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

　　在我之前采访他的是英国一家著名电视台(BBC)的记者们。看得出来，那是一场激烈的对话。我走了进去，等待 英国记者问完最后一个问题。之后是，我问他：是否要休息一会儿？他一挥手，说：接着来吧。我说：我们不问太尖锐的问题 。他回答：我愿意回答尖锐的问题，请随意问吧--

　　采访-本刊记者高晓春

　　从“臭老九”到劳动模范

　　《中国青年》：提起您，我们常常联想到上海的浦东，联想到中国第一新闻官这样的字眼，很少有人再想起——您曾 经是一名科技工作者，您曾经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过可称道的贡献。

　　赵启正：上大学时，我的专业是核物理。那时候，学这个专业的原因是，国家号召“有志青年要参加国防建设”。为 响应这个号召，我在攀登科学高峰前先攀登“高考高分”，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毕业时，我志愿到国防工业工作。这个愿望 也实现了——我被分配到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从事反应堆的研究和实验工作。

　　在核工业部的这段科研工作，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中国人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那个时期，在核科学方面，不仅美 国封锁我们，赫鲁晓夫也半路撤走专家——在我进入设计院之前，那里的苏联专家已开始撤退了，他们拿着他们的资料，并当 众烧毁。对中国的工程师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刺激！

　　在没有外国的援助下，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进入了第一线。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在年 轻时就站在前沿探索科学的机会，一个为人民立功的机会。毛主席下了决心，我们要搞“两弹一星”，并且，我们成功了。设 想一下，如果没搞出来，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会是什么样？我们能够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吗？我们能够和发达国家 平等对话吗？虽然那时候，我们是勒着裤腰带去发展核武器，但是今天看，是完全值得的。

　　《中国青年》：在核工业部工作的科学家都是无名英雄，因为涉及到保密，你们甚至于不能当劳动模范。

　　赵启正：我在核工业部工作了11年。这期间的1969年5月到1971年12月，我在湖北"五七"干校接受贫 下中农"再教育"。大家都知道，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载人飞船经过十次绕月飞行实验后，终于登月成功，而我 们几千人的科研队伍却到了农村。周总理婉转地提出了意见，周总理说，这些科研工作者都到了农村，难道就不搞科研了吗？ 有一次，军管会问：你们在农村能搞什么科研？我说可以搞放射性育种。什么叫放射性育种？比如，水稻的穗如果很大，它就 会倒伏；如果通过放射性照射之后，它就可能变矮，保持穗大而不倒。农村设备条件很差，做这件事有很多故事，非常有意思 。

　　后来，我调到上海航天局的一个工厂，是做航天设备又做广播设备的工厂。当时，我们的很多重要器件都需要进口。 我初来乍到，他们给了我一个陌生的题目。但由于我的物理和外语比较好，又能很好地与工人同志们相处，所以，不仅很快就 完成了任务，而且填补了国家空白，并且使我们研制的产品能够出口。这个产品就是摄像机的关键器件——叫摄像管偏转聚焦 线圈。它实际上是一个精密的电子光学器件，它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传播出来的图像的清晰度和色彩的重合。当时，这个器件 是从荷兰昂贵地进口。当我们做好之后，不仅不用进口了，还出口到美国。由此，我当上了上海市和航天部的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

　　《中国青年》：因为您是科技界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所以上海市才看上了您？

　　赵启正：当时上海市选拔后备干部有几个着眼点：人民代表、党代表、劳动模范和高级知识分子，等等。当时北京晚 报的记者司马小萌开玩笑问我：你的后台是谁？我说，我的后台是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召唤。可不是吗？邓小平说，知识分 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能选我当劳动模范，我多受感动啊！我曾经是“臭老九”——“臭老九”转变为劳动模范，你们对此 可能难以体会。后来，杭州工人疗养院修复后，我还被送去疗养。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疗养了一个星期。

　　《中国青年》：那一个星期，您是怎样度过的？

　　赵启正：我和各位劳动模范一起聊天儿，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目。

　　我记得我穿了一双解放军穿的那种解放鞋，鞋上还有泥。有位著名老劳模叫朱大先，他问我：你怎么穿了这么一双鞋 来？我说作为旧学校出来的学生，我在湖北省农村参加劳动时穿着这双鞋，我穿着它来疗养，就是想作一个回忆和对比。他说 ，很好，说得好，想得好。

　　人家的优点，我做到了吗？人家的缺点，我是不是也有？

　　《中国青年》：然后是，您去了浦东？

　　赵启正：去浦东是几年以后的事。上海市委给我的第一个任命是上海市工业党委副书记，负责国防工业。在这个地方 ，我只干了半年，然后就调到上海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

