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专家陶宏开：品质比才情更重要(组图)

　　陶宏开，1946年出生，湖北武汉人。美籍社会学家，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1984年赴美国访问，后一直在美国从事教育研究工作，2002年回国任教。素质教育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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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摄影/佟鑫)

在红安一中

　　(文/王 菱) 2004年5月5日，《武汉晚报》头版刊出一则新闻："谁来救救我的女儿"，化名曲倩的少女罗曼因沉迷网络，被学校劝说休学。她就读的中学是当地最好的学府，她曾是一位优秀的学生。陶宏开偶然翻阅了这份报纸，多年从事素质教育的经验，令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个案。他拨通了晚报的电话……

　　仅仅几个小时的谈话，罗曼开始承认自己错了。母亲难以相信，几百个日日夜夜的

操心，竟然不及陶教授半天的开导。为什么呢？除了感激和泪水，母亲写了一封感谢信，投到了报社。于是，《武汉晚报》又发了一篇追加新闻。谁料，一石激起千层浪，越来越多的人向报社寻求陶教授的电话号码。随后，65 个家长争取到了与教授对话的机会。

　　《一个教授和65个学生》的文章应运而生，求助信四面八方纷沓而至，新闻媒体和陶教授开始发现：上网成瘾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它更反映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陶宏开的名字也渐渐传开，从地方到中央，开始被人称作：神奇的教授，"一个富有魔力的人"，诸如"陶宏开教育秘诀"，"陶教授八大支招"等等字眼开始出现在媒体上，他的名声越传越神，全国各地的城市发来邀请函，邀陶教授异地讲课，他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奔走……

　　与此同时，全国的媒体开始聚焦陶宏开。央视的七台名牌栏目依次出马，沈冰的《新闻会客厅》走进武汉，《新闻联播》摄制组，也开始了随行拍摄；王志的《面对面》将陶宏开的素质教育推到了议论高潮……

　　现在，陶宏开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他被共青团中央授予青少年"爱心大使"的称号。

　　他的身份是多样的，可以这样描述他：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美籍华人，一个海归学子，一个素质教育的实践者，一个有识的社会学家；而最新的头衔，令他瞬间成名，却又为他极不认可：一位挽救青少年上网成瘾的专家。

　　初次见面，他正在接听全国各地的求助电话，才挂断一个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他匆匆望了我一眼，嘴角挤出一条直线，我想，那算是微笑，打招呼了。一等半个钟头，听得出他的嗓子渐渐嘶哑。他终于挂断电话，一边叹息说，这些父母真是太操心了！一边拉掉了电话接头。他说，没办法，只能如此，不然一整天就没空做其他的事了。

　　他看人，看问题，都是一针见血，偶尔令人难堪，却找不出反驳他的理由。所有他帮助过的孩子们，对他有一个共识：陶教授待人真诚，平等。他说，这是他一生中得到的最好评价。"与才情比较，人的品质是第一位的。一个人对人要真诚，如果他老是说假话，我是不会和他交朋友的，这样的人也不愿和我来往，因为我太直率，一语中的，会让他难受的。"他很善于与人沟通，言谈高兴时，他会神采飞扬，说到令他生气的话题，他照样毫不掩饰地蹙眉拍桌。人说四十不惑，陶教授今年59岁，却依然保持着一种真性情，谈吐之间流露出一股勃勃生机，绝不做老气横秋的夫子态，难怪与他交往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曝光，出名不是我想要的"

　　上午11点，陶宏开家中。

　　一张小圆桌上，各地来信高堆一处：拆开的，半拆的，打着封条的。他坐一旁，一只手拿着话筒，一只手翻开信件，眼耳舌没一处闲着。成名打乱了陶宏开正常的生活。

　　"我不想成名。为钱？这项工作基本免费。出名只是一个偶然。现在都有误会，去哪都称我是戒网瘾专家，我说这是胡说八道！我的事业是搞素质教育。国内国外，十几年来，我一直从事这个工作，罗曼并不是我第一个挽救的孩子。我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媒体采访上，因为我觉得它有用，它能提醒社会都来关注和重视孩子的成长。"

