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危机下的民营医院

　　诚信危机下的民营医院

　　-本刊记者/程海涛

　　曾被寄予厚望的民营医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背负着“

　　毫无疗效的伪劣配方遭投诉、在三年免税期“赚一把就跑”、违规医疗广告一再被曝光……这里民营医院最近一再遇到的诟病。

　　“像我们这样的小医院，只能跟着医疗市场的大环境走，有些苦水倒出来只能惹更多的麻烦，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8月12日，北京一家民营医院负责人在拒绝《新世纪》周刊的采访时苦笑着说。

　　民营医院诚信“破壳”

　　河北籍的周浩(化名)，一段时间前，来到北京前海医院成为一名保安。前两年，周浩所在的县城一下“冒”出了不少“医生”，这些医生大多专治性病。“在乡下，如果某个人掌握了治疗性病的简单方法，亲戚朋友们便都会在短期内成为‘医生’”。周浩说，经过简单的传授，不少人都放下了手中的锄头，背起药箱，离开故土，游医四方。

　　周浩同乡中最有“成就”的一个，已经在浙江、湖北、四川、安徽等地开办了多家医院，总资产过亿。而这位同乡，几年前还和村里人一样，是地道的农民，文化水平也不过高中毕业。“但人家会动脑筋，赚钱就快！”周浩对这位同乡充满崇拜之意但又显出对自己的惋惜：“当时连我都会给人瞧性病，如果不是因为晕针，我没准儿也早开上医院了。”

　　上世纪90年代，民营医院的登台亮相，被认为是打破公立医院垄断、促进竞争、改善服务的契机。

　　但随着民营医院“遍地开花”，一些不具备行医资质的“江湖游医”，利用地下旅馆里脏兮兮的“诊室”，破旧的玻璃注射器和来历不明的膏丹丸散小药片，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一些人从“地下”转战“地上”，或买断小型公立医院的经营权，或承包大医院里的科室、病房、病区，发展壮大。

　　鱼龙混杂的民营医疗市场导致了民营医院的信誉声名日下：医院给医生下达经济指标，并指导如何骗取患者钱财；被“包装”出来的“专家”中，多是退休医生“发挥余热”，甚至还有人“张冠李戴”；患者长途跋涉花费数千、上万元，用麻袋背走医生开出的药品，却无半点功效；重点专科医院成了所谓的专治“上三路”和“下三路”的医院，科室主要集中在美容、牙科、性病、皮肤病、男女不孕不育……

　　据民间机构调查显示：高达79.3%的民众对民营医院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欺诈、价格不真实和急功近利成为民众眼中民营医院的通病。

　　广告决定生死

　　四川患者吕中和结婚四年尚无子女，这在他们眼里，是“天大的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向孝顺的吕中和不能接受吕家断代的结果。为此，他带着妻子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北京的一家专科医院治疗。

　　“来北京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家‘北京男性专科医院’能治不孕不育的广告，可来了才发现，说是医院，只有几间不大的屋子，连个像样的医疗设备都没有。”从没出过远门的吕中和不知道医院还有公立和私立之分。

　　“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多带些药回去，肯定会见效的。”吕中和回忆，医生在听完他们介绍的病情后，热情地开出2000多元的中药。

　　“药已经吃完了，可还是没见效果。”吕中和又去了省里一家国有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该病并非药物能够治疗，吕中和这才知道上当受骗了。可当吕中和来到北京讨说法时，那家医院已是人去楼空。

　　医疗广告之乱人所尽知。很多患者对医院信息一无所知，他们了解治疗信息的主要途径，便是电视广告。而这一块，则是民营医院，特别是带有欺骗性的民营医院的主要宣传阵地。

　　“真正骗人的医院是个别的，民营医院在广告中可能言过其实，但办专科门诊也是根据市场的需要。”北京市同仁长虹医院院长何定学对此颇显无奈。

　　8月9日，北京市工商局透露，全市监测各主要媒体医疗服务类广告44078条，其中涉嫌违法的广告有1995条。同一天，北京市工商局对84家发布违法广告的医疗单位进行了曝光，同仁长虹医院榜上有名。

