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像泡菜坛子越泡越香

　　6月9日至1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北京和北京”系列活动设立在老城区的几个分会场，原住民、房地 产商人、规划师、建筑师、电影导演、记者、大学生等各色人等，围绕现代化与旧城改造的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报驻京记者 石岩

　　6月9日，北京什刹海边上的两层仿古建筑“望海楼”在建成11年之后，首次打开了大门。第一批踏进大门的人发 现地面上的尘土有一寸厚， 墙地天花六个面都是粗糙的混凝土，像烂尾楼一样裸露着空洞和呆滞，这和雕梁画栋、油彩鲜艳 的外表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北京和北京——现代化与旧城保护间的挑战”展览活动的一个会场。

　　借展览的光，四周的居民第一次得以走进望海楼的大门。直到去年，防护板一直把他们和望海楼隔绝开来。“一到夏 天，热得不行！”住在马路对面的刘阿姨眉毛都竖起来。“以前我们这就是水边了，夏天风吹过来凉快极了。这楼一挡，风也 吹不过来了。”

　　刘阿姨说，望海楼的一部分侵占了临海的便道，另一部分，是在“填海”之后盖起来的。楼前一棵成人可以环抱的杨 树，被说成由康熙的孙子手植。

　　“太恶心了！要篡改历史！那棵树是我们瞅着长起来的。”一早一晚歇凉的时候，刘阿姨开的“爱海之友小卖部”门 口，望海楼总是闲聊的街坊们埋怨的对象。

　　树从房脊里长出来

　　望海楼是“北京和北京”活动艺术及建筑展览会场。会场的背景是望海楼粗糙的混凝土墙面，策展人吴华在一些角落 支起脚手架，拉上黑色的鱼鳞网，摆放“危险，请勿靠近”的标识来强化“工地”的效果。一些铁皮制成的胡同铭牌钉在四面 的墙上，或者成堆散落在地上。甘露胡同、邱家胡同、半截胡同、玉芙胡同、永泰胡同、马厂胡同、黑虎胡同……它们已经消 失或者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

　　温子先把数十辆残破的自行车用钢丝密密麻麻地编在一起，有的车丢了座子，有的轱辘是扭曲的，有的断了辐条，所 有的车都被喷上白粉，它们曾经是四散在城市角落的主力交通工具，现在，它们的遗体被收集起来连缀成一堵白色的墙。

　　邵帆把古旧的太师椅和现代的板式家具嫁接在一起。“传统”和“现代”，“现代”对于“传统”的破坏以直观的方 式地被呈现出来。

　　按照吴华的设计，展览的入口设在望海楼东侧门。“观众从这个门走进来，经过曲曲折折的水榭，享受后海开阔的水 面和微风，夕阳泻在身上，简直美得不行。可是一走进那个黑洞……对比会更强烈。”

　　吴华说的黑洞，就是望海楼内。她心里有一张可以缩放比例尺的地图。“望海楼是一个工地，整个北京就是一个大工 地。”

　　在吴华心中，理想的布展是“实地游览式”，观众在走过水榭和“黑洞”之后，到周围的胡同转一转，之后向东，经 过与后海比邻的烟袋斜街和二环边上的国子监，再经过平安大街东头的南新仓，到二环和三环之间玻璃房子正在拔地而起的幸 福三村，“一条线走下来就是从老北京到新北京。”理想的布展方式没有实现。但与展览同时进行的、有关“保护老北京”的 若干讨论都选在“实地游览”的节点上举行。这些节点代表“老北京”的几种命运。

　　SARS之前，烟袋斜街一脸素净，街边的民居、道观保留着多年不变的古朴。北京市政府25片历史街区的保护名 单公布之后，斜街上的私房主纷纷效仿已经“起来”的什刹海，将各种油彩涂在小街的脸上。“政府说了，这片永远不拆！” 在街头卖麻辣烫的老北京头也不抬照顾锅里的菜。她的身后，几个外地民工正在往院子里运砖头，对老房的修葺正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房管局对修缮仅作高度上的限制，风格要求是笼统的“仿古”。于是，各种版本的对于“古代”的想象在街边滋生、 复制。今天的烟袋斜街是丽江和凤凰的翻版。

　　国子监街更幸运一些。1992年，在获得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介入到国子监地区的改造中，对区 内建筑、街道、树木进行详细调查之后，拿出了整套改造方案。“这是中国第一张按照实际测绘情况做出的规划图。”当时参 与项目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说。为了保持国子监的文教特色，规划方案要求沿街不得开辟商铺，对房屋外部的修葺装 饰要在古建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尽管与游客云集的雍和宫比邻，今天的国子监街依然保持着她的宁静。

　　更多的老城区没有烟袋斜街、国子监的名气或者人气。吴华曾经站在钟楼上看下面的胡同，“道路和院落的结构已经 被严重破坏了，大大小小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树好像是从房脊里长出来。老城是有病的。”

