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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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4日16:19 《人物》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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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历： 生卒年1906年-1968年 广东潮阳人，出生在上海，后随家人返回原籍，从小家境贫寒，12岁离家到汕头一家小钱庄当学徒，自学了绘画。大革命时代投身革命，参加店员工会，并开始对戏剧产生浓
抗战期间，蔡楚生先后认识了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开始自觉地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抗战胜利后，按周恩来的指示，与其他影人共同建立了进步电影的阵地--联华影艺社，一年后又改组成立昆仑影业公司，蔡为编导委员会成员。在战后物资极其匮乏、自身重病未愈的情况下，蔡楚生又与郑君里合作，奋力完成了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 解放后，担任过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 主要作品及贡献： 1936年《渔光曲》"以其勇敢的精神，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而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享誉国际影坛。 1947年《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映，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当时就以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赢得国内外观众及评论界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誉，在上海接连上映3个多月，出现了"满城争看一江春"的景象，连当时官方的"文化运动委员会"也不得不授予这部影片以1947年度"中正文化奖"电影奖的金牌。 1961年拍摄完成的《南海潮》，曾被观众选为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 由于对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影艺术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他被评论界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 百年中国电影中的第二代导演之一蔡楚生，他编导的三部经典影片--《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南海潮》、以控诉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腐败、倾吐人民大众的心声、呼唤黎明解放、表现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为主旨，艺术特色鲜明，故事曲折动人，人物性格刻画细腻入微，思想内涵丰富，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渔光曲》是中国新现实主义影片中的代表作品之一 《渔光曲》讲述了一个贫苦渔民家庭的悲惨故事。渔民儿女小猴和小猫在渔业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下，家庭破败，不得不随母投奔在上海卖艺为生的舅舅。后母亲与舅舅丧身火灾，一对儿女再次受雇于人，开始了更为辛苦的捕鱼生活…… 上世纪30年代，在左翼作家联盟的影响下，一些编导在创作上开始突破早期的为电影而电影，将舞台故事简单地移植到银幕上来的"影戏"倾向，题材选择上跳出了狭小的描述家庭伦理、生活琐事的单纯格局，将思想目光投向广阔的现实社会，力求真实反映中国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悲苦人生。 《渔光曲》是一部无声对白、配音歌唱的影片，格调凄婉压抑，节奏缓慢抒情。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歌，直到70年后的今天，仍是广为传唱的经典歌曲，艺术感染力历久不衰。 1934年6月14日，《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并未一炮打响。几天后，上海《新闻报》刊出一个占据两个整版的特大广告，每字尺寸足有一部电话机那般大的"渔光曲"三字，分外醒目。发布广告的客户是个家境富裕的青年。他观看了《渔光曲》后甚感自豪，觉得可同外国一流影片媲美，便说动父亲自费刊登这幅电影广告，要让《渔光曲》家喻户晓。 在上海60多年未遇的酷暑中，人们被《渔光曲》吸引着，潮水般涌向电影院。《渔光曲》首轮公映，"由夏而秋拷贝三易，卖座如一空前绝后"，最终创下连映84天的纪录。那段时间里，"街头巷尾无人不谈《渔光曲》，无人不唱《渔光曲》。" 