·桑塔格发现，人们把原本对癌症的种种妖魔化想象转移到了艾滋病身上，于是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一文。
如今，针对艾滋病的“去道德化”斗争已经进行得相当彻底，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桑塔格的功劳。艾滋病本质上虽然只是疾病的一种，但它却是这个时代最难以对付的，人类至今没有找到降服它的办法。当文明社会向疾病和针对疾病的歧视宣战时，很自然会拿艾滋病作为范例，以便使这场战争更有针对性，而非飘在空中。必须认识到，总理在镜头前握住艾滋病患者的手，想要传达的是政府对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视，而非只重视艾滋病，不重视其他现实存在的疾病；当政府出资制作呼吁关爱艾滋病人的宣传片时，其实也是在呼吁去除对所有病患的歧视。这和在一个不太文明的社会里，人们把对疾病的丑化和贬低都一股脑地加给艾滋病人是一个道理。
可是，一个事物如果被过度阐释——无论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就无可避免地导致名与实的割裂以及目的和结果的偏离。正如我们这个社会对艾滋病的态度，原本希望通过重视艾滋病来消除对疾病的歧视，结果却导致了新的歧视出现：有限的财政投入过度流向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其他更容易对付的疾病(如血吸虫病)却得不到有效控制；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艾滋病毒携带者被允许进入公务员队伍，淋病患者却要被排除在外，虽然这两个人可能都是无辜的或者都是“道德上有污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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