　　受保护的老城区从25片扩大到30多片，尽管被拆了三分之二，毕竟还有三分之一的老城在。“拆和保解决之后， 老城可不可以动？谁来动？”吴华问。

　　谁配住在老城？

　　以前能动老城的基本限于开发商。为了让更多的力量介入，“北京和北京”把原住民、规划师、建筑师、电影导演、 记者、大学生跟开发商组织在一起。在望海楼、在南新仓、在国子监街和烟袋斜街的茶楼、酒吧，他们讨论“北京城市发展和 社会认同”、“北京的开发和发展对老北京保护的挑战”、“旅游给老北京保护带来的影响”、“老北京VS.当代建筑”。

　　“北京城市发展和社会认同”讨论会开始之前，王小帅导演的电影《17岁的单车》作了国内首次公开放映。电影放 映之后的交流环节，影片的摄像刘杰说《17岁的单车》记录了他对美的认识过程：“1995年，我要在北京安家，一度选 中了什刹海。可是当我走进胡同里的那些房子，我才知道那里没有上下水、没有像样厨房，生活实在不方便。我到郊外去，看 到一些荷兰式的房子，一尘不染，生活设施完备，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0年，为了拍这部片子，我几乎走遍了 北京的胡同，我意识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可是到处都在拆。我选中了一个地方，两个月后实拍的时候，跑去一看已经拆掉 了。2000年底，这部片子拍出来不久，在放映上遇到一些麻烦。有关人员问我，北京有那么多美好的地方，你为什么专拍 灰暗呢？我问他们认为北京什么地方美好，他们说，比如国贸啊。”

　　在“北京的开发和发展对老北京保护的挑战”讨论中，自称参与过多个旧城区改造项目的地产顾问公司老板李忠成为 众矢之的。

　　李忠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老城改造的重要原则——保证相当数量的原住民还能回来——在北京是不可能实现的 。“老城的居民可以分为居住户、户口户、产权户三类，真正的原住民在其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一个7平米的房子可能落着8 个人的户口。所以老城的拆迁成本通常是非常之高的。这种情况下，开发商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建高楼，这对老城的格局是一 种破坏，另一个选择就是把老城区的居民置换出去，对原住民进行更新。随着地皮价格上涨，未来老城将主要发展无污染的高 创意的行业，老城居民可能没有从事这些行业所需要的技能，在城里，他们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上，以前他们去菜市场 买菜，以后可能不得不去超市买菜，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恰当的生活方式。”

　　家住后海的聂先生为“地皮升值之后，老城对原住民是不恰当的生活方式”瞠目：“别提文化消费，就家里过日子那 点事儿，我们这的物价是市区里最便宜的。”特定人群的聚居使得什刹海形成独特的生态环境，尽管四面有高楼和宽马路，在 这个环境里面，老北京们并没有觉得窘迫。“他们开发商应该去开发那些没人的地方，已经有人活得好好的地方就不用把人赶 走了，让他们‘开发’了。”聂先生这样回敬李忠的“好意”。

　　“他的意思我听得很明白：穷人不配住在老城区，你们滚出去，让富人来住！那要这么说，我觉得他也不配住在老城 ，他也不够富，得李嘉诚或者比尔·盖茨才行！”丁艾说。丁艾是老城区的原住民，她的名片上印着“北京旧城保护民间志愿 者”。

　　老城的出路是发展旅游？

　　接下来关于“旅游给老北京保护带来的影响”的讨论中，丁艾和其他原住民成了主角。

　　他们大多是“北京旧城保护民间志愿者”。而这些志愿者中的大部分又是经租房(经租房一词来源于1956年1月 18日的一份中央文件，这份文件提出了对城市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 )的原产权持有人。2001年开始，在零星的上访咨询过程中，这些人慢慢聚集在一起。

　　从6月9日到15日，“北京和北京”的各场讨论，他们场场必到，且有心照不宣的分工：有发言人，有人附议、有 人专司记录。

　　在老外、记者、北大城市规划教授的包围下，做过十几年胡同游导游的老王坐在桌子上，掏出本子和笔，一条一条介 绍他对于保护老北京的心得。

　　老王的第一条是“呼吁政府有效保护北京市内的古树”：“现在什刹海的很多树，叶子是发亮的，那是虫子屎。好些 枣树都得了疯枣病，过两年就得死。俗话说‘要看院子老不老，就看有没有树’，要想保护地道的老北京，这些个都得治。”

　　老王的第二条是“胡同的深层开发”，样本是他几个朋友自主开发的家庭旅馆，“外国人来了，可以踢毽子、弹琵琶 、吃饺子、听京剧”，“效益相当不错”。

　　老王的建议得到了原住民热热闹闹的响应。他发言的时候，丁艾小声告诉记者，去年，民间志愿者们就向有关部门递 过“一份东西”，阐述把老城房屋产权落实之后，可以在胡同里开家庭旅馆，不仅能带来经济收益，也能缓解2008奥运会 的住宿压力……老王的话音一落，丁艾已经站在场子中央：“我在大大小小几个旅社，导游、计调、外联，都做过。很多游客 跟我说，北京旅游多少年都是老五样：天坛、故宫、长城、十三陵、颐和园。自打有了胡同游，游客们总算有了个新去处。据 我所知，现在50％的北京游线路里都有胡同游这个项目，但胡同游主要集中在后海这一片。什刹海现在最少有十二三家胡同 游公司，好多都是黑车，大部分导游都是外地民工，对胡同根本不了解就开始胡抡。就是这样，到了黄金周，黑车、‘不黑车 ’加一块都不够用。”

