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15师骑兵团老兵李庭芳回忆战俘生活

日军羽田部队在黄浦江口的月铺镇残杀中国军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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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3日，日军在上海将中国军俘虏捆绑起来，准备屠杀。(印有日本军方“不许可”发表字样)

沈阳奉天战俘营(日本称为“奉天俘虏收容所”)。

　　1941年秋天的明月将冀东平原照得恍如白昼。

　　这轮明月牢牢地悬挂在李义的记忆中。因为，“对面鬼子的眉毛眼睛看得一清二楚”。

　　在月光下，八路军115师骑兵团七连与侵华日军的一个连队猝然相遇了。由于是从平地

上一座土丘的两侧分别走出，遭遇来得过于突然，双方都曾有一个瞬间的错愕。来不及开枪，双方即发起冲锋，上刺刀。

　　李义的对手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日本兵。这个结实有力、端三八枪、穿黄呢军服的鬼子没有将看起来还像个大孩子、穿破旧军服、手抡杂牌枪的八路军小战士看在眼里。这种轻视加速了他的死亡。李的家乡唐县习武之风甚盛。

　　李义拨开鬼子的刺刀，一枪刺向黄呢军服的心窝。鬼子的血激射到李义的脸上。

　　这是李义第一次跟鬼子拼刺刀，他18岁。“当时汗把衣服都湿透了。”

　　李义参加的战斗主要在河北保定地区展开。两年后，1943年1月26日，在一次反扫荡中，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他成了战俘。在此前的一次战斗中，为掩护一位地方女干部冲出包围圈，李义与她交换了名字。后李义改名为李庭芳，解放后延用至今。

　　2005年6月16日，广州被雨水打得透湿，在流花地区的一栋居民楼里，80多岁的老人李庭芳的思绪不得不回到他还叫李义时的军旅时代，回到给他带来痛苦与耻辱的1943年的集中营。

　　阵地被俘　铁丝穿过他和战友的身体

　　李义睁开眼，看到几条大狼狗吐着舌头蹲在身边，还有七八个日伪军持枪看守着他和几个战友。

　　他们是1月24日进入唐县魏庄岭阵地的。这里是冀东地区党政军民来往晋察冀边区的要道，离保定、石家庄都很近，也是日军进攻边区的必经之路。

　　1943年初，大量日伪军集结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又一次扫荡。1940年中日战事中著名的百团大战之后，正如彭德怀所预言的那样，日军南下的步伐放慢，但加强了对华北的控制。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多次对华北进行大扫荡，意图吃掉晋察冀边区。

　　七连的任务是在这里坚守二至三天，与定唐支队和十一大队一起掩护边区驻地五万余人转移。时任副班长的李不可能想到这竟是他与日军在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战斗，此后他将转入与敌人另外一种形式的战斗。

　　百团大战之后，李义所在的部队与日军在华北频繁接触，“有时一天要与敌人交锋三至四次”。

　　李义与日军最后一次战斗中遭遇的是冈村宁次的第二联队。到1月26日下午，七连与其他掩护部队且战且退，进入了西赤村附近一处财主的墓地里，此处柏树成林。这时，七连的两个排已经只剩下11名战士，李义的鼻翼处也挂了花。日伪军将墓地包围，在随后的肉搏战中，李义被打昏。

　　李义昏迷了10来分钟，醒来后，不只看到了狼狗，还看到受伤的30多位战友被捆在柏树上用刺刀挑死，包括他的堂弟。

　　李义本以为自己也会被挑死，他想死在这里也好，因为那处墓地离他的家只有一里地不到。但是日军显然不打算这样杀掉他，李义等五人被押到了唐县宪兵队，第二天又被转移到望都县宪兵队。其间，李与战友齐贵全、胡根杰被一根铁丝相连。铁丝穿过了齐、胡的锁骨，到李义这里则穿过了他受伤的鼻翼。

　　在望都宪兵队的日子里，李和他的战友受到严刑拷打，鬼子逼他们交待主力部队的去向及个人是否共产党员。在拷打中，鬼子将一块烧红的铁块夹在李的膝窝里。现在，老人腿上伤疤犹自清晰。

　　七八天后，李义等七人被带出。开始他们还以为是要被枪毙了，所以都准备了几条有力的口号，准备行刑时喊出来。但是，七人很快与五十余名被抓来的河北农民会合。出了望都城南门后，他们被赶上了火车。

