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贝贝 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在治疗神经症病人的过程中，发现除了生理性的病变外，症候大半肇因于心理上的过度压抑，这些压抑并不为当事人清醒地意识到。在对病人的治疗、观察与研究中，弗洛伊德逐渐构思出一幅人类内心世界的图景，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内心世界可以分为意识与无意识。人的精神活动好像冰山，只有很少一部分浮现于意识领域，而具有决定意义的绝大部分都淹没在意识水平之下，处于
无意识状态。后来，弗洛伊德更为细致地区分出，人格结构最底层是一种叫做“本我”的东西，“本我”总是处于无意识领域。“本我”包含的“力比多”——即性欲内驱力——成为人的一切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本我”总是遵循快乐原则，迫使人们满足它追求快感的种种要求。从整个社会的观点看来，这些要求往往是违背道德习俗的。于是，在“本我”与社会现实环境之间出现了一个调节者“自我”。“自我”的任务是尊重现实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帮助“本我”实现要求。“自我”既要防止过度的压抑给人造成危害，又要避免和社会道德公开冲突。人格结构里面的最高层次是“超我”，它是代表社会利益的心理机制。“超我”总是根据道德原则，将社会习俗所不能容忍的“本我”压抑在无意识领域。
简言之，我们可以将“本我”理解为放纵的情欲，“自我”是理智和审慎，“超我”则是道德感、荣誉和良心。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并不因为不在日常思维的阀限内就不起作用或少起作用。那些滚滚奔涌的“力比多”总能不失时机地夺路而出，以玩笑、失语、笔误、口误的形式出现。在夜里，它则化身为梦的导演，编排出令梦中人惊愕不已的戏剧。严重的时候，身体的部分机能甚至失去了控制，“不由自主”地演变成歇斯底里、强迫性恐惧、焦虑性精神衰弱等等。于是，神经症产生了。再进一步往前追溯，压抑的源头与早期的儿童经验息息相关，对于这一经验的描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又有一个重要命名：“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文化研究有何启示性的意义呢？我们知道，精神分析是建基于与病人的谈话疗法之上的，事实上，对于病症与无意识的诊断与接近，来自于对语言的分析、解码，通过对于症状性文本的解读，分析师可能刺穿病人的自我防御机制与检查机制，追溯、挖掘到患者受压抑的欲望与无意识。社会文本(不论是就用语言书写的“纯”意义上的文本，还是就社会普遍性的文化病症而论)在这个意义上类似于梦的运作，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无意识的象征性满足，由于梦的检查机制，我们所梦见的梦(显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梦(隐梦)，这个真正的隐藏其后的无意识，必须经由我们对梦的分析，揭穿梦波诡云谲的运作，或可洞穿一二。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指出了梦的主要两种运作方式：压缩与移置。压缩是将众多类似的因素凝结在一个点上，移置则利用任何近便的、邻近的指示物来代替无法明言的“原本”。在社会文本中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谈话疗法，发现哪些文本完全服从于当时社会的象征系统，哪些文本则呈现出了无法发言的高度身体化的病症，通过对于语言移置、压缩、矛盾、空白、暧昧的各种修正层面的刺穿，恢复被压抑的历史记忆与创伤，在与文本对话的互为主体中，重新回到病症的“始发性情境”，探查精神阉割的文化脉络与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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