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文学面前男欢女爱不值一提

　　80年代，马原与他的小说得到了宗教感的辉煌。如今，他想身体力行拥抱这个读图时代的到来。他说，成功，我才开始。

　　文/朱慧 图/沈煜(除署名外)

　　6月，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坛，

　　有人询问主讲者王蒙如何应对马

　　原“小说已死”的观点。王蒙质疑这

　　一观点，回答：也许，是马原自己的小说死了。

　　马原，作为“先锋派”的探索先锋，他的创作曾经一度被人称为“先锋得登峰造极”。1990年代，马原几近销声匿迹，偶尔在文学期刊的随笔栏目里才能看见他漫不经心地提到了拉萨。

　　2000年，当马原再度出现在公共视线中，职业身份是同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他已经很久没写小说，从拉萨回东北，再来到上海，用他自己的话说，“曾经我留着很漂亮的胡子，现在没了，曾经我爱穿得花花绿绿，现在一身黑。我在努力做一个安逸的上海小男人。”

　　马原自得于自己的小说“迷宫”的结构，如今他同样喜欢这所没有主路、迷宫般的大学。

　　采访在马原同济新村的住处里进行。这是一片远离上海都市情调的1980年代老房子，偏远而非常安详。四五排二层楼的房子，都被茂密得几乎与一层楼高的植物包裹着，走过杂草中的小径，去马原家没有人可能不晕得迷路，而马原总是在二楼的窗口大嗓门地叫嚷——我能看见你，你往左，再往右……

　　在迷宫的深处，马原对人充满着孩童般的好奇，通常，他与人搭话，第一句总爱说——你们这行，收入好么？马原说过自己是口拙的人。不擅长说话，是纸上的英雄。

　　因为身体的原因，如今他很少用笔写字，不用电脑，口拙的他如今用录音笔口述，写影视剧本，挣钱。马原如今的最大愿望是临死之前，把他挣的钱花完。他爱车，爱开好车，他像孩子热爱玩具一样热爱自己的宝马。

　　有人曾经夸奖过马原是一个厚道的人，马原对此露出狡猾的笑容，回应——写小说的人洞察人性，怎么可能是一个厚道的人？马原厚道，也许这就是留给大家的一个美好想象吧。

　　马原保持着青春的激情，把无限美好的词语与闪亮的眼神献给了形容“爱情”的瞬间。而为了表现1980年代的美好，马原的表达是——文学面前，“男欢女爱”根本不值一提。

　　面对面

　　《新周刊》:你说过这个年代“小说已死”，为什么这么说？

　　马原:我在同济给中文系学生讲课时，表达这一看法。传统小说依赖的“生长”载体、环境都不可逆转地在消亡。现代多媒体不再可能承载“小说”，我们在进入一个非文字时代。

　　小说的阅读需要时间、心境。最合适阅读小说的状态是有冬天的阳光，洒到身上，看一段小说，盯着天花板，发一会呆。现在的人没时间。读懂小说也需要一种能力，阅读小说是要进行一种语境的训练的，现代人缺乏这种训练。

　　《新周刊》:如果小说已死，作为一个作家，为此觉得痛苦吗？

　　马原:你必须无奈之下，正视这些事情。男人是不能为这些事情痛苦的。就仿佛一个链球运动员，他曾经为之骄傲的运动成绩是71米。那个运动项目消失了，并不影响他曾经的荣誉。他曾到达过那里，这是事实，他当然不会为这个运动项目的消失而悲伤。

　　《新周刊》:如何为我们描摹1980年代？

　　马原:1980年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文学属于很多人。那时，一个作家比唱歌的人有名得多。1980年代的人是有宗教感的人，把文学作为宗教。1980年代的人懂小说。1980年代没有小说，人们过得不好。喜欢文学的人经历过1980年代是一种幸运。那个年代是有灵魂、有精神的生活。那是一个充实、而让我感激的年代。那十年是我人生中最好的十年。

　　《新周刊》:“文革”后，第一个文学大浪是“伤痕文学”，那时你的情况呢？

　　马原:伤痕文学的潮流，我没赶上。1978年，我是全国统考的第一批大学生，读过中专，去过工厂，在研究生毕业的年龄开始读大学。

　　读大学以前，我已有了整纸箱的小说手稿。我总共写了不到200万字，我知道很多同龄都写了2000万字。我1971年开始写，每年都在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审美观。1981年接到一张通知，你的小说可以发表了。当时我已经写了11年。当时辽大中文系收了5个班，共200多个人，分数都不低。我们班37人，所有人都是为了一个作家梦而来。