　　石家庄集中营　22个病伤者的人头被齐齐砍落

　　下了火车，李义发现自己到了石家庄。在进入石家庄集中营的一瞬间，李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成了战俘。

　　在中日战事早期，日军对待战俘是一律杀掉。但李义他们硬跟鬼子顶着干，却没有被杀掉。实际上，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间，日本法西斯为疯狂扩大军备生产、修筑军事工程，曾强迫数千万平民和战俘充当劳工，并致使其中数百万人死亡、伤残。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更加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进一步强化了劳务供给体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义来到了石家庄集中营。

　　李义走进集中营时，注意到大门口挂的牌子是“劳工教习所”。“集中营像个城堡，围墙厚而高，墙上还架有三条电线，围墙四角建有碉堡，黑洞洞的枪口向外伸出，集中营大院内有大碉堡，四周都有射击孔，被俘人员和被抓来的农民，一举一动日寇看得清清楚楚。”李庭芳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进入集中营的第二天仍是拷打。拷打之后，李义的八路军服被脱去，换上了集中营的囚衣。李庭芳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囚衣上的号码“1500”。集中营里不但有李这样的八路军战俘，还有国民党部队的战俘。

　　李庭芳用“非常恐怖”来形容集中营的时日。在这里，伤病者是得不到救治的，死人被装到特制的四轮车上，运到野外后，将四轮车的底板一抽，尸体即跌落下来，为野狗分食。四轮车被战俘们称作“活底棺材”。

　　李义认识了一个拉“活底棺材”的附近农民。农民告诉李，他每天往外面拖死尸，少则五六个，多则十来个。集中营里有很多日本医生，天天拿抓来的活人做实验，做实验没死的，也要把他搞死。

　　这个农民还告诉李义，就在前几天，集中营从日本国内调来了八名新兵，日本军官就从牢房里将八个有病伤的人拖出来，扒光了衣服绑在木头桩子上让新兵练刺刀。其中一个不敢刺，当官的就打他嘴巴，一直到把这个兵打得跪在地上。这个农民说，他来集中营三年多了，日本人三天两头杀人。

　　不久，李义就目睹了这样的一幕。那天，22个日本人要“试刀”，即从牢中选了22个病伤者，让他们跪在当院里。日本人站在他们背后，将指挥刀刀刃向外、刀尖朝上贴附于小臂下，然后迅速从中国人颈项后抹过。人头落地，看谁的动作快，利索，刀口齐整。

　　“那么多人头刷刷掉在地上，脖子上的血喷得老远。”李庭芳说。

　　当时一个被抓来的农民见此情景吓得瘫倒在地，日本军官就让一个新兵上前，把他的头砍了下来。

　　李义在石家庄集中营呆了一个来月，他大致算了一下，有3000余中国人死亡。

　　李义等人很快跟集中营的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竟然是李义刚进入集中营时拷问他们的那个人。这位叫王任杰的地下党巧妙地利用敌人的手搞掉了不少叛变者，还营救了数十位抗日志士。

　　在集中营的刺刀和鲜血中，李义还跟一个叫李玉青的翻译官结下了某种类似友谊的关系。李玉青原本是冈村宁次第二联队的翻译官，在一次扫荡中被八路军俘虏。并在晋察冀边区学习一年有余，后被放回，但这时日本军队已经不再信任他，派他到集中营做翻译，他对此非常不满。王任杰将他争取过来，为共产党做事。

　　在后来门头沟的一次未遂暴动中，李玉青救了李义一命。1943年5月，当李义等数千劳工被转押到黑龙江做苦工时，李玉青创造条件使一批劳工逃亡。第二天，李玉青即被日军枪杀。

　　北平俘虏收容所  劳工被强行抽血，妇女被当众奸杀

　　1943年的春天，小麦尚未长高，刚刚泛绿。在集中营度过一个月后，李义等1500人被抽到北平(京)附近门头沟劳动，为日军挖弹药库。在进行编队时，李义当上了小队长。李开始认为这是当汉奸，王任杰说，由我们的人来当小队长，有利于与鬼子做斗争。另一位同志刘炳臣则成为中队长。

　　日军在南下过程中，显然想把华北作为自己的大后方，在这里广筑工事、仓库。“我们在劳动中有组织有计划地磨洋工，拉屎拉尿半个钟头，开山的速度慢得像老牛。”李庭芳回忆说。

