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贝贝
自李陀——这位80年代中国文学变革的主将之一在《上海文学》发表《漫说“纯文学”》以来，对“纯文学”、“回到文学自身”、“文学自主性”这些在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场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文学观念的清理与反思，成为近期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纯文学”概念是80年代文学界未曾得到明确阐释但大家心领神会的一个对“文学”的共有观念。所谓“纯”，意味着文学不是阶级斗争的图演，不是政治的从属物，它有其自身的规律与本质。80年代一个著名的比喻是：文学这驾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重回文学本身”。人们设想有一种摆脱了“阶级、社会、国家、政治”等等这些在过往中国人的生活中已经熟极而腻充满虚伪与空洞的大概念的“纯粹”的文学，这样的“纯”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对“纯文学”的想象沿着两条文学实践路线展开。一条是对内心纵深的开掘，个人内心的波澜起伏、幽微悸动得到了细致的展露。对“纯文学”的追求还体现为对文学形式的高度重视。在“写什么”与“怎么写”的反复讨论中，“怎么写”终于压倒了“写什么”，形式第一次扬眉吐气地推翻了统治当代中国文学几十年的题材等级制。从意识流、荒诞、魔幻现实主义到先锋派的“后设”，形式革命大幅度解放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生产力，使80年代文学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应该承认“纯文学”观念在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有它的文学“先进性”。相对于已经僵化的革命文学、“伟大历史”之下面目模糊的“人民”，个体琐碎然而真切的生活经验、内心痕迹进入了文学，它是对抽象的社会历史的“人”的恢复。“纯文学”写下了它80年代解放的一页。
然而当历史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市场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纯文学”观念开始呈现出它保守乃至蜕化的一面。文学自觉自愿地退出了公共领域，满足于脐下三寸的凝视和书斋里的语言工艺。形式解构退化为形式游戏，个人则成了悬浮于社会与历史之上，只剩下身体和欲望或小资感伤主义的“私人”。这种文学的“历史辩证法”不能不说与隐埋在80年代“纯文学”观念里的现代性个人主义想象有关。在80年代的现代性想象中，个人是一个抽离开社会历史的自足主体，文学审美(或用80年代更为流行的一个词：“诗化哲学”)则是通达主体自由的重要途径。在这种个人神话中，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塑造与限制成了作家与批评家的意识盲点，作家将文学自我设限于个人，似乎只有个人的内心、形式的探索才是值得文学大力书写的对象，而当经济个人主义真的成了市场时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而个体的自由与解放并未如期而至，并且陷入了另外一种资本的等级制度与权力关系时，文学的个人主义几乎无力应对这种历史发展的诡计。
反思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观念，实际是为了重新激活今天文学的活力。布莱希特说过：不要怀念过去的好日子，要立足于现在的坏日子。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与社会文化环境，而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文学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微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无可作为。“阶级、政治、革命”的大概念也许正在渐次退场，“利润、效率、消费”的意识形态剧目已经上演，在全球中产阶级风景的背后，依然有着被现代性的进步风暴遗忘与忽略的角落与心灵。文学是作家的感性洞见对意识形态幻象的去蔽，它保持了一个社会文化空间的丰富与活力，保持了人类的批判精神与乌托邦想象的潜能，这是文学仍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