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经济学家要讲真话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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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瑞龙，47岁，江苏昆山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系进修一年。在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非均衡经济学等研究领域颇有成就。曾先后获我国经济学最高奖——第八届、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及其他重要奖项。

　　近日，在杨瑞龙的办公室里，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曾经的作家梦

　　现在身为事业有成的经济学家、人大经济学院院长的杨瑞龙20岁之前的最大梦想却是做一名作家。他说，那个时代作家在社会上拥有很高的地位，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促使他积极地参加多种文学创作活动。他写过故事、快板、话剧，甚至还写过歌剧。就在1975年杨瑞龙高中毕业后插队务农期间，公社还同意他每年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杨瑞龙在报志愿的时候很自然地把中文系报做了第一志愿，但是由于语文成绩没有政治成绩高，结果被录取在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这令他非常失望。在上大学的第一年时间里他依然执著地追寻着他的文学梦，他的箱子里、床头上摆放的都是文学书，跑书店也只对文学书柜感兴趣。

　　转变发生在大二的时候，马克思的《资本论》让杨瑞龙对经济学渐渐萌生出兴趣，对经济学未知领域的好奇促使他开始阅读更多的经济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从商品出发，发现了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推导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种严谨的逻辑性和对社会本质的清醒认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肃然起敬。另一本把杨瑞龙带入经济学殿堂的是由具有深厚经济学素养的高鸿业翻译的名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萨缪尔森能够把身边经常出现的经济现象用很简明的数学公式或几何图形表达出来，让你清晰地看到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杨瑞龙发现了经济学奇妙的创造性，发现了在文学之外的另一个更加神奇的世界，这个世界并非像他以前想像的那样枯燥和无聊。他甚至认为经济学对人的智力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学好经济学必须具有数学的思维逻辑，同时还要有语言的驾驭能力，两者缺一不可。"像望远镜一样你可以看得很远很深。无怪乎人们称经济学是人文社会科学这顶皇冠上的明珠"，杨瑞龙说。

　　兴趣的转移使杨瑞龙一头扎进了对经济学著作的研读中。由于没有钱，他手抄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他说自己很庆幸当年高考的时候政治考得比较好，让自己最后走上了经济学的道路，但同时原来的文学底子又对自己后来钻研经济学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严谨的逻辑与优美的语言结合一直是杨瑞龙所追求的，现在，他经常会为《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媒体写一些雅俗共赏的经济学随笔。

　　经济学的魅力

　　渐渐地，杨瑞龙发现，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具备深厚的知识底蕴。于是，他在学好经济学专业课程的同时，还选修了黑格尔的《小逻辑》、《欧洲哲学史》、《世界史》和《中国通史》等课程。在回忆那段学习生活时，杨瑞龙说，大学时期紧张的学习生活让他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培养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而兴趣对一个学生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啊！

　　1982年杨瑞龙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委党校工作，两年之后他报考了南京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南京大学经济系是"文革"之后恢复的一个系，虽然不像人大和北大那样历史悠久，但老师的素养以及学校的学术氛围都非常好。杨瑞龙说："这是一个能够培养学生创造力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一个学生都觉得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意识深深地印在了杨瑞龙的心里，他至今非常留恋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那段时光，直到后来他走上学校的领导岗位，他都把良好教学气氛的营造看得特别重要。

　　南京大学的学术气氛非常活跃，每周同学们都会聚在一起进行激烈的讨论，杨瑞龙原来的习惯只是自己看书，并没有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与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联系起来，是同学之间的激烈讨论使杨瑞龙的思想之门打开了。杨瑞龙说，那样的一种环境里充满了创造性的思维，也给了每一个学生极大的创造性激情。他们讨论的都是当时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双轨价格、市场化改革道路等等。他的师兄们所讨论的问题都不只是书本上的，这使杨瑞龙开始认识到必须把以前看到的知识点连接起来，而这个连接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慢慢地杨瑞龙也开始在同学们的讨论中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并开始尝试像其他同学那样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文章。

　　读研究生一年之后，杨瑞龙就成为了经济系的活跃分子，并把两篇习作分别投给了《上海经济研究》和《经济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这两本杂志都以重点论文发表了。这两篇文章的发表让杨瑞龙很受鼓舞，从此更一发不可收拾。在此后攻读硕士的一年多时间里，杨瑞龙先后发表了20多篇经济学论文，当时国内重要的专业刊物，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都发表过他的文章。他还和自己的导师李乾亨教授合著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这本书是国内最早研究原苏联和东欧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专著之一。