　　陶教授已记不得，至今他做了多少场讲座。多的时候有4000人参加，少的时候也有几百人。翻一下陶教授的日程表，每个月都有出差讲座，少则一二天，多则四五日。从青岛到银川，从沈阳到成都，一个接一个，排得很满。陶宏开一个人怎么能满足众多家长的需求？他开始联合各地的媒体招募志愿者。

　　"这些志愿者包括大学生、教师、医生、职员等等各个行业的人。我要求志愿者的素质水平高，所有录用人的简历，我都要亲自过目，仔细挑选。选来的人，我给他们做短期培训。"

　　陶宏开是个实际的人，关于未来工作的开展，他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下一步干什么，我还不知道。只知道，必须做好眼前一轮又一轮的巡回讲座。

　　小阮，一直照顾着陶教授的日常起居。他说："电话线要拔了，才能安静。每天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用尽各种办法，堵了门就是不走……"正说着，门铃就响了，开门一看，是楼下的邻居。原来见不到陶教授的人，竟用心良苦，恳求了邻居，找上门来说情。

　　陶教授幽默地说："现在，我做的工作多少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感觉。还是那句话，曝光，出名不是我想要的。我真正想做的工作是素质教育，戒除网瘾只是素质教育一个小的部分，我想成立一个华师素质教育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是教师的摇篮，如果老师自己都不懂素质教育，怎么去教学生呢？我在国外从事教育工作18年，没有一个孩子是因为上网问题来找我。而它在中国却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回国后，到处所见住宅区是越来越豪华，高楼比比皆是，但是人们的精神匮乏却相当严重，尤其是孩子。

　　"兰州有两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为了390块钱的上网费，老祖母不给，就用砖头把她砸死，推下山坡后，还布置了现场。最后锒铛入狱时，居然很自豪地说，这是我做的！为这件事，我都哭了！两个孩子丧失的不仅是理性，而是人性，这不单单是网瘾的问题！胡锦涛主席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非常好！我认为，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需要重建。"

　　陶宏开的心情是急切的，在一份报告书里，他这样写道：目前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非常严峻，如法纪观念淡薄，自私狭隘，沉溺玩乐，缺乏健全人格等等，它亟待重视，急需解决，刻不容缓。孩子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我希望所有的家长们，政府部门，全社会都来充当合格的引导者，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崇拜父亲

　　在陶教授家中，有两样东西十分显眼：一架气派不凡的黑色三角式钢琴，它拦腰巧妙地分隔出客厅和餐室；一个镶饰黑边的大幅人像，照片上的人，眼神沉着刚毅，严肃的气质跃然而出。它端正而显眼地摆在电视机上部的饰台上，他就是陶宏开的父亲陶刚。

　　"我的父亲是一个老知识分子，那辈人的身上体现着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忧国忧民。这种精神对我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五六十年代，他在省计委负责全省的基本建设工作。每次回来，神情总是忧心忡忡，他常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每年拨到湖北省的钱，规定得很清楚，百分之几搞农业，百分之几搞轻工业，百分之几搞商业……可是这个省长说拨一点过来，那个厅长要一点过去，最后不知都干了什么，只好年底报表造假。'他当时非常忧虑。"父亲是陶宏开最崇拜的人。"他对孩子既慈爱又严格，他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那样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1946年，陶宏开出生在一个子女众多的家庭里。他的母亲生育了八个子女，四男四女，陶宏开排行老三。在母亲的记忆中，这个老三从小就乖巧聪慧，讨人喜欢。86岁的陶母，谈吐自如，思维清晰，陶教授说，母亲年轻时美貌如花。老母亲心中至今还有一个难忍的痛："三年自然灾害中，天天吃大麦粉，窝窝头，我记得宏开弄了一大碗，端了一边，吃得津津有味。我看得心里真难受，就对他说：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别吃那么多。他说，妈，没事，这样可以吃得饱些。"

