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民间力量探寻建立共同史观力不从心

　　撰文/赵诣

　　目前合编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宣传，出现了“中韩热，日本冷”的差异，这反映了中韩日三国国内舆论环境的现实，也从深层次折射出民间力量在建立共同史观上的力不从心。

　　2005年6月，历时三年，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正式发行。中方编委会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步平在评价该书出版的意义时称，这是东亚三国向着建立东亚共同史观迈出的第一步。

　　何谓历史观？笔者以为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具体的历史事实，二是如何认识和解读这些历史事实。历史观的基础是史实，核心是对史实的解读。国家不同，写史者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即使是同样的史实，也会衍生出不同的历史观。

　　以二战中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为例，在中韩史书中是侵略，而日本右翼教科书宣扬发动战争的目的却是“解放”，为把“亚洲从欧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由是观之，建立共同史观的前提是共同的史实和对史实相同的解读。如果中、日、韩三国的孩子们果真能读着相同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成长，在读史中能正确认识东亚三国共同经历的那段历史，那东亚未来一代建立共同史观是有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合编的历史读本，的确是“迈出了第一步”，善莫大焉。

　　然而仅有第一步是远远不够的，合编历史读本在三国受到的关注度并不相同。在中国和韩国，媒体对读本倾注了空前的热情，在读本出版前即进行了大量宣传，韩国政府在编撰期间对学者们的努力倾注了大量支持，并在韩文版出版后呼吁企业购买赠送给学校和民众阅读。

　　反观日本，不仅媒体对日文版的发行或不闻不问，或廖廖数语一带而过，而且几乎所有大出版社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出版该书，最后通过只有6个人的“高文研”出版社，出版才得以发行。

　　此外，历史读本在中日韩三国瞄准的目标读者也不尽相同。虽然不是教科书，但韩文版和中文版的目标读者基本以中学生和大学生为主，而日文版的目标读者却定位于成年人，“我们把这本书的读者对象设定为广大的市民，也就是成人，在成人理解这本书后，由他们向自己的孩子传授历史认识。”

　　这种对合编历史读本宣传“中韩热，日本冷”的差异，既反映了中韩日三国国内舆论环境的现实，也反映了民间力量在建立共同史观方面的力不从心。要实现建立共同史观的目标，仅由民间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除了民间力量，谁更应为促进共同史观出力？显然是政府。而遗憾的是，日本政府不仅对有良知和责任感的日本学者与民间人士的努力视而不见，而且其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一直与建立共同史观的努力背道而驰。

　　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日本文部科学省，屡屡为鼓吹皇国史观的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大开绿灯，日本政府的高官(其中不乏内阁阁员)不时跳出来叫嚷诸如“甲级战犯在日本已不是罪人”、“不存在随军‘慰安妇’”之类的怪论，即使是日本政府的最高首脑小泉纯一郎，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声称参拜是内政问题，“别国不应干涉” 。

　　日本首相的历史认识尚且如此，日本政府又怎么会拿出实际行动推动共同史观的建设？可以想象，没有政府的支持，民间的努力只会限于低层次的交流，建立共同史观的愿望无法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在对历史问题的纠缠之中长大的年轻一代，又怎能携起手来共创亚洲的美好未来呢？

　　2005年以来，日本已就历史问题开始分别与中韩两国谈判，这本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如果日本领导人不放弃错误的历史认识，日本政府还坚持纵容日本右翼的错误做法，这样的谈判很可能久拖不决，也很难取得实质上的进展。而参与编写共同历史读本的三国学者们，试图在年轻一代中建立共同史观的美好愿望，恐怕也会落空。

　　(作者系新华社国际新闻研究资深学者)

　　中日韩三国的青少年读着相同的三国近现代史成长，在读史中正确认识三国共同经历的那段历史，才能携手共创亚洲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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