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从决策层面升级浙江经验

　　2005年3月22日，习近平又来到浙江淳安县视察，这里是他对口联系点，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两年多以来，他已经7次来到淳安。熟悉习近平的人都知道，他非常喜欢到基层去走走看看。通过这种方式，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民情政情，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从决策层面进一步提升“浙江经验”。前人留下的影响、波及全国的“浙江经验”，对习近平不啻是一大挑战。

　　曾想扎根农村

　　知情者透露，习近平由福建省省长任上调来浙江主政，原本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前，他有思想准备，组织上可能调他到陕西省或西部某省工作，因为他与陕西的渊源要深得多。也许是因为浙闽相邻有诸多类似，也许就是考虑到对“浙江经验”的思路对接，习近平最终没去陕西而来到了浙江。

　　习近平对农村的感情，正是源自他在陕西的那些岁月。

　　1969年，15岁的习近平插队落户来到陕西省延川县一个名叫梁家河的小山村。北京来的知青习近平很快融入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一到晚上，村里人就爱跑到习近平的土窑里，听他侃大山。习近平给父老乡亲讲大山外的世界，讲古今中外的事。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喜欢找习近平聊天。习近平酷爱学习，白天干活一整天，深夜还要在煤油灯下读书，读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书。

　　1972年8月，习近平作为知青积极分子，被延川县抽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路线教育。1973年冬天，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年冬天，习近平带领社员到寨子渠打坝，天寒地冻，河渠里冰块很厚，不处理掉，春天一融化，坝就塌了。工地上，习近平做了下渠挖冰的动员，便第一个跳进冰水里。看他干起来了，社员们也纷纷脱掉棉袄、棉裤跳了下来。习近平带领社员们白天干晚上战，给村里打了十几道土坝，治理了好几条烂沟。

　　习近平还发动社员们大办沼气，解决烧柴问题。当时，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曾专门到梁家河召开推广现场会。

　　一晃就是30多年，2005年3月22日，习近平到淳安县视察的时候，还参观了下姜村的沼气池。习近平仔细察看正在建设中的沼气池，不时向镇村干部和施工作业的 村民询问有关建设、管理和经费落实使用情况，他风趣地说：“我曾经是建沼气的‘专业户’。30年前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当党支部书记时，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村。当时还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一定要把建沼气这件事办好，让群众真正受益。”

　　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读清华大学，临走时，家家户户都请他吃饭。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没上山干活，排了很长很长的队送他上路，足足送了他十多里。

　　习近平哭了，他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想走，就在这里扎根农村一辈子。”一个和他非常要好的青年农民大声对他吼：“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我们就有条件去北京，要不然去北京没有人管我们的饭。为了我们将来看北京，你非得走。”十几个年轻人步行60华里送他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又一同到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山里人第一次照相，用了5.50元钱。习近平要付钱，同伴们不让，你三角他五角就凑够了。

　　2003年11月，陕西省省长贾治邦率领代表团来浙江招商、取经，习近平对他们说：“陕西是我的故乡，我在那里生活了7年，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衷心祝愿家乡经济发展得更快更好，祝愿家乡人民幸福安康，早日过上全面小康生活。”

　　正是对老乡，对农村的这份感情，让这位来自田间的省委书记走到田间地头就特别来劲，到农村视察，他往往水也顾不得喝，就挨家挨户地转起来。

　　一位曾多次跟随习近平出访的记者说，习书记的精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比不了。有一次在四川视察当地一批浙江省的对口扶持县，因为地处高原，很多干部都支持不住，中途退了下来，而习近平不仅从头坚持到尾，更是随时随地走下汽车，走到老乡中去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

　　让浙江更和谐

　　习近平一到浙江，就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调查研究。

　　浙江省GDP近几年来位居全国第四，民营经济非常发达，老百姓富足而安康。这种怡然自得的状态，得到了政商两界的认可。许多人以为，到浙江做官省事，政府只要提供服务，经济自有下面的干部群众搞，把现有局面稳住就好。

　　但是，这位新来的省委书记，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在入主浙江的两年多时间，以他为首的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很多决策，这些战略举措无不切中肯綮，为浙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习近平说：“浙江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在许多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比全国先期遇到，比如促进社会公正问题、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社会治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显性化与群众越来越高的预期，在一些方面已成为突出的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够和谐的问题，就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良好的和谐社会运行机制。”

　　和谐，作为浙江发展的更高目标被提了出来。与之相呼应的是，省委省政府还提出了绿色浙江、平安浙江、数字浙江、文化浙江等一系列目标。而统率这一系列发展目标的核心，正是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2003年3月，习近平在关于《浙江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讲话中提到，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特色和生态环境优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经过20年左右时间的努力，基本实现人口规模、素质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把浙江率先建设成为具有比较发达的生态经济、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生态家园、繁荣的生态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省份。

　　这一提法在当时颇有前瞻性。近几年，浙江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普遍的能源供给不足，土地资源紧张等不协调的情况，也反证了两年前习近平的这一席讲话，当时已经点到了现实经济运行中的症结。

　　“平安浙江”的提出，也是源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浙江已经成为全国报案数量最多的省份。因为经济发达，浙江聚集了数百万外来人口，这是促进当地建设的一支有生力量，但同时对治安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加强市场制度环境和社会法治环境建设变得愈加刻不容缓。