　　陶宏开五岁上学，成绩一直是排在前头的。他喜欢唱歌绘画，乐器也玩得很好，钢琴第一，风琴第二。其实，他从未正儿八经地学过琴谱，他的琴艺全是自己偷偷学的。上中学时，他喜欢上了钢琴，家中没有，他便到水果湖一小"侦察"，发现哪个有钢琴的教室窗子没有关好，便翻窗入室，过一会琴瘾。

　　1964年，陶宏开从水果湖高中毕业，准备高考，他当时的志向是：要么考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要么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他渴望做个外交官。

　　父亲的一个哥哥，解放时到了台湾，是国民党的中将。班主任说，成分不好的孩子，高考是没希望的，除非报考政治条件要求较低的师范学院，或许能被录取。陶宏开想，既然不能实现理想，不如去做农民。那时中央号召学习邢燕子，青年带头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接受自我改造。"那时，我们信奉国家说的一切都是对的，既然我们家出身不好，肯定错在自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 陶宏开说。

　　由于父亲的坚决反对，陶宏开1964年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

　　红安一中的音乐老师

　　对于青年陶宏开而言，命运一直在跟他捉迷藏：他想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命运安排他进了师范大学；他想做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时，被下放到农村当农民；而当他真正想做一个新型农民时，他又回到了人生的起点：执笔教书。

　　1968年，陶宏开大学毕业。按照要求，华师的毕业生75%到军垦农场，10%老弱病残照顾到国营农场，15%的大学生插队当农民。"当时，我的父母因为政治问题都被关了起来。我想，自己也没什么远大前途可言，干脆到最苦最差的地方去，当农民，看谁还能再说什么！"于是，陶宏开插队去了黄岗地区红安县的郑家畈村。

　　1970年的春节，县里通知陶宏开等一批插队大学生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去了才知道，红安县当时急需一批中学教师，上午填了志愿，下午便要公布分配方案。

　　陶宏开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没指望分到更好的中学。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陶宏开发现走廊上有一架破钢琴，他兴奋极了，发疯般地敲响键盘，扬起嗓子唱起《智取威虎山》里的《朔风吹》。

　　下午公布结果时，陶宏开目瞪口呆：他竟然被分到全县最好的中学--红安一中。

　　1970年到1979年，陶宏开从初中到高中，不断循环带班，一共带了三届。丰富的教学经验，为他日后从事素质教育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年那个出名的干部子弟班，可以说是他第一个教育成功的典范。

　　那是初中部最有名的老大难班，学生全是县委干部的子女。陶宏开接手之前，即使上课用高音喇叭，也无济于事，窗内窗外，学生们照样爬进爬出。后来，陶宏开把它变成了全县有名的模范班。

　　刘新安现在在武汉722所工作，48岁，当年正是这个班的学生。这次，他特地赶来看望自己的老师。他回忆说："从1970年到1974年，陶老师一直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的课，有东西可学。他从不在乎当时所谓政治第一的口号，他要求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他教给我们学习知识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学习方法。除了音乐，他还教英语，语文。尤其是古文，他讲得真好！特别是荀子的《劝学》篇，他送给我的《荀子》，至今我还保留着呢。"

　　1978年陶宏开报考了武汉大学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的研究生。虽然通过了初试，还是因为政审问题，被淘汰下来。

　　放弃，不是陶宏开的性格。第二年，他的母校华师的历史系也开始招生，他又报考了。尽管当时只有两个招生指标，但这次陶宏开志在必得。遗憾的是，父亲再也看不到他的入学通知书了。1979年1月26日陶宏开的父亲去世。 拿到通知书以后，陶宏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父亲的墓前凭吊。