《一江春水向东流》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史诗之作 1947年，蔡楚生与郑君里合作完成了上下集故事片《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江春水向东流》故事内涵丰富，三条情节线交织发展，对比描写。一条线索讲述女主人公素芬与婆婆、孩子所经历的苦难生活，真实地再现了抗战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人民的困苦；另一条线索讲述素芬的丈夫张忠良由一个抗日爱国青年走向堕落，最终混入腐败的上层社会的过程，揭露了国民党官僚统治集团不顾民族危机人民苦难，大发国难财的罪恶及荒淫生活；第三条线索写张忠良的弟弟张忠明投奔山区游击队，战后留在解放区工作。 抗战胜利后，以上海为中心的电影界，其生产的很多影片在思想内容上开始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反思。《一江春水向东流》以一个家庭的离合悲欢为窗口，展示了抗战前后中国现实生活的广阔画卷，启发人们思考：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令人悲愤的现实出现，我们又将如何改变这样的现实？ 《一江春水向东流》社会背景辽阔，事件纷繁，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时间跨度大。蔡楚生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与中国章回小说及戏曲展开情节的方式相融合，影片结构始终脉络清楚，层次分明，首尾呼应默契，节奏起伏张弛有致，时空转换自然流畅，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江春水向东流》在贫弱简陋的物质条件下诞生，代表了当时中国现实主义影片的杰出水平。当时上海总人口约500万，首轮放映时，上海连映3个月，观众数是712874人，即上海市无论老幼贫富，平均每7人中就有1人看过此片。当地媒体以"满城争看一江春"为题，报道《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放映盛况。 《南海潮》是未公布的电影百花奖得主，蔡楚生的最后作品 1962年，蔡楚生与陈残云、王为一合作编导了《南海潮》。按计划，《南海潮》应拍出上下两集，系统地再现从大革命时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30多年南海渔乡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但因种种原因，下集没有拍出。 《南海潮》上集《渔乡儿女斗争史》以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到1937年日军侵略华南这10年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一个南海渔民家庭的悲情故事。 南湾渔乡少女阿彩与青年金喜在海滩共同劳动。渔霸高仁利垂涎阿彩美色，欲纳为妾。金喜和阿彩在老赤卫队员张伯的启发下，不顾高仁利的威胁而成婚。高仁利企图借海匪王大炮之手杀害阿彩和金喜，张伯及时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使高家的阴谋未能得逞。抗战全面爆发，张伯组织游击队赴前方作战，高仁利搬来国民党军队威逼渔民出海捕鱼。渔船在海上遭日军炮击，金喜负伤坠海，幸得同伴救护，上岸后又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阿彩和众乡亲凭借破船板在海上漂流，张伯率游击队员驾小船穿梭搜索，终于找到了他们。南湾陷落，阿彩等渔民在茫茫雾海中鼓起风帆，随张伯向着天涯海角游击区驶去…… 蔡楚生编导《南海潮》，在题材与内容的安排上，仍擅长于小中见大，通过一家几个人物悲欢离合的坎坷际遇，编织出错综复杂的情节结构，反映时代特征与社会风貌，从而使人物的典型意义更具有完整的社会个性和审美价值。 《南海潮》在艺术处理上特别重视细节的表现，镜头对准日常生活场景，画面描绘了华南渔乡的风情，使作品深刻而壮阔的主题融化在一个从容不迫的情致表达环境中，更显出其艺术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特色。 人们似乎很难想像蔡楚生的第一部剧作竟是有浓厚滑稽风格的搞笑作品 蔡楚生1906年1月12日出生在上海，6岁时随父母回到原籍。他只在村上的祠堂里念过四年私塾，12岁起便离家到汕头一家小钱庄当学徒。在汕头，蔡楚生以旧报纸为课本，查着学生字典，逐字逐句地研读，最终使自己可以顺畅地阅读小说。 在汕头期间，蔡楚生受到了时代风云的激荡。"五四"运动期间汕头爱国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五·卅"运动中的工会活动，周恩来在进军潮汕的"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的讲演，都给他的人生以积极的影响。蔡楚生成了店员工会的活跃分子，他担任宣传工作，开始学写文章，并参加工人业余剧社组织的演出。 1926年，20岁的蔡楚生在汕头一家洋杂货店打工。这一年，上海"华剧影片公司"要来汕头拍电影，导演陈天急需一两个既熟悉本地风土人情，又吃苦耐劳，还懂点文艺知识的助手，经人介绍，蔡楚生被选中。 蔡楚生为剧组忙前忙后，眼界大开，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天导演为答谢蔡楚生等人的鼎力相助，决定帮助蔡楚生拍一部短片。 