　　读研究生的三年让杨瑞龙感触颇多，他感谢南京大学给了他一个具有创造性氛围的环境。这种氛围对杨瑞龙后来的学习一直影响很大，"以学生为中心，给学生一个自由思考的学习环境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于一个一流的经济学院至关重要。"这成为今天杨瑞龙办好人大经济学院的信条。

　　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杨瑞龙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生导师胡乃武教授对他要求很严，不仅布置了很多需阅读的中外文献，还让他参与自己主持的国家重要课题，使他很快进入了学术前沿，并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他的双层股份制模式的设计、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等都是在博士生阶段完成的。为了完成博士生论文，他写了两本专著，并都公开出版了。

　　季羡林曾经说过："一流的学生不是教师在课堂里面教出来的，而是一流大师所创造的学术气氛熏陶出来的。"遇到李乾亨和胡乃武两位名师，是杨瑞龙人生的一大幸事。"人的潜能是非常巨大的，就看你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下把你的潜能给调动起来"，杨瑞龙说。

　　一篇论文引发的转变

　　杨瑞龙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是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分水岭。前期的研究偏重于规范的研究方法，90年代初出国进修后，研究方法开始逐渐自觉地向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靠拢。

　　杨瑞龙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受东欧经济学的影响比较大，研究模式基本上是思辨式的，重观点轻证明，习惯于从大处入手，无所不包。杨瑞龙前期的文章也基本延续了这种风格。1990年，杨瑞龙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留学进修，跟随迪斯坦尔教授学习经济学。在迪斯坦尔教授的指导下，杨瑞龙的学术风格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用杨瑞龙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从重观点的浮躁文风，到重考据的务实文风的转变过程。"

　　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杨瑞龙曾写了一篇近万字的题为《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的文章，文中探讨的是1980年代末，在中国的双轨价格条件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通货膨胀，国家应选择什么治理政策。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杨瑞龙非常兴奋，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文章里谈了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这篇文章拿给老师看后，满以为会得到表扬的杨瑞龙却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导师对他说，你文章的第一部分写的是供求和价格的关系，这些理论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说得都很清楚了，你只需引用马歇尔的著作就可以了，用两三千字重复马歇尔的原理不是在浪费读者的时间吗？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政府干预经济，尤其是用财政政策会更有效地控制总需求，这也正是凯恩斯所说的，因此，在这里你也只需引用凯恩斯的《通论》就可以了，三千字的内容用几十个字也就够了。第三部分讨论的是结合中国转型时期双轨价格的特征，应选择什么样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政策。这一部分里边有很多新思想，这是别人没有说过的，但你不能像首长那样去命令别人，你需要把你提出来的这些想法用模型和推论证明出来，你要让大家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而你提出的这些观点却都没有去证明，这让别人怎么相信你呢？

　　这一席话对杨瑞龙震撼巨大，使杨瑞龙认识到，如果要把自己对中国改革发展的研究当成世界性财富的话，就必须遵守一个共同的规范，在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平台上，用逻辑的方法来讨论问题，并得出答案，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这是杨瑞龙在澳大利亚最大的收获。从此，杨瑞龙开始重视文献，他静下心来读起了书，几乎两年时间没有发表文章。

　　探索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

　　杨瑞龙在做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时选择了一个很前沿的题目--《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杨瑞龙从硕士到博士学习期间关注的都是微观经济学，但是他的博士生导师胡乃武教授却是研究宏观调控的专家。为了把自己的兴趣与导师的研究专长结合起来，杨瑞龙选择了从微观角度研究宏观问题的视角。

　　杨瑞龙认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脱节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微观经济学长期以来通行的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他们认为，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会自动出清市场。但是宏观经济学流行的是凯恩斯的经济学。凯恩斯告诉我们，即使市场机制是有效的，也会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非自愿的失业。因此，微观上的均衡分析从逻辑上是解释不出凯恩斯所揭示的宏观非均衡现象的。在研究中，杨瑞龙将凯恩斯的非均衡视为配额均衡，相对于瓦尔拉斯均衡，这种配额均衡是非瓦尔拉斯均衡。于是，他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重新构筑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即运用在非瓦尔拉斯均衡下的微观主体行为来解释宏观非均衡现象，从而解决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互割裂的问题。这篇论文在比较不同体制下的宏观非均衡的基础上，还着重对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宏观非均衡及其微观基础进行了实证分析，剖析了市场非均衡状态下的经济主体行为的规则、价格调整等，从微观角度透视导致宏观非均衡的原因，进而探索一条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基本思路。

