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中国为何对日本增常草案说不

“入常”四步曲　　向春／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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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中、美、法三国驻联合国代表讨论安理会改革决议草案

资料图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

　　6月1日下午，纽约联合国总部。

　　会议厅的大门开了，王光亚并没有第一个走出会场，他和意大利、阿根廷、韩国等国的驻联合国代表们走在一起，面色严峻。

　　王光亚走到早已等候在旁的记者面前，做了一个简短的表态，语调平和：“四国联盟

提出的要求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决议草案危害联合国改革进程，如果四国下周将这一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中国将投票反对。”

　　人群中的嗡嗡声一下子响了起来，“Veto(否决)？”似乎有记者提到了这个词。

　　不等记者提问，王光亚默默转身，离去。

　　王光亚刚出席的是“团结谋共识运动”组织的闭门会议。(“团结谋共识运动”是联合国内一个非正式的国家联合体，由意大利、阿根廷、韩国、巴基斯坦等国牵头，他们坚决反对增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当下主要的就是要阻击德国、巴西、日本、印度四国“入常”。)日本、德国、巴西和印度“四国联盟”正在极力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简称“入常”)，而“团结谋共识运动”则在极力阻止。两股逆冲的水流，在联合国里搅起了一个大漩涡。

　　在“四国联盟”准备在联合国大会强行表决决议草案的当口，中国就这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反对”这个词在中国代表口中空前明确。

　　对于中国此次明确说“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的解释是：“四国集团”在各方对改革方案尚未达成广泛一致的情况下，匆忙提出并强行推动表决其框架性决议草案，不利于联合国会员国的团结，违背了联合国改革的初衷，有损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四国集团’提案的要害就是这三国把自己死死捆在日本的身上。”中国的网民则如是说。外界也普遍认为，中国此次明确反对，日本的因素是关键。

　　中国必须在此时明确态度，因为日本已然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而中国也已明确表态，支持印度、德国、巴西三国“在国际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面对百年的恩仇，中国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还在不断挑衅历史的日本进入“世界的决策层”。

　　在中国网民们眼里，这次表态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们用“中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样的评论来表达内心的振奋。也有人说，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之后，现在终于进入了“硬起来”的新时代。

　　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联合国、在中国代表团内部，中国的这次表态反而没有激起什么波澜。用一位中国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话说，“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几十年来，中国在日本‘入常’的问题上的态度一贯如此，而且在之前的几次不公开的非正式讨论中，中国代表团也早就说过类似的话了，无非这次就是公开讲了讲……”

　　日本：48年的经营

　　“对不起，请再过15分钟后给我来电话。”北京时间6月8日凌晨1时多，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冈村在电话里对本报记者说。尽管冈村先生语气和蔼，但此前，他和他的助手已经9次说“再过15分钟”，这实际上是在对采访委婉地说“不”。是忙碌无暇？是无心受访？还是另有原因？记者不得而知。

　　透过话筒，记者能感觉到冈村先生以及其助手的周围，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也有人在急促地讨论问题。如何回答确实是一个难题。因为毕竟他们在加入常任理事国的路程上，已经奔跑了48年。

　　长期关注日本与联合国关系的肖刚教授告诉记者，日本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目标并非心血来潮。甚至可以说，从1956年加入联合国的第一天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理想就开始在日本心中不断升腾。

　　前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总秘书林国迥先生则提供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我在联合国工作的几十年中，来自日本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长期坚持开定期碰头会，互相交流信息，讨论工作进展，而这当中，争取‘入常’正是他们每次开会的核心议题。”

　　日本加入联合国短短一年之后，就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尽管1957年的日本刚从战争的废墟中喘过气来，但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就已经忍不住在回忆录当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才一年就获得了这样的荣誉，如实地表明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但是日本的)权限还远远不及五大国。”

　　终于，在1970年的联大上，日本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提出“考虑常任理事国资格”。初具规模的经济发展固然触动了日本尘封多年的大国梦想，但是，在肖刚教授看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才是对日本最大的刺激。

　　“当中国恢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已是大势所趋的时候，日本就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个它瞧不起了100多年的邻居，随时就要到它的前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因素’就成了日本‘争常’道路上挥之不去的压力，还有动力。”

　　政治上天然的缺陷限制了日本在国际和平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但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给了日本另一条权力管道———以财力做后盾。日本认捐了将近20%的联合国会费；靠经援为交换，日本得到了相当数量国家对其“国际责任”的赞誉。大量日本籍官员不惜血本竞得了联合国的诸多重要职位；而更重要的是，1992年6月，日本国会最终通过了“对国际和平维持活动合作法案”，在这一法案下，1992年，日本正式向柬埔寨派遣了600名士兵和75名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当时主管柬埔寨事务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正是日本籍官员明石康，而参与国际维和任务也正是联合国赋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重要责任之一。

　　对大国地位的争取，日本不放过每一个细节。“1995年《核不扩散条约》终于讨论定案，开放各国签署的时候，联大第一委员会认为应当由五个有核国家先签，这样其他国家才能放心。”林国迥先生介绍说，“但是日本代表会同美国代表突然提出，应当按照各国批准的顺序签署。我当时负责这个条约事宜。后来一查才知道，原来美国和日本是最先批准条约的国家，这样日本就能跟在美国后面第二个签名，而中国只能排在第三位了。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五大国先签了字。”

　　日本这一切的努力，目标都明确地指向常任理事国的位子。这样，到了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1995年，日本的感觉中，当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然是水到渠成。

　　事实上，安南并不是第一个表示支持日本“入常”的联合国秘书长，1993年的加利秘书长就说过同样的话。而直到1994年底，在反对日本“入常”声音最响亮的亚洲，都有不下十个国家公开支持日本。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士似乎的确有理由“低调”一下了，他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讲中甚至懒得再提一提日本“入常”的事。然而最后的结果完全出乎了所有志得意满的日本人的意料：在联大上点名支持日本“入常”的才区区十来个国家，在亚洲更是只有蒙古。

　　事后就连日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它目前还没有“作为亚洲代表发挥作用的领导能力和威信”。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日本再一次催促拉开了安理会改革的大幕。芸芸各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圆形会场上，你唱罢，我登场，戏文渐入高潮，而日本又一个十年的酝酿，能换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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