　　“民营医院品牌树立在前期肯定是要靠广告的。” 何定学说，大多民营医疗机构没有医保定点资格。而在大城市里，医保人群比例很高。这就意味民营医院丧失了大部分患者资源，很难和公立医院抗衡，而且民营医院不像公立医院那样历史悠久，选择依靠广告走专科路线也是无奈之举。

　　“做10万块钱的广告，曝光一次就得损失上百万。”何定学表现出一脸的无辜，“到目前为止，没有哪家上级主管单位或媒体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涉嫌违规？违规在哪？事先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

　　“民营医院的实力远不及大医院，大医院竞争是拼硬件，比如悠久的历史，充足的后备人力资源，国家政策的扶持……而民营医院则是拼品牌，谁的牌子叫得响，谁的生意就好做，这就需要广告去宣传，而在这方面，相关部门又没有正确的引导。” 北京仙琚生殖健康医院院长吕建国认为，在广告诚信的问题上，国家把板子打在了民营医院的屁股上，而民营医院把怨愤撒给了国家制度。

　　人才，诚信失守的关键

　　“我们来看病就是冲着这位教授来的，医院的介绍中也说由他亲自坐诊，可来了才知道，此教授非彼教授，根本不是一个人！”患者张一民(化名)边说边从北京前海医院的大门往外走。

　　民营医院的虚假广告中，吹嘘最多的便是“专家”、“名医”，人才就是品牌，而人才的竞争表现在医疗体系中更为激烈。于是，一些民营医院纷纷唱起了“某某权威专家亲自坐诊”、“著名教授担纲主任医师”的“空城计”，以此来吸引患者。这些冒牌的专家教授是民营医院诚信失守的关键。

　　“国有医院的医生都有事业编制，享受的是国家干部待遇。你开的工资比国有医院多几倍，有些名医师和好专家也未必请得过来。” 何定学说，他们曾经想以年薪40万挖一名公立医院的整形科主任，到最后别说主任，连普通医生都不为所动。

　　通常情况下，民营医院聘人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大医院的退休人员，主要为内科、中医类；另一个渠道就是濒临倒闭的厂矿职工医院、乡镇卫生院或西部、中部医院中资质平庸的普通医生。

　　“我们只能返聘一些从公立医院退下来的老专家、老教授。” 何定学感叹道。没有名医专家坐诊，民营医院的骨干力量是退休的“银发人才”，护理人员几乎清一色是刚毕业的护校学生，中间地带人才缺乏，民营的性质又无法吸引优秀的高校毕业生加入，造成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失衡现象。

　　面对患者对民营医院专家的“不认同”。何定学对此深有感触：“同仁医院的专家号被炒到了500元，同一个专家，在民营医院坐诊时才50元，竟然没有人挂他的号，差别就因为我们是民营医院。”

　　“招人难，留人更难。” 天安中医院办公室主任董跃进说，医院每天都在报纸和网站刊登招聘广告，两年内招进的4位专家，种种原因走掉了3个，剩下的一位还在犹豫。

　　不仅仅这些抢手的医学专家留不住，连初出茅庐的高校毕业生也留不住。随着近年来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毕业生开始将眼光放在以前受冷落的民营医院身上。但这些毕业生往往工作不到一两年，就另谋高就了。

　　孙强两年前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他说：“当初进民营医院就是权宜之计，目的是留在北京，其实民营医院整体环境并不利于年轻人成长，同时进院的同学最终都通过参加考研等各种途径离开了医院。”

　　制度缺失导致诚信危机

　　公立医院属于国有单位，无论从技术设备，还是医疗人才、公信度上看，都是民营医院无法比拟的。“民营医院虽然环境好，服务到位，但还是不能让人放心。所以我一般情况下不会选择去民营医院看病。”何女士对本刊记者说。