　　在组织部里，我也接受了教育：组织部考察干部，要去发现干部的优点和缺点。在这个蔚为壮观的干部队伍里，每个 人都是我的老师，人家的优点，我做到了吗？人家的缺点，我是不是也有？以人为鉴，才明白，只要努力，也能够更好地为人 民服务。

　　如果把最初工作的11年算作我的第一个阶段，那么，这第一个阶段对我的教育是自力更生的教育。这期间的两年半 ，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等到了湖北农村后，我才觉得，农民有资格教育我--是同情教育：人家吃什么？穿什么 ？连水牛都晒得不肯干活儿了，人家还在地里干。中国的农民值得尊敬啊！第二个阶段就是我在工厂的那九年了，它对我的教 育是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育。攻克的那些难关，我只是出些思想罢了，真正动手做成产品的还是工程师和工人们。他们并不排斥 我这个北方人--上海人还是尊重肯干和有才能的人的。而我也尊重大家的贡献。比如专利，我会写一串儿人的名字。有人问 ：专利怎么有这么多人？我就说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不是吗？车床你会做吗？钳工你会做吗？化学处理你会吗？何况这些都 是技师级的人物。

　　《中国青年》：您到了浦东。浦东在您心中到底是怎样的波澜壮阔？

　　赵启正：浦东，是我一生中能看得见的最好的图画，那里面也有我的，算是一丝一毫的贡献。我是赶上了好时代。如 果早生几年，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机会参加这场建设；而晚生几年，又建设完了。所以，这真是一个好命运。

　　《中国青年》：80年代末，我们去上海，是坐着轮渡到浦东的，几年之后，再去上海，我们看到了浦东的巨大变化 。

　　赵启正：我在那儿亲眼看到并经历了这个变化过程，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浦东新区管委会是1993年1月 1日成立的，我是第一任党委书记兼主任。在开发中，我们吸收了世界的智慧、世界的经验、世界的资金、世界的高科技，在 自己的土地上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市区。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机会访问了很多国家，结论："还是俺的家乡好"，是"一天 一个新中国"。

　　我到处去宣讲浦东开发的意义。如何宣讲才能让外国人接受？我最简单的话是这样说的：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 切了。国家间的政治对话是通过首都间进行的，经济对话则是要通过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进行。中国还没有像纽约、伦敦、巴黎 、东京那样的能够进行经济对话的大城市，我们开发浦东，就是使上海尽早成为那样的经济中心城市。

　　《中国青年》：您个人的进步观是什么？

　　赵启正：今天的见解比昨天多，今天做了几件正确的事情，今天比昨天又多了一条经验，这就是进步。随着年龄增加 ，可能智慧增加了，但却不如年轻时聪明了(如解数学题就迟钝了)。

　　我看着浦东，什么不愉快的心情(假如有的话)都可以一扫而空——浦东，多大的事业，多少人的贡献！我曾经说过 一句广为传播的话：浦东是一曲改革开放的交响曲，总谱是邓小平同志写的，是由党中央指挥的，我有幸成为几百万人组成的 演奏集体中的一员。

　　好“国缘”跟好“人缘”一样重要

　　《中国青年》：八年前，您调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为中国第一新闻官。这个工作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历史 、文学等各个方面。几乎每天还要接受来自世界各地记者的采访与挑战，比如，今天的英国记者，您如何应对？

　　赵启正：这么说吧，以正面报道为主，唱响主旋律，唱响社会主义好，唱响改革开放好，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 这是原则。我们要坚持原则，但不能只把原则挂在口头上，而应作为出发点，把原则融在语言中，融在议程中，向世界表达。 比如，讲浦东的进展，外国人听了，噢，这么雄伟的规划，这么好的成绩，还注意到环保，金融运行得也不错，哎，真行啊。 让他们自己去体会：谁领导的？什么社会制度下实现的——最后得出的是他们自己总结出来的结论。再打个比方。苹果就是我 们社会主义成绩，又大，又圆，又甜，真漂亮，里面有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C，维生素A就是社会主义好，维生素B 就是共产党好，维生素C就是改革开放好，你不必把它抽出来做成药片，那就不好吃了。就是说，我要给外国人提供的是苹果 ，而不是维生素片。但对外国人说的话，总是要和国人有些区别的吧。

　　《中国青年》：内外有别？

　　赵启正：不是事实有区别，而是表达有区别。内外有别指什么，不是指保密，也不只是指语言的不同，而是指他们的 文化背景与我们的不同。他们不像我们读着中国新闻长大的人，他们听不懂我们习惯的说话方式。我们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 表达一个真实的中国，从而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就很好了。

