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何改变美国法律

　　他如何改变美国法律

　　来自上海的一名中国医生，一次次促成美国司法界对某些法律条款的重新修正。

　　撰稿／俞天白

　　医学督察官这一职务，1997年以前在美国司法机构并不存在。来自上海的一名中国医生为它的诞生提供了契机，并使自己成为美国首位华裔医药督察官。

　　正是这位中国医生，借助这一职务，一次次展示自己的医药知识和临床经验，使美国司法界对某些法律条款重新修正。

　　这位中国医生就是王冲汉。

　　亲身试验改写醉酒条款

　　王冲汉出生于上海，曾到黑龙江插队，后以知青身份进入上海中医药大学学习，获医学学士后留在学校附属曙光医院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1992年赴美讲学时，他只有34岁。

　　王冲汉成为美国首位华裔医学督察官，是相当偶然的。

　　那时他在纽约公立医院布朗士医学中心的针灸中心担任主管、主任。他施展专长治愈了纽约大学副校长吉夫教授患了20多年的失眠症。为了表示感谢，吉夫教授特地举行周末派对，将他介绍给纽约主流社会。在名流汇集的聚会中，有纽约执法当局的一些重要人物，而王冲汉是整个派对的唯一华人。

　　闲谈中，执法当局的来宾们自然说起了戒毒、戒酒和烟草管理的种种话题，这些都是长期困扰执法者的问题。就在这次聚会中，他们决定创办一个新的仲裁机构，仲裁的内容既涉及吸毒、酗酒等问题，也包括发生在纽约的一些医疗纠纷和大量巨额赔偿等。草案送交联邦最高法院，很快获得正式批准。一个被命名为N.Y.C——医疗法庭的机构就这样诞生。这个医疗法庭既隶属于纽约的中等法院，又有相对独立性，由资深的警、法、宪专业人士和医学专业人士共12人作为督察官组成。作为最初发起者之一的王冲汉，自然而然地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医疗法庭的督察官，自然，也是美国首位华裔医学督察官。

　　担任督察官不久，王冲汉就修正了

　　美国交通安全法规定：凡机动车辆驾驶人员在行车过程中，被警备人员使用现场呼吸器测得酒精含量＞0.02%，即使没有造成任何人、任何财物或动物伤害，也可定为酒醉驾车罪。这一条规定却因王冲汉的实践而改变。

　　案子发生在1999年7月的纽约，巡警拦截了一名醉酒状的违规驾车的男子。现场呼吸器酒精含量测定为＞0.08%。尽管电脑追踪并未发现这名男子有任何不良驾车记录，法官给他的惩罚仍然非常严厉。这名男子连呼冤枉，声称他事发当天根本没有接触任何酒精类饮料或食物，他怀疑警车中的呼吸测定器有问题，要求复查。但是，经检验，呼吸测定器没有问题。这名男子无奈之下，要求对他的呼吸道和消化系统做一次检查。

　　王冲汉接受了被告的请求。他发现此人有肝硬化病史，十余年来，一直服用保肝药，近期因鼻腔发痒、流鼻涕和咳嗽，被医生诊断为花粉过敏疾病而服用Benadryl (非处方性抗过敏药)达3个月，不时感觉到口腔中有发酵一样的异味。王冲汉想，会不会是“药物样类酒精性反应”？他翻阅药物词典，词典中，确实有保肝类药与Benadryl合用会产生类酒精样反应的记载，只是没有详细说明这一反应会出现在呼吸道或尿液中。他与这名男子的家庭医生取得联系，家庭医生复印了这名男子肝硬化的病史以及长期服用保肝药的记录，只是Benadryl是非处方药，医生拒绝出证。王冲汉不得不请被告提供购买Benadryl药店的收据证明，并以文件形式呈送主审法官，请求复审。

　　没想到主审法官否定了这些举证，他们不否认保肝药与Benadryl合用会产生类酒精样反应的科学性，但作为法官，需要的是有证据证明案发当日这名男子没有醉酒这一事实，或者提出没有酗酒的任何可能性的证据。所以，仍然维持原判。

　　王冲汉无法反驳主审法官的意见，但也无法解除怀疑。他和医疗法庭的同事研究以后，认为目前只能在实验中获取证据。他毅然拿自己的身体作为试验品。于是他亲自服用维持量保肝药并合服Benadryl，并请检察官、医药督察官、法官当场监视。3小时以后呼吸器酒精含量测定大大超标，而尿液酒精值测定为正常！也就是说，药物类酒精反应只能从呼吸道中获得。

　　这个爆炸性的证据，驱使在场的督察官们当场翻阅检查这名男子的卷宗，发现卷宗中只有呼吸道酒精测定报告，却没有被告的尿液酒精含量测定记录，显然，此案根本没有做过尿液酒精含量测定。这是一个严重的遗漏。至此，主审法官不能不无条件地推翻原判，并向这名男子道歉。

　　口腔呼吸器酒精含量测定即使＞0.02%，但是尿液、血液酒精含量测定仍可能是阴性。这一重大发现引起了司法界权威人士的高度重视，被选进美国司法部“每周一案”专题研讨会。经过认真评审，有关部门向最高检察机关提议，要求警务人员在使用现场呼吸器测得驾驶人员酒精含量值后，还必须将被告送交医院或诊所测定血液、尿液的酒精含量以后，才能进入司法程序诉讼。此提议很快被最高检察机关采纳，并以备忘录形式通告全美国司法系统。