蔡楚生以汕头时弊--赌博为题材创作了一个名叫《呆运》的剧本，讲一个穷鞋匠省吃俭用买了张彩票，无处收藏，只得将其粘贴在门板上。彩票开奖，鞋匠竟中头彩，无奈彩票贴在门上难揭下，只得扛着门板去领奖，一路上跌跌撞撞，冲倒了小贩，砸坏了货架，撞碎了橱窗……领到的奖金正好用来偿付闯祸后的赔款，落得"呆运"一场。 1927年，大革命失败，蔡楚生也因参加进步戏剧活动受到迫害。为了寻找一个"能和全国共呼吸的地方"，也为了实现他的电影梦想，蔡楚生毅然离开广东，于第二年来到了他的出生地上海。 在卑微的演艺生活中，始终不放弃对电影艺术的追求，不愿将自己的电影生命"葬送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环境里" 陈天说服老板，为蔡楚生在电影公司找了一个打杂的差事--为影片作宣传，写字幕，画布景，还兼当"龙套"。蔡楚生曾在一部武侠片中客串一个无名无姓的"黑兵"，服装样式不人不鬼，上穿大褂，下着原始人遮体的烂裙，头顶纸糊的鬼冠，脚登蒙古喇嘛式的僧鞋，手持长枪，脸和手被黑煤水染得漆黑，浑身涂满了令人作呕的红绿花纹。 扮成这样的"人物"实在让人觉得可怕。来电影公司参观的女士们从这些"黑兵"身旁经过，每人鼻子上都掩着一块香帕；蔡楚生也不忍以这等尊容面对朋友，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年轮渐进，当自身的业务水平颇有长进、令公司老板刮目相看之时，蔡楚生跳槽到汉伦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任职。经过这几番的历练，他终于敢在中国"第一代导演"郑正秋面前毛遂自荐。 1929年冬季的一个夜晚，蔡楚生鼓足勇气叩开了郑先生的家门。据蔡楚生自己回忆，那天晚上，"在忧急中，我顾虑不到自己的见解是否可靠，智识能力是否胜任，劈头就如翻江倒海似的，敷陈我对于中国电影的意见，和很冒失地请他信任我做他的副导演"。 在这关键的一夜，郑正秋慧眼识珠，慨然允诺蔡楚生担当自己的助手。从此，蔡楚生有机会在郑正秋的提携下，放手进行他的电影实践。 蔡楚生的早期影片，反映了他本人坎坷曲折的个人奋斗道路和思想局限性 在当时规模最大的明星影片公司，蔡楚生协助郑正秋拍摄了《战地小同胞》、《桃花湖》等6部影片。1932 年，在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他独立编导了《南国之春》、《粉红色的梦》、《共赴国难》等3 部影片。 《南国之春》写一对青年恋人，男的无力摆脱封建婚姻的桎梏，被迫与并不爱的女子结合，女的受此沉重打击郁郁死去。这部片子在具有反封建意义的同时，也明显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失望情绪。 《粉红色的梦》讲述的则是一位有才气的青年作家因受荡妇的诱惑而抛弃妻子，最后"良心发现"，一步步地寻找妻子的故事。这部影片带有浓郁的小资产阶级感伤色彩，也严重脱离了当时民族危机深重、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影片上映后，受到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尖锐批评，希望蔡楚生"能很快走上一条正确的大道"，创作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影片来。 在对国家命运和社会生活的本质没有清醒的认识的时候，其艺术创作的思想内涵也同样会苍白无力。在主观上，蔡楚生还是想以自己的努力，探寻反映现实生活的光明之途。 1932年6月下旬的一天，蔡楚生与几个同事聚在一起聊天，谈到某些描写贫民生活的影片受到沪上观众欢迎时，有个资方代理人插嘴，将蔡楚生他们谈到的那些影片称作"下流电影"。蔡楚生当即反唇相讥，对那个资方代理人说："我也正在准备写一部'下流电影'！"当时在场的聂耳听此言后，对蔡楚生产生误解。 聂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回家写了一点短文《下流》，是谈蔡楚生预备要出的'下流'的影片，给他一点影响。" 聂耳的短文在《电影艺术》创刊号上发表。文中指名批评蔡楚生："《粉红色的梦》已经拍完了，我正预备拍一部下流的东西：这是楚生亲口说出的话；这，倒是出我意外的消息。在我的理想中，也许他渐渐地在转变了，在这部所谓'下流'的作品里，至少会描写出多量的下层阶级生活，同时暴露出'下流'的必然性。否则，必是替资产阶级统治者做欺骗大众、麻醉大众的工具！" 蔡楚生读了短文，辗转打听，知道这是聂耳写的。他专程找到聂耳，向他解释："你的文章意思很好，但是我并不是你所讽刺的对象，我绝不会把劳动人民看成下流坯子。"不久，蔡楚生毅然进入了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的行列，他与聂耳也开始结下深厚的战友之情。 上海"一·二八"抗战，冲击着蔡楚生的思想。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蔡楚生以执行导演之身份，摄制了反映中国军民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影片《共赴国难》。这部影片鲜明地表现了蔡楚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体现出较强的现实意义。《共赴国难》是蔡楚生艺术创作思想向现实主义转变的开端。 1933年，蔡楚生拍摄了《都市的早晨》。在这部刻画具有强烈阶级意识、日益觉醒着的工人形象的作品中，蔡楚生对主人公许奇龄正直、质朴的品质进行了热情歌颂。蔡楚生自己也有过艰辛的生活经历。当他决意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现实生活时，他对社会底层生活的熟悉和对劳苦大众的深厚情感便自然流淌在故事情节之中，显得深厚与真切。