　　在一次会议上，习近平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全面的，必须构建和谐社会。去年，海宁发生了特大火灾，焦点访谈曝光了个别地方的色情表演。为什么浙江生活那么好，还会出事故？这说明你这个地方不光要经济发展好，还有协调发展的问题。”

　　有学者称，所谓“浙江经验”，概括地说，就是依靠民间力量和民间资本，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和民办市场的发展。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即公众享有自由选择、自谋发展的权利。但浙江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制度和法治的基础建设，已经成为确保其继续沿着正确道路发展成为“好的市场经济”而不致转向“坏的市场经济”的关键。

　　“浙江经验”是习近平的基础和起点；“好的市场经济”亦即“和谐的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习近平及本届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的理想和宏愿。当然，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能在“浙江经验”设定的基础和条件下跨越多大的步子，能否如愿打造出一个更为鲜活诱人的“和谐浙江”，仍有待于其施政理念和政策方略的应验。人们有理由期待，亦仍须继续保持审视的目光。

　　做官，讲求官德

　　2004年10月，习近平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用权讲官德、用权讲原则》一文。文章中，他给“官德”下了定义：“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这是个历史的范畴。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要求统治者一是要以道德作为政治的根本纲领。‘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要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要想达到‘正’，就要自省、自律、自责、克己，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虽然古代官德修养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但政治文明具有继承性，如果扬弃其中的封建内容，有些东西至今仍然值得借鉴。”

　　身在官员的位置上，从政哲学是每个官员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谈“官德”的文章是习近平对为官哲学的总结，是他对新时代条件下如何成为一个被群众认可的官员的思考。

　　从习近平此前的从政轨迹中，可以清晰地找到一条脉络，一条“为政以德”的脉络。

　　1982年，习近平从北京下派到河北正定县挂职锻炼。在正定工作期间，他以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为依据，模拟建造了“荣国府”，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这个大胆的计划远远走在了时下风靡的各种影视基地之前。此外，习还积极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正定县的改革走在全省的前列。

　　当时，作家柯云路以习近平在正定县的事迹为蓝本，写出了长篇小说《新星》，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新星》，收视率创纪录达到了92%，“李向南”的名字一时名扬四海、家喻户晓。有评论称，《新星》的成功之处是为观众展示了当代中国的种种社会现象、种种现实困难，把改革者李向南置于其中，无疑是为了提供一种改革可行性的实验。

　　1985年，习近平由正定调到福建。

　　在福建厦门担任副市长时，习近平经人介绍认识了后来的结发妻子——彭丽媛。彭丽媛是我国著名的歌唱家，两个公众人物组成的家庭，注定要受到更多的关注。婚后的生活，彭丽媛因为工作的关系留在北京，而习近平则一直在地方工作。

　　两人总是一南一北遥遥相对。彭丽媛说，有时好不容易回去一趟，习近平又下乡或开紧急会议去了。而她回去的时间，往往只有几天，回去了，常常也是她一人在家。

　　甚至1992年彭丽媛临产的日子里，习近平也不能陪伴她。那段时间宁德地区遇到强台风的袭击，习近平去了抗洪抢险第一线，整整三天三夜都没回家，更不用说到医院探望彭丽媛和孩子了。

　　福建宁德地属闽东丘陵，习近平跑遍当地的穷山恶水，在前任创下的基础上，他和一班人带领群众努力奋斗，使宁德地区的脱贫率达到96%以上。

　　在宁德，尤其令百姓拍手称快的是习近平的“反腐败”。当时，宁德地区党政干部盖私房成风，习近平下决心清除“摆在马路边的腐败”，统一认识，限期清除，有人说：“你这样做不把当地的党员干部得罪光了吗？”习近平怒道：“我们是得罪几百个还是得罪几百万？是怕少数还是怕多数？是为了法制还是为了乌纱帽？”

　　到浙江以后，除了抓经济发展、抓社会和谐，习近平在整顿吏治方面，也凸显出了自己的风格。

　　2003年8月，习近平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指出，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不能形成“唯票”导向,不要片面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否则就会酿成干部当“老好人”的倾向,不敢为工作得罪人,甚至搞拉票、贿选。

　　时下一些领导干部发现群众投票的重要性后，就一门心思在如何“赢票”上做文章。一些干部大搞“微笑外交”，左右逢源，吃吃喝喝，处处讨好人。习近平以上这番话即由此而发。

　　2004年7月，在浙江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给与会的省直单位、各市县领导细细地算了“三笔账”，即利益账，法律账，良心账。他严肃地要求领导干部增强自律意识，实行自我约束，清正廉洁、勤政为民。

　　省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经过较长时间的近距离观察，如此评价习近平：正派，公道，务实，宽厚。此人能做实事，不会作秀，更可喜的是思想也比较解放。

　　一般的机关干部则说，习书记的讲话，往往一语点中要害，对于丑恶现象，从来不留情面。

　　作为名门之后的习近平，也许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但他沉稳厚重的底气，更源于自己切实的历练和积蓄。

　　《论语》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是习近平经常引用的一段话。

　　习近平的“名门”背景

　　百度搜索引擎键入“习近平”三个字，关于这位省部级干部的“相近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习仲勋”，另一个是“彭丽媛”。这是一个由公众人物组成的家庭，百姓对这些人物的关心，也反映在搜索引擎关键词的键入频率上。然而，习近平本人面对这些始终保持低调，这倒并不是刻意为之，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习就是这样的人。本刊记者 赵奕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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