　　由于劳工磨洋工，加之八路军游击队不断搔扰，弹药库进展缓慢。后来，劳工们被押回北平市区，关进俘虏收容所。

　　在这里，李义一天只能吃到二两高粱饭，饿得难受。有一次，日本人还从每个人身上抽走了300CC的血，李义是O型血，更是被抽了400CC，当时就昏倒在地。日军医生用脚踢他，一直到把他踢醒站起来为止。不只是李义昏倒了，被抽血的人几乎都昏过去了。李玉青说这些血浆供给了日军伤员。

　　更为残忍的是，在收容所，拿伤病者练刀是鬼子的家常便饭。练刀时，战俘们还被逼着围观。李义前后就看到80多人被日军砍头。

　　最让李义痛苦及不愿回忆的是收容所里那些被抓来的年轻妇女。鬼子日夜轮流污辱她们。有的妇女跟鬼子打起来，从屋里一直打到屋外的草地上。鬼子将其打昏后，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将其强奸，之后抽出手枪将她打死。一个日军军官并不制止他的部下，而是说了声“约西”。性格暴烈的齐贵全见状要上去跟鬼子拼命，被李义劝止，“手无寸铁，怎么跟他们拼？”

　　李玉青告诉李义，收容所共有270多名妇女，她们将被送到前方劳军。

　　“这一幕就像烙印一样烙在灵魂深处。”李庭芳说。

　　战俘收容所墙高院深，并装有电线，又有一个营的鬼子驻守，像在门头沟那样搞暴动无异于自取灭亡，但逃亡的努力时刻都在进行。

　　一个早晨，李义起床后发现赵福祥等五个战友不见了。他连忙走出屋来，在刺眼的阳光下，他看到五个战友全都挂在墙上的电线上，早已被烧焦，认不出面目了。

　　头一天晚上，当五个人决定深夜爬墙逃走时，李义和齐贵全劝他们不要莽撞，但来自农村的赵福祥等人根本不知高压电为何物，他们认为李义太胆怯，是在替鬼子说话。赵的指责令李义无言以辩。

　　鞍山弓长岭铁矿　在地下180米深处策划逃跑

　　1943年8月间，当李义抬头阿望时，铁丝网上的天空已不属于北平，这里是辽宁鞍山弓长岭铁矿。

　　四个月前，麦收在望，包括李义在内的3000人被编成两队，前往黑龙江。李义所在的一队是修筑日军征战苏联的公路，而另一队，是去修秘密工事。临出发前，翻译官李玉青告诉李义，修秘密工事的那1500人在完工后，不是被集体枪杀就是被活埋。李义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修秘密工事的那些人，而他自己所在的一队，在停止修筑入苏公路并转到弓长岭铁矿时，1500人也只剩下350人。

　　这两支劳工队伍是5月间从丰台出发的，每人发了三张饼作为干粮。车到黑龙江齐齐哈尔，两队劳工分手。车到黑河附近，李义等劳工下了车，经清点，少了93人，一找，全闷死在一节车厢里了。

　　从筑路的地方远望，可以看到苏军的碉堡。李义一天只能吃到三两高粱饭，但要劳动12小时。在一次殴打中，李义的左脚大拇指甲盖被打脱，直到现在也没有长出。劳工们没有住所，晚上就睡在山野间。日军则住在帐篷里。在筑路过程中，体弱生病者被鬼子随时枪毙，尸体被弃入沟壑。

　　从5月到8月，进攻苏联的公路并没有修好。而早在前一年的6月，在太平洋战场上，中途岛战役成为一个转折，日军由此失去主动权，从战略进攻转而采取守势。在此境况下，日军进入苏联的计划搁置，遂停止修筑这条公路。尚未被摧残致死的李义等350名劳工被转押至鞍山弓长岭铁矿。

　　铁矿集中营院子中央有一个长五米、宽三米、深2.5米的大坑，上面覆以钢丝网，坑内到处都是血迹。李义刚来时不知这是干什么用的，后来才清楚，凡逃跑者被抓回后，即脱光衣服扔到坑内，放狼狗活活咬死。

