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抗战武器三分之二重庆造

　　60多年前的抗战烽火中，9万多重庆兵工人与前方500万将士同仇敌忾，造出数以亿计的枪弹，为8年的浴血奋战提供了坚强保障。一场伟大抗战，造就一座英雄城市，今天，我们将目光聚集在那些历经峥嵘岁月的兵工人身上，是他们撑起了8年血战的兵器之天，撑起民族之魂。

　　建起17家兵工厂

　　“9·18”事变前，国民政府掌控的兵工厂主要有汉阳、巩县、金陵和济南等6家。事变后，加快了兵工厂建设和对地方军阀兵工厂的统筹控制，到“七七事变”前，全国兵工厂近30家，能够仿制欧洲(德、捷)陆军系列的大部分轻武器和75加农炮、105榴炮等。抗战爆发后，广东、上海、济南、金陵等兵工厂开始内迁，直到1940年才最终迁完。

　　1937年初的重庆，辖区只有46.8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1939年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及后被定为战时首都，辖区也只有约300平方公里。这狭窄的区域内，却先后建起了17家兵工厂，聚集了9万多兵工员工。

　　据史料记载，除第40工厂(抗战后撤销)在綦江外，其余各厂均分布在两江河谷地带，这种分布便于各厂充分利用水运。从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依次散布着兵工署第2工厂(抗战后撤销)、第50工厂(现望江厂)、第10工厂(现江陵厂)、第30工厂(抗战后撤销)、第21工厂(现长安厂)、第20工厂(现长江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现重钢)、第11工厂(后迁台湾)。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双碑，有第24工厂(现特殊钢厂)，第25工厂(现嘉陵厂)等。

　　产品质量数量提升

　　“抗战前，我国多数兵工厂是一厂多能———既产炮，又产枪，不是大而全就是小而全，所以量少质低。这种局面，在重庆得到彻底改变。”重庆兵工史专家柴文官称，如21工厂，战前既产枪又产枪弹，还生产迫击炮和迫炮弹。内迁时该厂枪弹厂先移交第20工厂，同时又接收了第1工厂的步枪厂和第20工厂的轻机关枪厂，从而使该厂成为主要生产各种枪和迫击炮弹的专业厂。经过工厂的接收、移交和整合，统一了制式，重庆兵工产品的质量、数量飞快提高。

　　武器弹药运往前线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国军正面战场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其他战斗38931次，毙伤俘日军250万人，我军阵亡官兵130余万人，负伤170余万人。惨烈战争带来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及大反攻时的1945年损耗最大，前者年消耗子弹3.38亿发、手榴弹483万枚，后者年消耗战防炮、火箭炮等炮弹240余万颗。我八路军、新四军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毙伤俘敌伪军171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八路军和新四军整编前期，都装备过由重庆兵工提供的武器弹药。

　　据相关历史记录，重庆兵工从1938年相继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共产各种枪弹8.5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关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万挺，各种火炮1.4万门，各种炮弹598万颗。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的统计是：重庆兵工承担了全国械弹三分之二的份额。

　　内迁之初技工跳槽兵工厂

　　“我们像逃难一样来到重庆，不少人在日机轰炸或伤寒病痛中倒下了，好不容易才把机器设备运到重庆。”回忆起当年到重庆的情景，82岁老兵工彭林生永生难忘，“我16岁进工厂，17岁结婚请客才过3天就被日本的飞机炸到重庆来了。”彭林生从湖南烟溪第11工厂搬迁到了1工厂(现建设厂)。

　　“内迁之初，进兵工厂相当于进今天的银行，福利待遇好得很。其他行业的很多技工，都跳槽到了兵工厂。”老兵工彭林生回忆，当时除了每月发放三斗二升三大米外，一些战时紧俏日用品，如油、盐、煤，均由厂方组织运进，凭票供应，还免收房租。