　　《中国青年》：您说的是“没有过于华丽的词汇包装的中国”，在这个月出版的您的新书《向世界说明中国》中，我 们也读到了这一点。

　　赵启正：我就是想让外国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是目的。

　　我们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就是要争取实现一个本来应当就有的良好的“国缘”。好“国缘”很重要，跟 “人缘”好一样重要。比如，一个人想借钱买房子，有人就说，别借给他，他借钱从来不还。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别人诽 谤他。如果是真的，你当然得去改正，如果是诽谤，你还得说明情况——人缘好，很重要吧。企业贷款要担保，即使担保了， 银行还不相信呢，还要调查你是否真的有担保；有的企业，一句话就可以贷到钱，这是有良好的“企业缘”。比如，李嘉诚去 贷款，会很顺利。换一个“周嘉诚”去，复杂了，他没有这个名声，别人谈判一次，他就得谈判八次。

　　所以，“国缘”就是国际社会对你的印象，对你的评价，最终体现为对你的信任感。“国缘”好，在国际交往中成本 就低。

　　美国等西方势力老跟中国干，老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每年都要在人权会上提出攻击中国人权的提案。可是，大家 一投票，次次都是中国胜。为什么？我们平等待人，我们在三个世界都有朋友。所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是很重要 的事业。

　　不要把别人的缺点看得太重，对自己也不要苛求完美

　　《中国青年》：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这样评价您，他说：赵启正在介绍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时，没有大话和套话，内容 翔实。他用事实来说明中国的变化和进步，令在场的听众信服。

　　赵启正：吴院长认为，人有一个必须具备的本领，就是与人交流。社会越是现代化，越是需要交流。他有一本《交流 学》，建议你一读。

　　人对社会的贡献决定于多种因素，一是他本身知识的积累，二就是交流的能力，还有一个是环境。先谈前面两个因素 。这两个因素是“相乘”的关系，假设你受的教育很好，知识面也非常宽广，假设满分是100；你的交流能力也非常好，满 分是1，100×1=100，就是满分。如果你的学习很好，但是个书呆子，加之你不善于团结周围的人，不善于沟通，是 个大书呆子，那你的交流能力是0.3，100×0.3=30，最后你的贡献只是30分。

　　《中国青年》：交流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赵启正：首先，真诚相待，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你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就会与人保持距离，实际上是在下意识地回 避交流。

　　其次，要真正的谦虚，不要“虚”的谦虚。古人云，三人行必有吾师，是一点儿不错的。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不要把 别人的缺点看得太重；对自己也不要苛求完美。对自己的缺点看得太重，就会丧失信心。

　　《中国青年》：大家都称赞您为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您爽朗、热情，您智慧、敏捷。希望您能对青年人说说您的人 生经历，对他们也许会有些启示。

　　赵启正：哪有那么好！我出生在北京，小学在北京，中学是天津南开中学，周恩来的母校，南开中学毕业后，在北京 上大学。之后是在北京工作了11年，上海工作了24年，现在回到北京了，又是8年--三大直辖市，外加两年半的湖北" 五七"干校的农村生活，这是我的全部经历。

　　一个人经历复杂，他就容易碰到各种新的环境，会有新的锻炼。你到一个单位，如果待十年，你会发现，你进步最快 的是前五年。如果你是在一个领导岗位上，你刚到这儿来，你会有很多改革的建议，三四年后，你觉得这些模式自己看得惯了 ，也不急于改革了。所以，环境变动对单位，对个人都会有好处，在新的环境里，你就会有新的思想和新的做法，当然，也难 免会有新的摩擦和冲突。如果是从事专业性的工作，过多的变换单位就不一定合适。没有标准的人生模式。

　　记者手记：

　　在采访开始和结尾的时候，赵启正主任对《中国青年》杂志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和殷切的希望。他说：《中国青年》杂 志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1952年，父亲为我订阅了《中国青年》，他说，你上中学了，是青年了，该读这本杂志了。以后 ，不仅我读，我的两个弟弟也读，父亲、母亲是大学教授，他们也读。所以，《中国青年》伴随着我们从1952年到196 6年。她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时的《中国青年》也刊登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比如，《一个女农艺师的故事》等等，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们家除了我的一个弟弟学文学之外，全部都是学物理的，而《中国青年》多少是有些文采的杂志，所以，她不仅对青年有 引导作用，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影响而且提高我们的文学水平和文字能力。

　　虽然《中国青年》已经82岁了，希望你们发扬传统，永远不老。希望《中国青年》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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