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杂志：严事宽人

　　其实，人的头脑灵转不息，想的最多的是“人”自身：人从哪里来，人到何处去，怎样做人。就社会生活而言，想的最多、思之最苦的，恐怕是“怎样做人”了。从各种人文学说，到儒、释、道、基督教、伊斯兰教，其要谛莫不在阐释、教道怎样做人。

　　做人，要经漫漫岁月，历无数人事，尝百般甘苦，受万种艰辛，撒手西去之时，常常还留下诸多遗憾、感慨。难怪人们说“做人”是一本一辈子念不完的书。做人实在“繁”

而“难”。不过，若删繁就简，剖难见易，最要紧的，大概是待人待物了。因待人待物于做人十分要紧，故古往今来论及于此的书籍汗牛充栋，名篇佳句不计其数。许多著作，道出了做人的境界，不少篇章写到待人待物之法。境界，当潜心体悟；方法，可引以为鉴。但我总觉得，欲知如何待人待物，仅靠读书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要靠自己于实实在在、平平凡凡的工作、生活中去感受、总结、升华。

　　若为群众，待人待物，是一种修养，是一种追求。若为干部，相当一级的官员，那就不仅关系独善其身，而且涉及党的事业，他人的命运。吾工作三十多年，大多年月在出版界渡过。出版界成就辉煌，可也铸过大错；迈步金光大道，也曾蹒跚于羊肠小路。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我深感受益匪浅。几十年时光，听上级指示，向同事学习，老老实实做人，脚踏实地做事，不知不觉过来了。其间，有成功的欢欣，也有失误的痛楚，不眠的思索。如今，跳出圈外，回头看看，那些脚印歪歪斜斜；扪心想想，于待人待物，倒也并非一无所得。

　　所谓待物，有待物件，如金钱名利、车马貂裘之类；有待事件，大若出版改革，出版社办好办坏，小如一本书畅销或出了毛病等等。所谓待人，无非是待他人、待自己。对待事件，特别是那些成为问题的事件，对待他人，特别是那些有过失的人，几十年来我并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什么原则，可细细想来，又觉得影影绰绰有些遵循。

　　有同志认为我对事严厉，有时近乎苛刻。其实，我只是觉得做工作就不能马马虎虎，离开了一件件具体的事，哪来党的事业！认认真真尚且担心做不好，岂能粗心大意！我只不过于事有些要求而已。

　　一曰弄清情况。此事缘何而起，有“几寸几分”，结果如何。对于“大概”之类的说法，吾总希望把“大概”的事尽量剥去多些，离“确定” 这个核心近点。对“可能”之类的分析，常企图找到一个“就是”。我这个人，说悄悄话都像在吵架，而且常常由点射变连发，不时把人追问得十分不快。加之又好钻牛角尖，常常固执地抓住不放，不时使同志感到有意与之过不去。其实，除非本来就不想办事，只是说说而已，那么“大概”“可能”就够了。若真想解决问题，“大概”谁也不愿意雾里看花，“可能”没有一个人甘心盲人摸象。

　　二曰确定性质。弄清情况是确定性质的基础，而正确定性，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病在肝脾还是在肠胃，是实热还是虚寒，用药大相径庭。一本书，是色情淫秽读物，还是夹杂色情内容的读物，或是格调不高的读物，如果定性不准，处理就会失当。世间的事务纷繁复杂，其界限往往不似刀劈斧凿的那么清晰，这使得准确定性非一易事。若一时很难定准，不妨留有余地，先以性轻者待之。宁不足而不过，代价较小。我们吃“宁左勿右”的亏，实在太大了。

　　三曰分清责任。事皆人为。若一事仅为一人所为，其责不辨自明。但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很难独来独往，且事情总有前因后果。工作中的事更常常多人经手，因此，一件事发生了，不能不分清责任。不少事情之所以一再发生，窃以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责任不清：许多人都有责任，可谁也没责任！“法不责众”，于是不了了之。既然可以不负责任，则无人把关守土，同一事再次发生就不足为怪了！我很拥护“守土有责”的说法。一事无论多少人经手，各个岗位都应有自己的职责。责任可因岗位的不同而分解，不可因多人承担而消失。

　　四曰亡羊须有补牢之举。究事之根本目的，是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若就事论事，不制定纠正的办法，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措施，无异于追究、感慨亡羊而不思补牢。听人言，道路交通的许多规章，缘自血的教训之后的“补牢”措施。此地有坑，插上一块引导牌；彼处危险，安上一盏警示灯。这些点点线线为大家标出了安全行车线。出版界的规章制度，不少也是这样产生的。因此，我在听取“检讨”之类的话时，若当事者无切实可行的补牢措施，是不会让其过关的。

　　如前所述，事皆人为，故究事免不了要究人。究人比究事更不易，除其他种种原因外，特别因为究人关系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事业前途。我看过一些书，深感历史上，因误、错、过，伤害的人实在太多了！当能对究人发表意见时，我告诫自己必须慎之又慎，并暗暗在心中立下了几条。