　　然而，在李义一年零两个月的战俘生活中，在弓长岭铁矿的时日成为一段相对宽松的时光。

　　“下面地方很大，电灯很亮，像一个小城市。”李庭芳说。

　　这个“电灯很亮”的地方在地下180米深处。由于日伪看管人员害怕下到矿井里有危险，所以井下全是劳工和工人，无人看管。每天一下到矿井，劳工们才体会到一点“自由”。

　　“我们挖出的铁矿石运出地面后就会被加工成枪杀中国军民的枪支，所以大家根本不好好干，有的睡觉，有的唱革命歌曲，有的结伴在里面走走看看。”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李义开始考虑如何逃跑。

　　战俘中的另一个领导者刘炳臣与李义等人制定了严密的逃跑计划。他们缺少的就是平民的衣服，穿着囚服，是跑不远的。

　　在井下，李义认识了一个叫张顺的老头儿，张是一名老矿工，他在井下劳动，获得报酬养家糊口。井下这样的矿工有两千多，李义他们经常会替工人们装矿石，以增加他们的收入。李义在逃出去后才知道，张顺是中共安插在铁矿的联络人。

　　张为李义等五人准备了五套棉衣裤。

　　获得自由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这是1944年的3月，一大早吃完饭，刘炳臣就带着李义等四人大模大样地朝集中营大门走去，哨兵问他们干什么去，刘一直是劳工的中队长，他很自然地说:“出工”。

　　这个逃脱队伍里有李义的同乡胡根杰，但并没有他的好友齐贵全。齐因为自己的侄子正生病而不忍心丢下他。后来，在日本投降前的一次矿山暴动中，齐被抓，与其他几名策划者一起被碎石机活活碾成肉浆。

　　五人出了集中营后，走出一里路，迅速奔至张大叔家，穿上了平民衣服，并将换下的囚衣烧掉。出了张家后，五人没有去沈阳，而是奔向本溪。

　　后来李义才知道，发现他们逃跑后，60多名日伪军带着三条狼狗直往沈阳方向追了下去。

　　找到组织　领命重回弓长岭铁矿

　　五个人爬过一座山，钻进了森林，跑不动了，都倒在草地上休息。胡根杰说，真高兴，呼吸都顺畅了。

　　重获自由，“我躺在山上柔软的草地上，两眼望着天空，啊！冲出虎口使我浑身轻松，啊！使我愉快高兴而微笑。”李庭芳在后来的一个回忆材料中写道，当时的想法，一个是赶紧跟组织接上头，一个是能回家看看母亲。

　　这个时候的李义不会想到，自己的战俘身份竟成为日后再难摆脱掉的梦魇。

　　考验在李义逃脱后很快到来。在沈阳，他们找到了组织。“看到自己的同志，真是又高兴又激动，简直就如鱼得水那样快活。”李义兴奋地向那位负责同志讲述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但很快他发现对方的表情似笑非笑，问了些李义与胡根杰被俘后的情况，就离开了。胡根杰说:“看样子有点不相信我们。”

　　过了几天，这位负责人突然找到了李义和胡根杰:“经了解，你们被俘后表现很好，没有屈服。经研究决定，吸收你们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接着他向两人布置了一个任务:重回弓长岭铁矿，告诉那里被俘的同志和劳工，日本鬼子的时间不长了，不要逃跑也不要破坏，而是要保护矿山。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胆子真大啊！”1944年6月底，当李义、胡根杰又在张顺的带领下下到弓长岭铁矿180米深处，齐贵全大为惊诧。齐听完二人传达的上级批示后，说那就不急着逃跑了，要保护好铁矿。没想到，此次竟是李义与这位好友的最后一面。

　　当李、胡二人完成任务返回沈阳并将张顺的信交给那位负责人时，后者开始微笑了:“张大叔对你们的评价不低啊！”后来，到1945年8月间，组织宣布经调查李义被俘后没有变节行为，为李恢复了党籍和军籍。李义以为战俘的梦魇已经结束了。

　　其间，李义终于回到了家乡，并见到了母亲。母亲摸着他鼻子和脖子后的伤疤哭了。1943年魏庄岭战斗结束后，李的父母及亲戚夜里打着灯笼到那片柏树林里找李的尸体，翻来覆去找了一夜。在李义返乡的前夕，他的父亲因思念儿子去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李义被编入挺进东北第二大队。到沈阳后，他被任命为辽宁军区第一军分区独立一师(后改为153师)政治部主任，这支八路军的正规军对外的名称是工人训练教导队。然而，李义的战俘梦魇根本没有完，反而成了伴随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战俘阴影　历次运动均未能幸免

