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物权立法能否公布立法理由

　　《物权法(草案)》现正向公众公布并征求意见，但公众对物权法有多少了解？《法制早报》在北京、广西、广东、浙江、江苏、黑龙江等地的调查显示，72.5%的民众不知道物权法为何物，72.5%的人对物权法涉及的五个名词———用益物权、天然孳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地役权、质权，一无所知。

　　征求公众意见应让公众看懂

　　从实务的角度看，普通民众不了解、看不懂，并不妨碍该法发挥保护民众的作用。因为，律师自然会向当事人详尽解释其含义并保护其权利的。不过，既然向公众征求意见，那还是应该尽最大的可能让公众看得懂。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公布法律草案的同时，也公布立法理由———对于每一概念予以扼要解释，对于法律规范的选择取舍予以说明，既可是法理上的说明，也可以外国立法、本国习惯、已有判例进行说明，从而令读者明白，立法者为何选择对这个问题这样规定，对那个问题那样规定。

　　立法者有责任解答法学界、律师和公众的疑惑。这并不是难事。法案起草者肯定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

　　比如，王利明先生曾主持过草案的起草工作，并已公开出版了《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其中就包括《物权编》，厚厚一大本，对每一条文，都详尽列出了《立法理由》及《参考立法例》。立法理由主要是起草者的阐述，而立法参考例则援引了各国的相关立法。

　　当然，学者提出的立法理由，比较详尽和学理化，且过于繁琐，立法者大可对其予以精炼，从而最终形成立法机构认可的权威立法理由。这种理由可详可略，对于公众最为关注，学界议论最多，在政治上又似乎最敏感的条文，草案起草者理应给出最为详尽的说明。

　　这种立法理由，不仅对于公众理解法律极有帮助，也大大有助于法官在司法活动中适用法律，推进法律研究的深入。

　　法官面对具体案件，抽象的法律条文肯定是不够用的。这时候，法官就需要探究立法者制定这一条文时的用意。有了立法理由，立法的原始意图昭然在案。法官可以据此对条文进行某种引申、类推或解释，从而解决摆在他面前的案件。

　　立法者应将自己的思考告知公众

　　中国的法学研究长期与立法、司法实践脱节，对此立法部门要承担一定责任。因为，立法部门通常相信政策甚于相信知识，因而形成了立法不给理由的习惯。对于光秃秃的法律条文，学者最多只能进行字面上的解释，而无法进行法理上的探究。

　　因为学者并不知道立法者是如何思考、如何取舍的。更进一步说，立法者在公布法律草案时附上立法机构认可的立法理由，具有更为深刻的宪政含义。这样的做法将会向公众表明，正在制定的法律，不是立法者随心所欲制定的，而是综合考虑了现实的需要、各国立法经验、本土固有习惯、法学学理、司法判例及公众意见，经过理性的思考、选择、取舍，最终才形成的。

　　如此做法将从根本上改变国人对于法律的认知。经常有人批评，中国人缺乏法律意识，对法律缺乏尊重之情，好钻法律的空子。不过，形成这种心理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在很长时间里，法律制定过程缺乏立法者与公众的沟通，民众当然也就对这样的法律没有好感，法律精神自然难以树立起来。

　　假如立法者从一开始就以理性精神制定法律，并以充分的理由说服法律人群体和公众，则法律就很容易走入公众的心中，获得他们的认可。这样的法律，不依靠强制，也能发挥它的效力。而立法者所追求的，难道不就是法律的自动实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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