　　心思缜密填补保险漏洞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

　　在美国，一旦出了车祸或工伤事故，受害人为了取得高额赔偿，把小伤害装成大伤害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王冲汉亲自经办的纽约某超市搬运工爱德华工伤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爱德华在搬运货物的时候，右臂不慎被货架上滚落的货物击中受伤，当即送往附近医院急诊室救治。医生在验伤报告上写明：右腕关节以上2cm处红肿，局部瘀血，表皮青紫，范围约2.5×３.0cm；X线提示，无明显骨折……处理意见为休息两周后复诊。

　　两周以后复诊发现局部瘀血，表皮青紫色变深，范围略微扩大为3.0×３.5cm大小；X线仍提示无明显骨折；肌性放射扫描图显示，皮下瘀血机化为2.0×２.8cm块物深入肌层。

　　情况不仅无明显好转，且有恶化的趋势。

　　一个月以后，对受伤人再次复诊。报告显示皮下瘀血机化块物增大，约2.5×３.5cm，且深入肌理。情况显然在恶化！

　　受伤人不失时机地请律师向法庭起诉雇主。请求认定，他在工作场所受到人身伤害事实成立，而且机化血块正在恶化，要求法庭判决雇主赔偿人身伤害费、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20万美元。

　　王冲汉参加了主审此案的评审工作。他详细查看了3份验伤报告和法庭辩论的全程记录。他认为，此案关键在于3份肌理性放射扫描图图片的复审。他当场请原告律师拿出3份图片，并列在一起用投影机放大在屏幕上，仔细地用游标尺反复测量。他突然问原告：你平时喜欢穿哪种牌子的衬衫？法官和原告律师均不解其意的时刻，原告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除了穿某某品牌的衬衫以外，从来不穿其他品牌的衬衫。

　　死结就在这一声回答中解开。

　　王冲汉当即指点放大了的扫描图片点破“恶化”的秘密：两张图片上原告衬衣纽扣大小不同，是由肌理放射扫描机器镜头拍摄时距离远近不同所造成的；而瘀血块的参照物，就是衬衫的纽扣。按照近大远小的原理来解读，后一张图片的机化物反而小了，这恰恰说明原告的伤势正在逐渐痊愈，而不是恶化。所以20万美元的赔偿费要求不能予以支持，合情合法的赔偿应从医疗费和误工方面审核，应为1万美元。

　　原告及其律师不服，要求复审验伤。法庭支持了这一要求。结果当日的机化肿块为1.8×２.1cm。也就是说，王冲汉的分析是正确的，法庭最终以判决赔偿1万美元结案。

　　此案虽然结束，对于王冲汉，却是又一个叩问美国法律条款的开始。像这种因误诊而要求高额赔偿的案件到底还有多少？难道纳税人还要继续为这种误诊而付冤枉钱吗？他抽查了纽约市200例车祸和工伤医疗案，发现受害人小事变大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一起轻微的车辆碰撞，当事人自述头痛，就可以去医院诊所治疗，每周至少两次以上，最短的半年，最长的竟达两年之久，平均诊治时间是8个月。平均每周支付的医疗费为180美元。这就是说，只要受到车祸碰撞，仅头痛这一症状，8个月就要支付5760美元，另加各种检查费用，总的花费近万美元。难怪美国律师将医疗赔偿称为“天文数字的漏洞”！

　　这个漏洞怎么堵？

　　王冲汉的思考获得医疗法庭同事们的支持。他们经过两年的内查外调、反复听证、举证、庭审、辩论，终于向最高检察机关提出了关于车祸、工伤事故的医疗赔偿审核制度的修正案。此修正案的主要精神，是对每月给受害人的医疗费用，委派指定医院实行评审；责任方，即保险公司根据医院的评审通知书支付当月的医疗费用，每隔三个月，必须转换到另一指定医院复审，责任方保险公司才能支付所需医疗费用。

　　这一评审制度，立即得到最高检察机关的首肯，并受到全美各地保险公司的赞赏。

　　“我是中国人”

　　王冲汉在美国医药学界、司法界赢得了声誉，他曾经受布什总统邀请，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与美国医学科学、生物科学、化学科学院的部分院士到白宫参加“优秀医药工作者座谈会”。虽然他早已经取得美国国籍，但是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介绍他自己，第一句话必定是“我是中国人”。

　　他的办公室白色备忘录墙板的最显著部位，用彩色水笔写着这样一行英语：I am Chinese——我是中国人。参加国际学术讲座或学术会议时，他总要在自己的胸牌上增加一个标志：“中国人”。尽管他在美国政府内拥有较高的职务，然而，对他来说，仿佛最有含金量的是“中国人”这个标志。

　　他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教官和联络官，凡是他主讲“针刺镇痛在战地救护中的应用”时，绝不收取一分钱。无国界医生组织，是获得199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性组织。他认为，不远万里到这儿来听讲的人，都是各国医生，他们在此接受培训以后再奔赴世界各地，有的是到战争前线，有的是到贫困地区，工作十分艰苦，甚至会流血牺牲，免费培训是中国人应有的良心。所以，他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在讲坛的名牌上写上这样一行介绍：“主讲人：中国，王冲汉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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