　　出国留学

　　章开沅先生，著名历史学家，作为陶宏开当年的研究生导师，对这个年龄偏大的学生，印象极好。

　　"他是我们第一届招来的研究生。尽管本科学的不是历史专业，但他的优势是英语好。当时，历史所里有许多外文资料需要翻译，外事联络也比较频繁，常有各国的高端学者来做访问。我要求自己的学生能直接从事对外交流，这恰好是陶宏开的长处。那时一般学历史的学生，英语都不太好。可以说，这是招收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还有一个特点：和学生的关系非常好。许多红安一中的学生，除了平常的学习外，品格、婚姻问题都会向他请教。我一直认为，教师要有一种基本素质，即一种爱学生的本能。好的教师是真正关心喜爱学生的，不然，你不会是个好老师。"

　　陶宏开为人热情，有才艺，来往的中外学者都很喜欢他。其中，有一个叫麦克(化名)的，来自美国名校密歇根大学。作为中美学术的高访学者，他是带着博士论文的题目来做中国史学研究的。他和陶宏开的关系很好，除了生活上对他的照顾，陶宏开也是他寻找学术资料的得力助手。回国后，麦克的论文很快通过，并得到学术界的好评。

　　麦克没有忘记老朋友，随后，他在密歇根大学申请了一笔奖学金，为陶宏开争取了一个去美国进修的机会。1984年8月，陶宏开去了美国，一别就是18年。

　　在美国，作为密歇根大学的访问学者，陶宏开关注的是中美教育文化比较研究。此后在美国纽约，他长期担当着"华策会"( 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 Orgnization)一个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是个半官方机构，它以国会拨钱，私人捐赠的方式，主要帮助华人适应美国社会。他们还开展了许多教育项目，包括素质教育、天才教育。陶宏开负责其中的一个教育部门，结果越做越好，招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有了足够的名气后，他便独立开班，专心从事素质教育。在国外的十几年，陶宏开积累了丰富的素质教育案例，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素质教育理论。

　　素质教育的实践者

　　对中国父母而言，为培养一技之长，家长请人教孩子绘画，琴艺，舞蹈，书法。对于这种现象，陶宏开认为，这些技能培养只是素质教育中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何谓素质教育？陶宏开说：

　　"其实，素质教育(英文Quality Education)一词，意译于美国。在美国没有素质教育这样的说法，但有对于特殊儿童的培养机构，比如天才教育。在中国，素质教育的说法实际是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端而来。中国和美国教育的差别，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美国教育以学生为本，中国教育以老师为本。譬如，美国12年的义务教育不用交学费。八小时的课堂学习很自由，形式多样，气氛活跃，可以是一个小聚会，墙上挂着画，桌子不必摆得整整齐齐。老师的角色是个引导者，他会挖空心思地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美国的教育旨在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认识自己的能力，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

　　在美国，几乎没有上网成瘾的青少年。为什么呢？这就要看孩子上网都在干什么。美国的教师很少留给孩子们课本作业，常常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题目：比如，比较美国各州鸟的生活方式有何不同。学生们会十分活跃地上网查询资料，收集证据。而中国的教育相比之下较为呆板，它没有鼓励学生积极动脑动手，而是必须依照老师和书本的要求，按部就班，针对考试。对于作业出错的学生，老师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抄课文，十遍，二十遍……"

　　对于素质教育，陶教授的定义是：人们对社会各方面事物的正确认识及与之相适应的能力。素质教育具体分为三个部分：心理素质，专业素质，综合素质，这三个素质缺一不可。心理素质包括思辨能力，自控能力，自我平衡能力；专业素质则涵盖着精深的专业知识，广博的基础知识，还有熟练的技能技巧；更重要的是综合素质，它包括适应社会的能力，创新实践的能力，社交及语言表达能力等等其他各种技艺方面展示的才能。