影片上映后，受到进步舆论的热情赞扬，被舆论称为"具有伟大未来性的萌芽"。《都市的早晨》是蔡楚生的成名作，为后来的《渔光曲》轰动影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艺术基础。 《新女性》的成功，标志着蔡楚生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思想基本成熟 面对反动派对左翼电影进行的疯狂围剿，蔡楚生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进行创作，对生活在冷酷无情的社会中的妇女、儿童、穷苦人的命运满怀深切同情，积极反映他们要求变革的强烈愿望。同时，其电影艺术表现手法也日臻成熟。 1935年2月2日，由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阮玲玉、郑君里主演的无声片《新女性》公映了。蔡楚生还邀请聂耳为这部影片谱写了插曲。 《新女性》讲述受过高等教育的女青年韦明，既懂音乐又会写作。但命运并不因其高雅美丽而变得幸运，韦明嫁给了自己所爱的男人，不久又被抛弃；为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事业女性，她把女儿寄养在外地，自己去做音乐教师；她拒绝了垂涎她的美貌的虚伪的校董王博士的追求，却被开除公职；她希望以写作维生，出版社却只是利用她的美貌做文章，不给她稿酬。女儿患肺炎，为筹款求医，韦明无奈去妓院做"一夜的奴隶"，哪知嫖客竟是那个校董王博士。女儿病死，韦明的名誉和尊严终于坍塌，最后服毒自杀。 《新女性》取材于当年因流言蜚语自杀身亡的演员兼作家艾霞的经历，将 "新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的美好愿望被男性社会的齿轮压得粉碎的现实展现在观众面前，深刻揭露了旧社会对妇女的残害，透露着浓重的悲剧情调。影片借韦明的口，向社会发出"我要活着我要报复"的呼喊。 《新女性》的人物塑造比较成功，阮玲玉将一个身陷险恶处境的女性既顽强抗争又无可奈何的心态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不幸的是，《新女性》上映后仅一个月，因为片中的内容批评了媒体的堕落，女主角的扮演者阮玲玉受到了一些无聊记者的无理围攻和黄色小报的诽谤。她不堪羞辱，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服药自尽，年仅25岁。阮玲玉的自辞人世，是蔡楚生所不能预料的。从另一个层面上看，一代名演员也敌不过无聊小报的无耻之言，这更加深化了《新女性》主题的现实意义。 抗战期间的生活积累，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问世做了思想与艺术的准备 抗日战争爆发后，蔡楚生在上海、香港继续着抗战影片的编导工作，先后编导了《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孤岛天堂》和《前程万里》等影片。《孤岛天堂》表现了上海沦入日寇之手后，一群爱国青年同汉奸特务之间展开的生死搏斗；《前程万里》反映了香港汽车工人以及其他下层人民和敌人的斗争，发出了"中国不会灭亡"的吼声，给人以有力的鼓舞。 1941年12月香港陷落后，蔡楚生辗转桂林、重庆。在桂林，他身患肺病，相当虚弱，仍在环湖边的一间潮湿的破屋里坚持读书写作，他发誓：只要不死，就要"永远不知辛劳，也不知困苦地工作下去"。在重庆，他兴奋地聆听了周恩来同志传达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照"讲话"，联系自己，蔡楚生的思想又一次产生新的变化："以前总认为能在小市民和知识分子中倾听一下议论，能去一下渔村乡间，便算是接近了群众，而这与《讲话》指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又相距多么远呵。" 抗战胜利后，蔡楚生和阳翰笙、史东山一起，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回上海建立进步的电影基地。1946年6月，他们会同郑君里、孟君谋等，组建"联华影艺社"，不久，合并为"昆仑影业公司"，成为战后党所领导的进步电影运动的最重要的阵地。1947年蔡楚生与郑君里合作编导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被誉为战后电影的里程碑。进步舆论称它是国产片的"骄傲"，"标示了国产电影的前进的道路"。 1948年冬，蔡楚生转移香港，组织拍摄的《珠江泪》，被推为粤语片的代表作。 1949年7月，新中国诞生前夕，蔡楚生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勉励蔡楚生要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并欣然提笔为他题词："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楚生长期担任国家电影事业的领导工作，艺术创作几乎停顿，《南海潮》是他在新中国17年间弥足珍贵的惟一作品。1968年 7月15日，蔡楚生去世。他一生自编、自导或与人合作编导的影片有26部，创作了12个电影剧本。这是他给中国电影人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 相关专题：《人物》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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