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世界政治转折使安理会改革充满冲撞

　　作者：程亚文

　　在由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组成的“四国联盟”，于本月6日正式向联合国大会秘书处提交了关于安理会扩大的《框架决议草案》后，11日至13日，第59届联大就此草案举行了为期3天的辩论。美国、俄罗斯公开表示，反对“四国联盟”提出的安理会扩大决议草案，这样，就使反对该草案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增加到了3个。

　　这不仅意味着这一草案通过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同时也意味着安理会改革与世界政治，正处于一个紧张激烈的微妙时刻。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围绕联合国改革，人们看到，大国之间的政治角力趋于复杂化。这当然与“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在近些年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用一句话来概括人类政治在当下时刻的总体状况，那就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权力日益分散的世界上，而这一趋势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强化。

　　催动这一趋势的，主要是三种力量：其一，传统大国重新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并试图伸张自身意志，并且其表达自身的能力在增强。这主要指德日两国，新近的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志向，正是其体现；其二，近世以来曾长期被先发国家殖民的一些大国，在20世纪中叶前后实现了政治独立并于20世纪下半叶以来获得了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表达自身的政治意志在显著增长，其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正在大幅提升。这主要指印度、巴西和中国这些发展中大国；其三，地区化进程加快，欧洲和东亚两个历史性国际体系，正在部分复活其自身历史传统。

　　在以上一些力量的作用下，21世纪初的人类政治，正面临要求维持既有世界秩序的意志，与要求突破现有世界秩序的意志间的竞争。在这样的格局下，作为人类政治的一个重要舞台的联合国，势必要面临调整与改革。

　　联合国改革至少应该符合两个原则：其一是要关照到世界总体的基本公平，使弱势者能够在联合国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捍卫自身利益，不能形成强势者通吃一切的局面；二是它也需要正视事实，即世界政治基本还是大国政治的现状，单纯基于伦理道德的公义要求，是无济于联合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的。也就是说，联合国改革要在世界公义的伦理道德要求，与世界政治乃是大国政治的客观历史现实之间，取得调适。

　　就此来论，“四国联盟”提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是自然的事情，它反映了世界政治权力分散化的现实；而它目前被许多国家所抵制，也同样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它的反对者来自两个不同方向：一是联合国传统体制的受益者。美国是其代表性力量，安理会如果违背美国意愿而扩大，当然会对美国的国际行为能力，产生很大程度制约。所以，美国对联合国和安理会改革的态度，一直都不积极。二是一些重要发展中国家，包括个别发达国家，它们所形成的“团结谋共识运动”，也强烈反对“四国联盟”所提出的方案。原因在于，联合国改革不能只体现大国的意志，它必须兼顾人类社会的总体公平，而四国方案恰恰与这一点相去甚远。

　　“四国联盟”的安理会改革方案，在近几天的联大辩论中遭遇众多反对，围绕联合国改革，今年以来各种力量间斗争之剧烈，无疑预示了联合国改革之艰难。可以想见，联合国改革不会一帆风顺，今后仍将充满紧张惊险的冲撞与争斗。

　　面对复杂的大国博弈与世界政治形势，中国必须小心处理，主动参与到联合国的改革中去，防止在其中被边缘化。基于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双重要求，中国需要考虑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使联合国改革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二是使其与中国所负担的国际责任相匹配，也就是说，使联合国改革能尽量体现世界公平。

　　在“四国联盟”向联大提交草案之前，中国便已有言有先，基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及东亚世界普遍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会支持该草案。中国主张安理会的扩大必须优先考虑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须坚持地域平衡原则，兼顾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代表性；不应冲淡联合国对发展、安全、人权及秘书处改革等其他重大议题的关注和投入。这些主张，无疑是恰当的，符合上面所讲的两个原则。在一个变迁中的世界上，中国要学会就世界政治中的重大问题，恰到好处地主动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以防事态朝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公义的方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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