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战之文学创作篇

　　罗荪：抗战的烽火，迫使作家在这一新的形势底下，接近了现实：突进了崭新的战斗生活，望见了比过去一切更为广阔的、真实的远景。作家不再拘束于自己的狭小天地里，不再从窗子里窥望蓝天和白云，而是从他们的书房里、亭子里、沙龙、咖啡店中解放出来，走向了战斗的原野，走向了人民所在的场所……

　　祖国呵，就当我拿着刀或枪--文化抗战之文学创作篇

　　本报记者毛梦溪 实习生赵文娟

　　人说：无用的笔呵把它扔掉好啦然而，祖国呵就是当我拿着一把刀或者一支枪在丛山茂林中出没的时候罢依然要尽情地歌唱———胡风我望着东方的烟霞，我那远离的亲人的脸的颜色。你是为敌人加给你的屈辱激怒？还是被反抗的硝烟炮火所熏蒸？烟尘飞起，是敌人的马队在我的村边跑过？我听到了孩子们的哭声……(孙犁：小说《风云初纪》)

　　战争的暴风骤雨把小说家从狭小的都市生活圈，卷进战火纷飞的前线和流离失所的难民群中。渴望已久的全民抗战终于来到，他们处于爱国热情的燃烧之中———

　　小说家沙汀当时就这样说过：“抗战引起我一种冒险的打算。我以为我应该暂时放下我的专业，不再斤斤计较一定的文学形式，而及时来反映种种震撼人心的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而在情绪方面更是一桩不能自已的事。所以，‘八·一三’后，在离开上海那一段时间中，总四处奔走着，渴望着到前线去。”抗日战争爆发后，沙汀离开上海回到四川老家，边从教边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赴延安，曾随贺龙部队辗转驱驰于晋中抗日游击区，从事写作。皖南事变后他又还乡蛰居专事写作，著有《困兽记》、《奇异的旅程》等多部小说和小说集。

　　被文艺界誉为“荷花淀派”开创者的孙犁在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时说：“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孙犁在谈到他的代表作《荷花淀》的创作时说：“农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强敌压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没有保障。他们要求保家卫国,他们要求抗日……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抗战小说与老舍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因为他主持了“文协”的领导工作，率领文艺界开展抗战文学活动，更因为他在抗战后期创作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触记录了抗战八年中“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变成了“一只在野水上漂荡的失去舵的孤舟”，以北平一条胡同中的祁家四代祖孙惶惑、饥饿、偷生的人生，无情地鞭挞了民族的弱点，揭露了日寇和狗汉奸的凶残、虚弱与无耻，抒写了抗日人民的爱国激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茅盾以一位严肃作家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和敏锐的政治神经为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学的发展与胜利奔走呼号，抗战8年，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第一阶段故事》、《腐蚀》……他的小说创作也代表了抗战文学创作的水平和发展方向。

　　巴金的《寒夜》、《憩园》，艾芜的《故乡》、《山野》，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重逢》、《戎马恋》，张恨水的《魍魉世界》、《大江东去》，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硕果累累、成就卓著的抗战小说，形成了抗战文学创作领域中最有影响的一支劲旅，为抗日民主运动的推进倾尽了呐喊与呼啸的责任。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诗歌《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抗战一爆发，飘散在各个诗歌流派的中国诗人们抛弃前嫌、相互呼应、相互砥砺，使诗歌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抗日民族民主解放斗争。他们走在了抗战文学的最前沿。

　　艾青说：抗战时期是中国现代新诗“果实累累的收获的季节”，“全国的作家几乎都用诗的情感来接受战争，许多小说家和理论家(如巴金、郑振铎、老舍、王统照、胡风、陈学昭……)都写了许多纯朴的神情流露的诗篇；许多沉默已久的诗人(如郭沫若、冯乃超、姚蓬子、王平陵、高长虹、黄药眠……)也都重新开始歌唱了。”

　　艾青是抗战诗人的杰出代表，《黎明的通知》、《反法西斯》、《向太阳》等8部诗集和两部长诗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诗中满溢着与农民大众精神上的紧密结合，开辟了中国自由诗的道路。田间则以人民大众的战士的燃烧热情歌唱着真理与斗争，他的诗集《给战斗者》、《抗战诗抄》、《赶车传》都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紧密相连，闻一多称他为“时代的鼓手”和“擂鼓的人”。

　　当中华民族“抖了抖身子”奋起抗战时，臧克家带着“悲痛，然而更欢腾”、“愤怒，然而更兴奋”的心情，投入到反侵略斗争行列，在民族革命战场上，他一直勤于笔耕，《从军行》、《向祖国》等都始终跳跃在时代的最强音上。

　　1938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首次朗诵了柯仲平和高兰的诗，在文艺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诗歌朗诵活动从武汉开始蓬勃地展开。冯乃超在《时调》创刊号上发表《宣言》，提出要“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歌词，也曾经以朗诵诗的形式，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广为流传。