　　一曰，以医为范，治病救人。良医实有令人钦佩之处，解人于痛苦之中，救人于危亡之间。即使平平医家，也不忘治病救人之本。吾尝因未能学医而遗憾。不过，工作多年以后感到，虽不能行医，却应以医德待人。莫说身负一官半职，即使平民之间，帮人、救人之意多多益善，伤人、害人之心半点不可。一人犯错，只要不是踩了红线、触犯刑律，就应当全力救治，立足于教育。帮助提高认识，用十分力气；组织处理，能轻的决不重。我们常说，组织处理是帮助、教育的一种手段。我赞成这个说法，但前提是“处理得当”。若一副药下去，本来行走如常的人却瘫了，那何谈救治。

　　有人说我对犯错的人“雷声大而雨点小”，我不大赞成。因此言有虚张声势、说得多做得少、华有过而实不及等意，而我是实心实意的。虽然“对人要宽厚”之说曾经受到非议，但对人厚道一点有什么不好！不过，若把严厉的批评比作“雷声”，把慎重的处理比喻为“雨点”，那的确有点大、小不等。特别是对于我这个嗓粗声洪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二曰，实事求是，切莫苛求。古之君子其待人也“宽以约”。宽者，宽厚、宽容、宽大之意；约者，我想就是不苛求、不求全责备吧！我等虽不能自诩君子，但对人的是非不夸大、不缩小、不苛求于人，是必须做到的。为人本应如此，何况自己还是一个干部呢！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告知，故意夸大是非、潜心整人者有，但为数不多。然而，是非为何常被夸大，多为“分析”所致也。某人违犯了出版工作的某项规定，如果分析说：这条规定早已公布，你现在还违反，岂不是明知故犯吗？这条规定是上级规定的，你岂不是故意对抗上级吗？若真是这样，错就大了。从理论上说，身为出版工作者，应熟知有关规定，但不能因此就断言凡是违反某一规定的都是故意的。公路交规是公开发布的，且凡司机都经考试合格。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每一个违犯交规的人都是故意的。或因前车挡住了视线，或因躲避行人，或因道路不熟，确有非故意犯规者。从事出版工作比开车复杂得多，恐怕更不能说凡出差错均为明知故犯。有的书出问题，往往是因总编辑、社长不负责任，没有认真审稿所致。不负责任，官僚主义当然是错，可与明知故犯有别。将应知而犯说成明知故犯，既不符合事实，也苛求于人。有些书出差错，是因当事者经验不足，知识不达而致。不足、不达固然应该提高，但要求一个人天文地理、上下千年、世事人情无不知晓，恐怕也太苛求了吧！至于对抗上级的推理，更有无限上纲之嫌。上纲的结果，必然夸大是非。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的待人待物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曰，慎把分寸，宁亏勿盈。对人的处理，错事不可夸大，错责亦应恰如其分，以使恶得其罪，过得其咎。不过，由于事物的复杂性，有些界限难以划分，分寸不易把握，常常使对人的责罚在稍轻、稍重两可之间，凡遇此类似情况，吾宁可先就轻者。撤职与降职难定，宁可取降职；记过与警告难分，宁可取警告；警告与教育可选，宁可选择教育，如此等等。责罚一人，关系重大。党培养一名干部实在不易，若我们责罚不当，则可能毁之一旦。一个干部，往往几十年风风雨雨，熬得一官半职。作为上级，一念不慎，则可毁了人家十年、二十年的“道行”。虽然不能以功抵过，但责过时不能无视其功。我们不是常说要历史地看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吗？念人曾做过有益的事，责罚时就低不就高，也不失情理。吾体行责人“宁亏勿盈”的原则，还因我认为责之不足补责容易，而责之过分要纠正就实在太难了！

　　四曰，设身处地，以己及人。平日里，讲干群平等、上下一致，固然十分重要。但是上级对犯有过错的下级平等相待，实在更为要紧。你在上，他在下，本来就不对等。加之他犯错，你处理，你更是居高临下。这使得平等可贵而不可缺。此处讲平等，除了不歧视、认真倾听对方意见等之外，最重要的是做一番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位置上认真想想。此事有何主观、客观原因，若我去办会如何；此事与上下左右有何牵连，若我遇上会如何处理；把拟给他的处分放在彼情彼景中你的身上，你有何感受？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此话曾受到非议，但在处理同志关系上是否应当如此，恐怕回答是一致的。

　　另外，此处谈平等，还要过感情一关。对于有过错的同志，不能因好之而减轻责罚，亦不该因恶之而加重处分。不论亲疏，平等相待，我等应有这样的胸襟。

　　以上种种，有同志替我概括为“严以待事，宽以待人”。其实，我真没有静心想过该如何概括，只是觉得待人待事，关系党的事业，涉及他人利害，显露自己的人格，不可不慎。

　　当然，若严以待事成为夸大事实的借口，宽以待人变成姑息过错的理由，那就大失吾之本意了！云溪子/文 贺晓科/图

　　相关专题：《求是》-《小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