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红岩村撑起抗战之危局

　　自1939年1月正式成立至1946年5月东迁南京后改为南京局，位于重庆红岩村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时7年零4个月，几乎经历了抗日战争从相持到胜利的整个过程。

　　“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回头看，人们会发现，正是有了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艰苦卓绝的工作，勉强维系着脆弱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关系，抗战才得以从危局渐渐转为胜局。”红岩革命纪念馆研究馆员王明湘如是说。

　　成立于危难之秋

　　1938年10月，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时，抗战全面爆发后形成的国共联合抗日的局面发生了变化。

　　迫于战线太长，兵力、物力不足，日本改变了“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侵华战略，军事进攻重点放在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转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用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作为诱饵，企图实行其“以华制华”的目的。而英美对日采取了绥靖政策，极欲作为调停者，不惜以牺牲中国抗战的代价来维持所谓和平。

　　在此气候下，国民党开始转向。亲日派汪精卫公开投敌，而英美派蒋介石则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19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

　　抗战爆发后形成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蜜月期结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裂痕。

　　正是在这抗战时局的转折时刻，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秘密成立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全面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与国民党直接对话。

　　战斗在国统区中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很难单独承担起抗战的重任，联合抗日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唯一选择。然而，蒋介石虽然从未公开投降，但是他对抗战的态度是动摇的，并暗中与日本谋求妥协，商谈共同反共事宜。”王明湘说，南方局驻守重庆的意义，就是创造性地执行来自延安的抗战政策和方针，一次次把摇摆不定的蒋介石拉回联合抗战的正途。

　　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抗战如火如荼之时，国民党却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进攻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国统区内大肆杀害共产党人，迫害进步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多次激化。

　　如何才能化解兄弟阋墙之争，共同抵御外侮？除了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之外，南方局在国统区内部开辟了“第二条战线”，用斗争来维护团结。

　　“虽然是秘密存在于重庆，不能公开活动，但南方局仍然拥有了最有力的斗争武器———舆论。”王明湘说，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的宣传阵地，及时揭批国民党的真面目，同时广交朋友，加强对国民党、各民主党派、文教界、工商界、地方实力派等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并利用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外国使馆和新闻机构聚集的优势，进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每次国民党偏离联合抗战的方向，南方局就会发动舆论进行强烈谴责，自诩‘抗战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就不敢在‘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王明湘说，正是有了南方局忍辱负重，谈判斡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才得以保持，直到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国统区内“小延安”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大多在重庆设有办事处，唯独位于红岩嘴上（今红岩村），没有公开挂牌的八路军办事处（时称八办）最出名，被称为国统区内的“小解放区”。

　　然而，当时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小解放区”里面，还有一个“小延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的全权代表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

　　“国民党是不允许在国统区内有共产党组织活动的。”红岩纪念馆研究馆员王明湘说，“从1940年左右，国民党就获悉有南方局的存在，但一直找不到实证，南方局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秘密存在并广泛活动近8年，原因就在于南方局与八办历史性的巧妙结合。”

　　“南方局领导机关虽然人员精干，但毕竟是几乎半个中国的指挥中心，几个部门几十名同志，是无法靠一个烟摊、茶馆或客栈来掩护并长期坚持的，只有八办有这个条件。”王明湘介绍，八办是经国民党同意设立的，负责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间的军事联络，并办理后勤供给事务，可以在重庆进行公开活动。

　　“虽然国民党为了限制中共活动，只给了八办十几个人的编制，但八办可以聘请勤杂人员。加上周恩来、董必武、驻重庆的代表也获准住在八办，他们又可以合法配有秘书、副官、公务员等。”王明湘说，南方局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可以用这些身份合法地长驻重庆，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南方局人员以八办名义外出工作，进行活动，也比较安全，且容易被人接受。

　　“八办接受南方局的领导，是南方局机关的组成部分，而南方局又依托八办开展工作。”王明湘说，红岩村的同志对外只称八办，不提南方局，但八办和南方局的人员交叉使用，在周恩来的统一领导下视情况而分工合作，取得一个个重大胜利。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女谍1935年1月，20岁的沈安娜离开上海，去了杭州。此前，她曾专修速记，很快就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

　　当时的沈安娜并没有想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这一次安排，只是自己潜伏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里，15年地下情报生涯的开始，去延安甩手干革命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去武汉找党

　　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

　　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没过几个月，一个叫华明之的小伙子也依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来到了杭州，在浙赣铁路局谋了份差事，就近协助和指导沈安娜的工作。1935年秋，他们结为夫妻。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战火不久就扩展到沪、杭一带，沈安娜和华明之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辗转西撤，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进入1938年后，时局更加动荡，下一步该向何处去？经商量，华明之暂留浙赣铁路局，拿工资维持两人生活，沈安娜辞去浙江省政府的工作，去武汉找党。

　　“去找朱家骅”

　　武汉城那么大，党在哪里？几天徒劳之后，沈安娜在街头偶遇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在他的引见下，沈安娜走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

　　“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蒋介石抗日是被迫的，为了防止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党有必要搜集国民党的情报，及时了解其反共意图和活动，进行针对性的斗争。”周恩来、董必武分析说，朱家骅已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沈安娜要利用曾是朱家骅“老部下”的关系，要求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

　　国民党的特别党员

　　见过周恩来、董必武的第二天，沈安娜就到当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找到了朱家骅，依旧按习惯称朱家骅为“主席”。

　　“容易、容易，中央党部正需要速记。”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朱家骅不仅答应安排工作，还为了解决沈安娜的国民党员身份，当即嘱咐秘书为沈安娜办理“特别入党”（即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介绍人，手续比走正常途径快很多），并亲任沈安娜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38年8月，武汉已是风雨飘摇，国民党机关开始陆续撤往重庆。遵照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华明之两人也离开武汉，来到重庆，并到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报到。

　　到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就通知沈安娜，“特别入党”的党证已经批下，安排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

　　打入敌方心脏就发挥作用

　　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

　　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沈安娜获得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再由丈夫华明之送出，直抵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的手中。国民党对抗日的三心二意，对共产党的两面三刀，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了然于胸，避免了工作的被动，进行了针对性的斗争。

　　和组织失散三年

　　百般小心谨慎，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从未出现差错，然而，意外事件还是发生了。

　　1942年，沈安娜和华明之的直接领导徐仲航被捕，和组织的联系断了。失去了组织的指引，有重要情报送不出去，沈安娜和华明之如坐针毡。

　　回想起周恩来所说“争取长期埋伏，耐心等待”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决定保持冷静，相信党组织一定会来。1945年10月的一天，吴克坚代表南方局来重接关系，和组织失散三年的沈安娜与华明之喜极而泣。

　　解放战争时期，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战略情报，从未暴露。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才宣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和丈夫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离休。

　　本报记者谢夷 实习生张金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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