　　这篇博士论文被认为是国内研究非瓦尔拉斯均衡的经典学术著作，1994年出版之后，竟然先后印刷了3次，这在纯学术类著作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博士毕业后，杨瑞龙开始将自己的学术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新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理论领域，如：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改革、我国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行为等。他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着许多有待于经济学家解决的问题，这决定了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显然，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照搬马克思的个别结论是没有出路的，照抄西方经济学同样是不可行的。一条正确的途径就是在拥有了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素养后，一定要走向社会，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运用直面现实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在为实践做贡献的同时，推动经济学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杨瑞龙被认为是我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1980年代后期，中国的改革从承包制走向股份制，产权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国有制的框架下进行股份制改造，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政企分开与所有权的可转让性问题。为此，杨瑞龙1988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两篇论文设计了双层股份制模式，在国内率先系统地设计了在政府层面的行政权、调控权和所有权分开的前提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资产经营公司、股份公司多级国有资产委托代理构架。这一构想后来作为《要报》上报中央，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并在深圳和上海试验，在取得成功经验后逐步推广到全国。这一改革设想后来获得"全国企业改革方案设计奖"。

　　杨瑞龙写于1994年、发表在1995年初的《经济研究》上的论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率先系统地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战略，主张国有经济应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被新闻界称为"杨分类"。他认为，当国有产权实行多级代理经营后，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就会出现代理问题，即经理人会利用所有者的授权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出现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如果放松对经理人的监管，固然有可能增加企业的活力，但却很难抑制国有资产的流失；加强监管，则会强化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实行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即国有企业应该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自然垄断的行业，也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对于一般的竞争性行业，国有资本应逐步退出。这篇论文后来获得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第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此后，杨瑞龙又在《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等文章中，提出了我国制度变迁方式的三阶段假说，认为我国成功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在《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等论著中，杨瑞龙与他的博士生周业安等合作，借鉴现代企业理论，对"资本雇佣劳动逻辑"、"股东至上主义"、"工资侵蚀利润"、"内部人控制"等命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主张国有企业改革应遵循"利益相关者合作"的逻辑，从"单边治理"过渡到"共同治理"，即通过企业内的正式安排来确保每个产权主体具有平等地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同时又依靠相互监督的机制来制衡各产权主体的行为，通过适当的投票机制和利益约束机制来稳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并达到产权主体行为统一于企业的适应能力提高这一共同目标之上。同时应重新设计企业的相关治理机制，实现对企业决策者的有效约束，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

　　杨瑞龙论文的被引用率和被转载率都很高，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对论文引用情况的统计，杨瑞龙在2000年的论文被引用次数为78次，列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总排名第四名；在2000年经济学科的论文被引用72次，国内排名并列第二名。其中《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理论含义》一文在2000年被引用29次，列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被引用总次数的第四名。杨瑞龙被《中国市场》评为"影响中国市场的25位经济学家"之一，被选拔为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先后获教育部"青年教师奖"，被授予"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领导经济学院

　　1991年杨瑞龙回国后开始在人民大学任教，在1998年成立经济学院后，出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系系主任，2000年任人大研究生院副院长，2002年开始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上任经济学院院长后大胆吸收国内外一流大学的经验，推进教学内容与方式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例如，严格考核与激励制度，提升教师的科研创新能力与水平；重视人才引进与青年人才的培养，经济学院有两个副教授通过特批担任了博士生导师；出版了适应新形势的经济学系列教材；实行"本硕连读"和"硕博连读"以及博士论文的匿名评审制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2003年开始推出"经济学-数学双学位"实验班，瞄准国际一流水平，从优秀人才中培养拔尖人才，并进一步从实验班中选拔直接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的学生，把他们培养成与国际接轨的高精尖人才，使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从中脱颖而出；开展"双语教学"和学生论文竞赛，为学生创造尽可能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在最近举行的"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的评估中，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被评为优秀。同时，杨瑞龙还积极推进与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学术交流，目前已与英国的杜伦大学、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等学校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目前，人大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已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界经济学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在最近由《中国教育报》公布的权威学科评估结果中，人大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都名列全国第一位。在担任院长后，杨瑞龙仍然担任着一线的教学任务，目前他带有9名博士生、3名硕士生，每年还给本科生与硕士生开大课，同时还给博士生上前沿课，他的授课受到同学们的广泛好评。

　　作为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杨瑞龙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显学，经济学家要讲真话，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做别人的吹鼓手，要坚守公正。学者的文章要经得起检验，仅仅有想法但自己不能够求证的不要乱说，因为你说了或许就会影响甚至损害一批人的利益。杨瑞龙要求自己要尽量做到洁身自好。

　　作为经济学院的院长，杨瑞龙感到自己肩上的压力很大，要想保持学院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具有更强的开放性，通过同时并举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进程推进经济学院的教学与研究水平的现代化。他说他的目标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全院师生，将经济学院建成一个能够迎接未来挑战的学院，一个具有上升潜能的学院，一个能够让每一个学生有很强自豪感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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