　　据统计，中国医疗市场包括疾病、保健医疗、美容医疗等支出的费用，每年大概有上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然而这么大的市场，民营医院目前只占不到3%。据国家卫生统计信息中心统计，近两年来，全国各级民营医疗机构总数量已占半壁江山，但其诊疗人次数仅占全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数的2.7%，入院人数占全国医疗机构入院人数的2.5%，民营医院大多处在“饥饿状态”。

　　何女士之所以不会选择到民营医院看病，还因为“多数民营医院不是医保定点单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各地普遍推行，使得享受基本医疗保险人群成了医疗机构必争的一大市场。然而，绝大多数民营医疗机构被排除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

　　“我们医院也申请过医保定点单位，但审批的过程太过复杂，而且近乎苛刻，没有熟人根本不可能办下来。”何定学说道。　

　　海淀区的仙琚生殖健康医院，成立于2004年9月，以治疗男女生殖健康为主。医院大厅，就诊者寥寥无几，导医护士无所事事地在门庭站立，问起少人看病的原因，住在医院附近的居民告诉本刊记者，“听说医院的收费很高，比公立医院多出不少附加的费用！”

　　“以前民营医院虽然门槛高，但盈利也高。现在民营医院发展得多了，属薄利时代，我们医院现尚在免税期内，等三年免税期一过，8%的营业税对于我们来说非常了不得。”

　　在院长吕建国看来，民营医院“失信”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但总量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是导致民营医院“失信”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举例说，有人认为公立医院好，但一些小病在三甲医院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结果是小病变大病，没病变有病。

　　“民营医院的诚信危机与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不无关系。在现行的医疗体制下，民营医院大多是个人投资，所以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抢市场，靠的就是竞争。”

　　董跃进认为，“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力度不够，管理不规范，部分地方甚至存在着较严重的审批不足，只批不管的现象，造成了机构重叠，卫生资源浪费，医疗秩序混乱。另外，政策上也存在着制约民营医院发展的一些不利因素，导致民营与公立医院发展良莠不齐。”

　　自己人都不信的民营医院

　　“如果按照性质来分，其实我们不叫医院，而是叫医院股份有限公司。患者到我们这儿来看病，也不是到医院看病，而是到公司看病。所以，民营医院的性质导致了患者对它的不信任。”董跃进把民营医院的诚信危机归结为受“性质”所累。

　　庞志强(化名)在2001年体检时就被查出患有呼吸道感染疾病，此前他一直没太在意，直到2003年才感觉到喉部越来越痛。情急之下，他找到一位在北京和义哮喘医院当医生的朋友，给他开了一些常用药，并劝他最好是住院接受手术治疗。但他想到朋友所在的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无论设备还是治疗手段都比不上公立医院，便拒绝了朋友的建议，住进了公立医院。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2005年初，北京同仁长虹医院的一名员工夜里从床铺上摔下来，后被确诊为脊椎扭曲。出于对员工的关心，院长何定学亲自为这名员工开出了一系列的诊疗方案。可是这名员工并没有按照何定学给出的方案去医治，目前还在多家国有医院间辗转。

　　“在此前我从医20余年，像这样的病都算是小病，即使这样连我们医院的员工都不相信我的医术。他之所以不相信我，就因为我在民营医院当院长。如果我是国有医院的院长，结果就不会这样了。”何定学无奈地感叹道，“正是由于患者的不信任，导致目前民营医院的处境非常艰难，上面一个政策出台，就可以让我们倒闭关门，媒体一次曝光，就能让我们伤筋动骨，损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其实出问题的只是极个别不负责任的医院，多数还是好的。吕建国认为患者对民营医院有看法是因为国家医疗政策的导向性不明确，“民营医院就像个小孩子，在他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被抛向了市场，而之后又没有合理地引导，这就导致了后天成长中的‘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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