　　彭林生告诉记者，当时兵工署认为工人赶造械弹，供应前方需要，其任务实与前线士兵同样重大，所以“予以缓役”。当局对兵工政策的全面倾斜，使各兵工厂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1940年，内迁重庆的兵工厂全部复工。

　　抗战胜利工资买不到东西

　　“我那个时候正跟着师傅在第25工厂学制造7.9毫米步枪弹。”16岁进兵工署第25厂(现嘉陵厂)的顾建中告诉记者，工厂里的生产机器破旧，没有降温设备，熔铜、浇铸、锻压部门的工人，脚上穿着自制的木板鞋整天在高温下作业，脸上身上被烟熏火烤出一块块红色痕迹。“那时候的工资也就只够买点肥皂牙膏的。”顾建中回忆道，发行金元券后，工资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了。其中一等一级(最高级)工人以全月60工计算，折合9万元，只够买5斗多碛米或7斤猪肉。而六等六级(最低级)工人月收入仅能购一斗三升米。

　　抗战胜利后的“双十节”，厂里发了三个月“胜利奖金”，顾建中只拿到了几千元，拿得最多的工人也不过2万法币，大家就集体罢工。罢工第三天，厂方命令工人下午一点钟必须到岗，不上岗的工人就被警卫大队抓上车驱赶出厂，“凡是离厂五公里以外的，都不准回厂，否则砍头！”顾吓得飞快逃离工厂。

　　1947年，顾改了名字，重新回到厂里。此后几十年，顾再也没有离开过厂子。

　　本版文字由记者戴宇 陈军 实习生王果采写

　　数千工人肩挑背磨扛起钢铁厂

　　张连科，贵州水城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矿冶系毕业，任上海炼钢厂厂长期间，临危受命，将炼钢厂迁汉阳后与汉冶萍公司合并，后迁重庆大渡口，任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建成大后方支援前线的最大钢铁基地，是重钢主要创始人之一。1945年逝世，年仅49岁。

　　1070吨设备内迁

　　抗战爆发时，上海遭到轰炸，张连科是当时的上海钢铁厂厂长，他挑起迁厂重任，先将上海钢铁厂迁到武汉和汉冶萍铁厂合并。

　　据张连科的儿子张化声回忆，上海钢铁厂迁至武汉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该厂不得不在几个月后继续内迁，选址在重庆大渡口。1938年2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成立，当时的国民政府兵工署制造司司长杨继曾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连科成为将汉厂迁渝的4名委员之一。

　　水路从武汉到重庆，必经三峡。当时的三峡，航标系统尚不完备，众多的爱国职工一边躲避敌机的轰炸，一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向内地搬运各种大型设备。职工们主动帮忙拉纤，不少职工在拉纤途中倒下。

　　今天，我们可以从重钢集团档案处查到当时运输设备的重量：由武汉、大冶等地运输设备就达1070吨！沿途被炸损失了149吨。

　　沪鄂川口音共喊号子

　　经过几个月的长途搬运，各种巨型机器终于拉到大渡口长江边的河滩上。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这个大后方的工地上没有一台机动车，也没有任何起重设备。所有的庞然大物都要全靠人力，一点一点地用滚木搬运。赤手空拳的工人们，光着膀子，打着赤脚，操着上海话、湖北话和四川话等不同的口音，齐声喊着统一高亢的劳动号子，这是迄今为止留在张化声兄妹心中最深刻的记忆。

　　一年多后，钢铁厂的迁建初步走上轨道，因陋就简地为抗日前线生产出五百磅型的炸弹。

　　不惧轰炸加紧生产

　　1940年，日本飞机对重庆疯狂地进行疲劳轰炸，正在建设中的钢铁厂也被视为侵略者“眼中钉”。当年10月14日前后，敌机连续好几天到大渡口上空，对钢铁基地进行轮番轰炸，从早到晚空袭不断。资料记载，敌人投弹100枚，死伤职工百余人，毁住房百余间。

　　到1940年12月，迁建的新厂共产生铁约3000吨，耐火材料约900吨，铸铁440吨，制造了工兵器材约15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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