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蔚
作为“全国最大卖官案”的主角，前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被判死缓。依法判案，若马德罪不当死，就应该让他活着。但是，对以疯狂卖官为主要特征的“马德现象”，却必须深究根源、严加防范，使其从此根绝，死而无缓。
已故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在其自传中回忆儿时跟随父亲赴任清末湖北崇阳县令时的情形。他通过观察而得出的结论是：“县官实际上等于一个封君，他所管的一县就是他的‘采邑’。”即使是在当时，这种事实存在的现象，也是一种政体的扭曲。类似的现象，当然也就更不应该在当下的时代复活。但是细读马德卖官案的始末，却不由得心生愤怒：身为党的干部，马德却把手中的权力用到了极致，把其治下的绥化市，当成了自己的“采邑”。据说马德是因2000年在病床上感慨“人生短暂，祸福难料”，而放下顾忌，放手卖官的。这样的“心路历程”或许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马德决心一下，绥化市的各级官位就果真成了他口袋里的商品，短短两年之内，就有数百万元的“进项”。至于那些向马德行贿买官的人为何肯出高价，所付价款又如何收回，当然更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秘密。
尤为精彩又意味深长的是，有媒体报道称，马德被“双规”之后，第一个就把他曾经的搭档、前绥化市市长王慎义，“毫不吝惜地供了出去”。这也从旁印证了绥化官场一度盛传的马德与王慎义“明显地对立、不配合”的传言。而恰是在“马德定的事情王慎义不执行，王慎义提的意见马德不支持”的对立中，绥化市却还是形成了“书记卖官，市长卖工程”的默契局面。两人甚至在一项市政工程中达成“君子协定”，划地为界、分肥而食。也就是说，尽管绥化官场关系错综，却还是在共同的利益下，形成了一个既争斗又勾结的分利集团。在这样的恶劣氛围下，绥化市的官风腐败自不待言，而绥化百姓也必然成了各级腐败官员搜刮的对象。
这样的恶劣现象当然为党和人民所不容，马德和王慎义等人的落网、获刑，也印证了党和政府加大反腐力度，建设清廉政府的决心。而要根绝“马德现象”，使其死而无缓，就必须有完善而有效的监督机制。而监督无非两种：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外部监督也无非两种：由下对上和由上对下。从马德当政时绥化官场的形势分析，一个分利集团内部或有争斗，却更多默契，因此其内部监督几无可能；至于绥化百姓和当地舆论如何形成由下对上的外部监督，就更是让人没有信心。因此，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上对下的外部监督，依然是最可能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监督形式。目前反腐斗争的一系列强力举措，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展开，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也确实给群众以鼓舞。但是回顾马德落马的过程，却还是事出偶然，如果不是一桩行贿案牵出马德，他可能还在绥化经营自己的利益圈。由此观之，让“马德现象”死而无缓，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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