　　"与其问中国是否有素质教育，不如来探讨中国开展素质教育会存在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归纳到三个方面：家长，学校，社会。社会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发展经济。那么教育隶属于上层建筑，它理所应该与经济基础同步发展，如果只提倡经济发展，不重视教育改革，孩子们会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吗？首先，家长与孩子之间存在的鸿沟是史无前例的。比较现在的父母和孩子，他们成长的经济环境和文化氛围差距有多大？成长在毛泽东、邓小平年代的父母们无法领略互联网、全球贸易带来的社会变化。短短3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社会成长的速度。有多少家长能够理解，孩子每日接受的信息量，会对他们的生活发生怎样的影响？其次，中国父母大都成长于多子女的家庭中，而他们的孩子却是独生子女的环境。多子女的家庭形式由于孩子间的争宠心理，而发展了竞争意识，父母处事大而化之的教育方式，也为孩子保留了独立思考的成长空间；而独生子女习惯了父母所有的给予，他们不懂生活的艰难困苦，除了书本知识，他们几乎很少参加社会实践。因为父母操心了一切，他们大多不知道：前途是什么？

　　"除了家庭，学校是孩子惟一的活动场所。它又带给了孩子什么呢？枯燥的应试教育迫使学校重教书而非育人。不管哪个年级，基本都分普优班，结果是学习越差，越需要帮助的学生越遭到学校的排挤，这些失去了别人帮助的孩子，最后就会厌恶学习，开始逃学。反过来看，是否分数好的孩子，都在全面发展呢？事实是，他们中的许多孩子仍然存在适应能力差，心理能力差的问题。

　　"另外，中国的教育大多是知识的堆积。大量的知识没有让孩子在实践中得到理解，因此许多孩子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学会自己成长。举个例子：有一位电台的负责人告诉我，他多么爱孩子，家中所有物件的尖角都被仔细地包裹起来，就是怕孩子会撞伤。这是何其愚蠢！这种爱孩子的方法，不会让孩子懂得为什么走路应该小心，注意坑洞，不能乱碰，他摔倒了，还不知道为什么！家长以为这是保护孩子，恰恰相反这是最大的伤害：孩子不能真正地长大，去适应社会。"

　　陶宏开认为孩子犯错，首先要责备父母。"孩子成长第一步的老师就是父母。父母要做孩子的引导者。孩子做错了事，不能简单地训斥和禁止，你必须告诉孩子为什么。当孩子开始信任家长时，他便会敞开自己的世界，坦然讲出他遇到的种种问题，而家长所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分析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孩子是很愿意接受的。"

　　吴穹，被挽救的上网成瘾孩子中的一个。他对陶教授的印象颇耐人寻味：

　　"刚见他时，我没想跟他好好谈话，就是要气气他。可是他却让我挺吃惊：一来他穿着简朴，我一直以为教授理应穿得很好；二来他没有架子，记得他有一个举动，进门换鞋时，他亲自为我拿来拖鞋。一般的老师对待学生，都是命令式的，连顶嘴都不允许，何况是教授？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个没希望的孩子，他和我却是无话不谈，从音乐到历史、战争，他知识渊博，我相信他会让我受益无穷。现在我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就会找陶教授商量。"

　　2002年，陶宏开回国。他再次回到华师，成为管理学院素质教育的兼职教授。在他自创的歌曲《海归学子》中，有这样两句歌词：海归儿女放下异国的行装，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说，搞素质教育是他毕生的使命，做一个对得起家长，对得起社会的老师，是他的愿望。他把院里给的那份工资，设立成奖学金，鼓励学生上进。他一贯认为学生应该先学会做人，再做学问。

　　陶教授的理想恰好对应了章开沅先生对他的评价："仅把教师职业作为一个谋生手段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教育家。素质教育不是一个新问题，终极关怀、社会关怀、人文关怀这三个概念，对人的一生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都搞素质教育，却没有人像陶宏开一样身体力行。"

　　而陶教授对自己的评价则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对人宽，对己严。但是这个宽的底线是不能犯错误，这个宽，是比我对自己的要求宽。怎样严呢？(他一指身上样式别致的毛衣)猜猜多少钱？才2美元，买的旧货，我无所谓。但是我要住好房子，买好钢琴，这个是我的爱好，我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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