　　《新周刊》:你和你周围的文学爱好者都是怎么走上写作之路？

　　马原:翻翻历史，在我们这个年代，哪怕后来的生意人，都有过文学发烧友、爱好者、业余作者的经历。那时候，我们生活里能够释放创造力的渠道太少了。一个社会走到中心年代，首先需要文人。需要人文素质的人群站立起来。舆论先行是一种必然。

　　周围人都在看俄罗斯或者法国小说。1930年代是必称希腊，1980年代是言必称法国。那时候，法国作家的作品变成读小说人群中最经典的作品。法国小说里有很多人文关怀的东西，这些对才解除禁锢的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我的同学大部分喜欢巴尔扎克。当时中国的文学青年也很喜欢屠格涅夫。其实他就是一个小资作家，小资总是很时尚的。

　　《新周刊》:你的个人阅读趣味呢？

　　马原:我的审美趣味是非常不主流的，我喜欢消极浪漫主义。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整体对我影响都不大。早年喜欢美国小说。儿时读海明威，他的《战地钟声》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看的是1957年最早的翻译版本，当时翻译《战地春梦》，多好的名字。

　　《新周刊》:当时书店里都有什么书？

　　马原:是大量翻译作品的天下。几乎每周都有新的翻译小说出现。外国文艺、世界文学、译文、漓江……在当时都很火红，几大文艺出版社都开始做翻译书。有些被解禁的小说的重印本，比如《青春之歌》、《第二次握手》，当然，还有些小说，比如《洪南作战史》等，里面30%篇幅都是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那些书在文学历史上是不值得记忆的。

　　此外，当时书店里几乎没有当代中国小说作品。当时出书是文人一种很高的礼遇，不是作家你不可能出书。我看到最早出书，现在还活跃着的作家是张抗抗，1974年或者1976年，她写了一部知青小说。

　　《新周刊》:你和你的中文系同学们如何安排你们的大学生活？

　　马原:我们24小时谈文学。因为每天都有新的兴奋出现。有的同学关心当下，上课之外，他就泡在图书馆不停地看杂志，回来告诉大家，今天又看了谁谁谁的小说发表了。

　　大家还爱搞沙龙，形成各种物以类聚的“团伙”，我们这堆人特别爱去东北的北岭玩，边玩边说文学。男女同学在一起，没有苟且之事，没有躲在一边接吻的。

　　特别奇怪，那个年龄是男孩多情女孩怀春的大好时光，可是我们班竟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在恋爱的人。当时，大家都说搞对象，一些人在读大学之前有了对象，往往大学4年，这些对象分手概率很高。所谓没有共同语言吧，一方读大学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另一方，没有大学的门槛，阻拦了一些爱情。

　　大家纯粹是热爱，和名利没关系。当时对名利很淡薄。就是因为狂热，别的事情都不太想。至少，在我们圈子里就没有想成名的。 作家梦是从小就做的，能否成为作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你周围的人一直处于梦境之中的状态。

　　我们都像一个宗教狂。恋爱也没有太多情话，我和皮皮(马原前妻)，在我大四，她大一的时间认识，你无法想象，我们可以一个个通宵谈文学。现在无法想象那种宗教式的情感方式和状态。

　　《新周刊》:听说，当时你就是一个特别狂妄的人？

　　马原:我的自信来自于最初周围的那个一圈子，他们觉得，哎，大马不比其他人张三、李四写得差。大家都知道马原很狂妄。马原一个字都没发的时候，就说我要做中国诺贝尔奖第一人。不谦虚地说，如果出一本马原自选集，把我的小说和世界大师的作品放在天平的两端，我觉得并不轻多少。

　　《新周刊》:你觉得你天生是一个小说家么？

　　马原:能用嘴将故事讲述得很好的人，是天生的作家。我嘴比较笨，不是个能讲故事的人。实际上，我对故事的沉迷是在阅读当中形成。我特别喜欢看故事，在小说的教育中成为作家。

　　《新周刊》:整个的狂热状态延续到什么时刻？

　　马原:我1989年之前进西藏，离开西藏之前，我们家一直是沙龙。后来有位朋友说，马原家是西藏第二个文联。当时我和皮皮的工作都不用上班。我们每天在家里，读书，写作，我们家的门一直敞开着。西藏的文学家、艺术家就不停地到我家去玩，每天总有不同的人在我家聚会。我记得皮皮1985年毕业，嫁给我一年之后，说了句——这一年有几顿饭是我们两人吃的。离开西藏之前，我的生活完全是文学的环境，只有文学，没有别的内容。