　　街头诗运动，是一种紧密配合当时斗争，比较直接地发挥宣传教育作用的诗的战斗形式。街头诗运动主要是在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里流行。1938年8月7日被当时在延安的诗人称为“街头诗运动日”，这一天在延安的大街小巷、墙头和城墙上，张贴起街头诗。《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号召人们“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田间认为街头诗运动“是使诗歌服务抗战，创造大众诗歌的一条大道”。稍后，在一些抗日民主根据地，街头诗运动也渐次得到展开。以晋察冀边区为例，魏巍记述道:“在许多群众集会上，都散发着红红绿绿的诗传单，在对敌人展开的政治攻势中，也有用诗传单形式制成的宣传品。”街头诗的作者，也不限于诗人，魏巍说“在冀中某些地区，已经有群众自己创作的街头诗出现”。

　　写街头诗、传单诗比较活跃的作者有田间、邵子南、史轮等。田间从延安到晋察冀，一直是街头诗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这时期写的街头诗，像《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毛泽东同志》、《义勇军》、《呵，游击司令》等，诗行简短，寓意深长，在朴素的诗句里，充满着火热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爱憎感情。

　　从北平血战出来、受有几十次战斗洗礼的学生大队……向着滹沱河退却，诱敌深入那山峦和森林密布的行唐。(碧野：报告文学《北方的原野》)

　　报告文学在抗战初期异常发达，郁达夫在谈报告文学竞写热潮时这样指出：“在中国目前的情势之下，要想用准确的现实，来写出足以动人、足以致用的文学来，自然以取这一个报告文学的形式，最为简洁。”

　　当时，郁达夫、台静农、适夷、夏衍、丁玲、沙汀、东平、周文、何其芳、卞之琳、萧乾、刘白羽、荒煤、曹白、姚雪垠、吴伯箫、罗荪、以群、骆宾基、碧野、黑丁等，虽然是在战前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流派和创作思想不尽相同，但都为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所鼓舞，或多或少写了一些通讯报告作品，以自己的笔为救亡图存的急迫任务服务。

　　将上海“八·一三”战争血与火的战斗实况呈献在读者面前并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家，首先要推丘东平。他的《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借一个女难民之口，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屠杀上海市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也表现了上海市民不甘屈服，在敌人屠刀下奋起自卫反抗的壮烈图景。带来上海战争的战火硝烟的，还有写作报告文学很活跃的作家骆宾基。他不仅写了收有《救护车里的血》、《在夜的交通线上》等7篇报道上海军民英勇抗日、列为《烽火丛书》第五种的《大上海的一日》，并且发表过著名中篇战地报告作品《东战场别动队》。

　　作家碧野有6个月跟随部队转战于滹沱河畔、太行山麓的实际经历。战争的实际感受促使他写下了两部报告文学集：《太行山边》与《北方的原野》。碧野的战地报告气势奔放地描绘了北方原野上游击健儿在八路军影响下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广袤场景，展示了以农民为主的群众自发抗日、斗争风起云涌的壮烈画幅。

　　唔，你们青年的，记住了！这是我们的家！这次出去之后，我，大概是不能回来了，可是，你们记住，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家！(夏衍：戏剧《心防》)

　　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抗战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一支空前的强大的剧作家队伍，出现了一批创作倾向一致而又有独特艺术个性与艺术风格的剧作，成为抗战宣传的有力武器。

　　抗战初期的剧作就来得十分快而且十分丰富，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八天，夏衍、于伶、章泯等剧作家就集体创作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全剧气势宏伟，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日精神，揭开了抗战戏剧的序幕。

　　抗战期间，抗战现代剧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据葛一虹在《抗战剧作编目》的统计显示，到1938年止，出版的独幕剧达142种之多。抗战中期多幕剧占了主导地位，夏衍的《一年间》、《心防》、《法西斯细菌》，宋之的的《雾重庆》，老舍的《残雾》，陈白尘的《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曹禺的《蜕变》，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揭露了国统区的黑暗，标志着抗战现代剧的进步。抗战末期茅盾的《清明前后》、陈白尘的《升官图》等一批及时反映国统区重大社会矛盾与斗争的剧作应运而生，犹如一支支利箭刺向国统区黑暗统治的黑心，紧密配合着抗日民主的政治斗争。

　　夏衍是抗战时期优秀的现实主义剧作家，1937年创作了《上海屋檐下》，1938年创作了《赎罪》、《一年间》，1939年创作了《娼妇》，1940年在桂林创作了歌颂坚持战斗在上海“孤岛”的新闻战士的四幕剧《心防》、《愁城记》……这些剧作的共同性是密切联系抗战现实，反映抗战时期的战斗与生活，歌颂抗日志士，鞭挞民族败类，鼓励与启迪人民群众投入抗战。

　　对于抗战历史剧创作，贡献最大的莫过于郭沫若和阳翰笙。郭沫若认为，史剧作家的任务不在于写历史，而在于“发展历史的精神”。1941年到1943年，郭沫若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尽管这6部剧取材不同，反映现实的侧重点也各异，但它们是在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完成的。因此，这些作品表现的共同核心主题是：反对侵略，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颂扬爱国爱民，主张团结御侮，高呼坚守气节。而阳翰笙创作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也被称作抗战时期具有强烈现实性与战斗性的力作。《李秀成之死》因表达了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心声和富有火热的爱国激情曾在“孤岛”上海连演70多场，创一时演出之记录。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三幕历史剧十分惧怕，1939年一个国民党话剧团在重庆演出《李秀成之死》，结束之后扮演李秀成的演员李英被活埋，其他演员也被扣上“通共罪名”惨遭迫害，可见该剧的现实性与战斗性之强、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之巨大。

　　相关专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