　　现在的李义，82岁的李庭芳，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看电视时，不坐沙发坐矮凳，脊背挺直。“多年的习惯，改不了了。”老人说。

　　李庭芳不停地说，说那个月明之夜的白刃战，在集中营与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神情平静。说到战俘身份带给他一生的影响，老人哭了。他说在集中营挨那么多打都没掉过泪。

　　解放后，李庭芳随部队来到广东，在卫生部做管理员。1958年5月8日转业到地方。在历次的运动中，因战俘经历，他都未能幸免，被指为“在党内潜伏20年的叛徒”。

　　从1966年－1975年，他的工作是为单位扫厕所。1979年，李庭芳获平反。1986年4月，李离休，为副厅级。

　　去年，他的老战友，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的胡根杰去世。与李一样，王任杰、胡根杰等有战俘经历的老战士在那段岁月也都经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胡的离去，让李想到了他的好朋友，死在抗战胜利前夜的齐贵全。李庭芳再次落泪，回首60年前，这位颐养天年的八路军老战士说:“被俘还不如牺牲的好。”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贾云勇)

　　抗日军民的人间地狱

　　抗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建立了一批战俘劳工集中营。仅华北地区就有石家庄、太原、济南、北平、塘沽、青岛、西工、大同等多处集中营。

　　资料显示，石家庄集中营是日本军队在华北建立的战俘劳工集中营中的一个，也是开设时间最长、关押人员最多、对战俘劳工迫害最惨烈、劳工斗争最激烈的集中营之一。该集中营占地277亩，建于1938年，关闭于1945年，曾使用过战俘收容所、劳工教习所、劳工训练所3个名称。“集中营实际上是日军对被俘的抗日军民进行奴化教育、策反利用、奴役使用、输送劳工的大本营，也是血腥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的人间地狱。”河北抗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专家何天义撰文称。有研究表示，石家庄集中营里共关押过5万战俘劳工，死亡2万人。

　　而在东北地区的“奉天(今沈阳)战俘营”(日本称为“奉天俘虏收容所”)，则是囚禁时间最长、施暴最凶残、涉及国家和民族最多的战俘营。

　　1941年末，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连续攻占菲律宾、新加坡、香港和印尼等地，俘虏了大批盟国人员，仅菲律宾一地，美、菲战俘即达9万余名。

　　1942年末，日本又无视国际法公约将各地区的盟军战俘，用货船密舱，转押到其“后方”，用来充当劳工和生化武器试验活体。日本在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奉天，建起规模庞大的战俘营，接收来自各战争前线的俘虏。其中，美军战俘占大多数。

　　1942年11月11日，盟军战俘初到奉天时，在临时搭建的泥草“窝棚”中居住，战俘们缺少衣物御寒，在第一个冬季里，因伤、病与饥寒而致死亡的盟军尸体，堆满仓库难以掩埋。

　　1943年7月29日，战俘转入特别建造的囚地，即奉天东关外的永久性战俘营。日军在司令部主管理区内，挂上招牌“奉天俘虏收容所”。

　　战俘营主营面积约250×150(平方米)，呈矩形，四周筑有高约2.5米的高墙，其上拉有电网，主营四角，均置设警戒岗楼，战俘囚禁于三座二层的小楼内。

　　从1942年11月11日到1945年8月15日期间，奉天收容所里关押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士兵战俘多达2000多人，他们都是在太平洋战争中被俘的，平均年龄26岁，最大的62岁，最小的只有21岁(获释时的年龄)。

　　日军对战俘进行惨无人道的虐待。在长达近三年的关押期间里，战俘们饱受各种摧残，疾病、寒冷、饥饿、毒打，如同家常便饭一般降临在这些士兵身上。据统计，共有244名战俘死在了这里，死亡率高达16％。

　　老兵档案

　　李庭芳(原名李义)

　　1923年　出生于河北省唐县北店头乡西杨庄村。

　　1937年10月　14岁时虚报年龄加入八路军。

　　1938年1月　进入骑兵团七连。

　　1938年5月5日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初　被日军俘虏。在一年零两个月时间里，转押到石家庄、北平、辽宁等地。

　　1944年3月　从日军集中营逃出。

　　1945年8月16日　被编入挺进东北第二大队，后任辽宁军区第一军分区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

　　1958年5月　转业到地方。在历次的运动中被整。

　　1979年　获平反。

　　1986年4月　离休，为副厅级。

　　相关专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