　　《新周刊》:你的成名作是《冈底西斯的诱惑》，能描述这篇小说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么？

　　马原:当时从西藏出来，住在都江堰。1984年春节前后，冬天，满天大雪，百年未遇。我每天躺在那里，冻得要命。就围坐在被子里，把枕头放在腿上，在那里写，感觉特别奇特。那时我一直读的小说是《古时代背景》，它深深地影响了我，头脑中充满了奇思妙想。

　　我写完后，自己也激动得不行。我把小说给当时西藏女作家成都的龚巧明看。她看了很兴奋，转寄给李佗，表达特别语无伦次——给你看个我们西藏的作家写的小说，我看不懂，但是太好了。她本身是个很知名的女作家，这么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就特别奇怪。为此，李佗拿到小说，当晚就看完了，他也特别兴奋。

　　当时，《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桥头堡。我曾是《上海文学》的作者。因此写完后，我首先寄给《上海文学》。当时负责人李子云把稿子又退给我，说“小说没太看明白”。不久，《上海文学》在杭州组织了一个会议。韩少功、李潮、李佗等几个当时有影响力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向李子云建议发《冈底西斯的诱惑》。李子云顶住其他异议，刊用了小说。在当时，刊用如此有争议的东西，作为期刊负责人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

　　《新周刊》:成名后，你的生活状态有改变吗？

　　马原:一样，和以前一样。曾经，大家看马原的西藏小说看的是传奇。可是马原写的就是普通人自己的生活。传奇隐藏在日常生活状态中。我写西藏的那些年里，我的生活状态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我与你经历了同样的生活，我并不比你高明，只是我选择了小说家这个职业，在常人生活中找寻到不同的观察视角。

　　《新周刊》:当时有一夜成名的感觉吗？

　　马原:1980年代，某个时刻，我从西藏出来发现大多数人竟然都知道马原，知道《冈底西斯的诱惑》，特别意外。我当时一走出西藏，去一个发达大省开笔会，我从西藏过去，我到达的第二天，一个省领导来看我，他抱歉地说——昨天我忙，有会。没去看你。我才发现原来我很“重要”。你问我高兴么？怎么会不高兴。可是又怎么会高兴，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不知道。

　　走红带来的好处？说起来遗憾。作家走红后的好处应该是卖书。可是真正进入商业化社会以后，我就不怎么写小说了。走红只是给我带来干扰。以前是文学青年，现在是媒体的干扰。

　　《新周刊》:你的小说才华没有为你赢得文学女青年的仰慕和追随吗？

　　马原:文学说从来未曾增加我的性别魅力，只是为我的性别魅力在减分。同学聚会，我一谈文学，女生们说，大马又喝多了。

　　《新周刊》:你觉得自己为名所累吗？

　　马原:皮皮说过表面看，你并没有为名所累。但是事实上，你还是被牵累了。写得越来越少，写到1987年前。我几乎不再写小说。太多笔会、太多评论，对你形成干扰，注意力兴奋点都被分流了，你的一切压力与创作力都在表达中被释放了。而写作是一个储存得越久、闷得越久、越有释放力的东西。宣泄的压力是写作的动力。一旦你宣泄的压力找到另一个释放口，说得多，写得自然少了。

　　《新周刊》:你评价自己口拙，为什么看到人群还特别想表达？

　　马原:应该说，个人说话的兴趣也像宗教。因为那么多痴迷文学的人簇拥在一起，你也是其中一位痴迷者。他们热切地包围着你，你把你所想的说出来，同他们分享文学是一件乐事。

　　《新周刊》:听说当你成为先锋小说家后，开始阅读“活人”的小说？

　　马原:1985年之后，我的小说发表了，有机会见到当时同学们心目中的偶像人物。见到这些人之后，我开始读“活人”的小说。首先，出于对同行朋友的尊重，开始读他们的东西，日后再见面，不至于尴尬。其次，读活人小说，是活人生活交流后的一种补充，比较有意思。当时经常有笔会。我们这些“先锋”作家，聚在一起有时只交流一些信息，很少谈文学。那段时光很美好，我轮转着和不同的人打不同的牌。

　　《新周刊》:向我们描摹一下你现在的生活。

　　马原:最近3年，我的很多娱乐时间是在看碟中度过的。我一直在写电视剧、话剧剧本。我现在的状态，就像周润发做广告的那句话：成功，我还刚刚起步。

　　相关专题：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