　　“他们不是要经济效益吗？不是不知道老城保护下来干什么用吗？我们告诉他干什么用！”家庭旅馆、私房菜馆，一 言以蔽之，发展旅游是原住民们共同的结论。

　　“这是最好的。股票你还可能套里头呢，这个，房子是自己的，想经营就经营，不想经营自己住着。到哪天也赔不了 ！”赞成老王和丁艾的戎阿姨向记者耳语。1990年代大规模拆迁开始之后，戎家的6处房产被拆掉了4处。戎阿姨希望， 剩下两处的产权能重新回到自己手中，若有经济能力，她会把两处房子置换成一个“真正”的四合院。

　　城市乌托邦

　　做着“老北京”之梦的不仅仅是戎阿姨一个人。《城记》的作者、新华社记者王军在“北京老城保护的今天与明天” 一场讨论中，用诗一样的语言勾勒了存在于文献之中的老北京：

　　元大都时代，相隔79米有一条胡同，胡同的宽度是按步行街的尺度设计的，所以住在里面的人能体会‘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的意境。胡同是步行的距离，是产生《西厢记》那样故事的距离。如果今天的北京以公交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胡同完全可以满足出行需求。

　　然而事实上，现代北京的尺度是“大马路、小汽车”的尺度。“双向六车道、八车道的大马路在这个城市比比皆是， 可照样堵得水泄不通。”王军说，“北京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九五’期间达400亿元，占GDP的4.3％；‘十五 ’期间预计投入838亿元，占GDP的5.15％。这样的投资力度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可是，现实的北京交通并没有得 到根本缓解。走路不方便了，骑自行车不方便了，乘公交车不方便了，开小汽车也不方便了。”

　　“道路面积率低”、“道路建设的速度赶不上机动车增长的速度”通常是修建大马路的理由。为了弄清楚其合理性， 王军曾采访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杰夫。苏的答复是，“建大马路是不明智的。”理由是，“在一个高密度的路网，我要去一 个地方，如果前方堵车了，我就能方便地改变行车路线，选择其他的途径到达。因为在这样的路网中，一个地点总是与多条道 路相连。而你建一条大马路，也就只能通到一个地方，像北京那样的快速环线，要是堵车了，大家都出不来，只能挤在那里， 使拥堵范围迅速扩大，这是很脆弱的情况。所以，你还不如把一条大马路，分解成许多条小马路，使它们形成系统。”

　　“美国也有过惨痛的教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城市里建了许多大马路，甚至出了一批超大街坊、靠大马路和小汽车 维持的城市。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样的城市是非人性的。”苏杰夫说。

　　城市不止为道路而存在。居住在城市里的人需要城市有亲切可感的多个侧面。王军对于城市的想象和《城记》的灵魂 人物梁思成颇类似。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位置的建议》中对老城城墙的功用做出这样的设想： “今日这一道城墙已是个历史文物艺术的点缀……城墙上面是极好的人民公园，是可以散步、乘凉、读书、阅报、眺望的地方 。(并且是中国传统的习惯。)地下可以按交通的需要开辟城门。”

　　现在，城墙已经没有了，旧城还残存着一些小寺庙。王军认为，这些小寺庙可以成为社区的公共空间，人们在那里会 朋友、聊天、散步……在古之幽情的涵养中完成社交。然而实际上，现存的小寺庙已经很难完成这样的功能，它们有些被大杂 院或者某单位侵占，门洞或者被砖头砌死或者堆满杂物；有些像东直门内大街的药王庙，主体已经被拆没了，只剩下一座庙门 ，旁边是一块被铁栏杆围起来的断碑。

　　与这些有形的改变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些无形的改变。

　　“传统的北京不存在富人区，在很有钱的人家旁边就住着穷人。包括帝王生活中的很多服务都是和地方共用的，比如 皇帝出殡时候用的杠房。”6月14日，参加“北京和北京“系列活动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木盾教授说。

　　事实上，李教授所言的贫富杂居并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

　　唐代的长安城就是按“宫城”、“皇城”、“郭城”严密规划的三重天。宫城是皇帝的寝宫，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 郭城是百姓的居所。郭城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衬托皇权的威仪，另一个是便于官对于民的管理。前者可以从一些数字上得到 印证，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坊墙可以作为后 者的例证：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 买东西，只能到东市、西市——这就是“买东西”片语的来历。

　　城市有了生气，是在宋代以后。“到了宋代，坊墙被拆除了，于是有了《清明上河图》，”王军说，“每个院落是城 市的细胞，如果维持其生命状态，这个城市就像一个泡菜坛子，越泡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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