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刊：重庆 陪都无可再退

　　□本报记者 李 梁 实习生 许桐珲

　　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印象，蒋介石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但华莱士对重庆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他的评价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援的落后无知的政府。

”

　　迁 都

　　“全蜀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故渝城能守，坐安合会……”

　　重庆市人民广场看不到几棵树，阳光下，一排长长的台阶通往高坡上的三峡博物馆——那里曾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八年抗战的总指挥部——今天已片瓦无存。

　　1937年，这里是重庆市高级工业中学的校址，学校得到指令，用3天时间完成了搬迁，随后，工人们用一周将其改建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新办公地。

　　最先来到重庆的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937年11月17日，年近70的林森带领上千名国民政府文武官员，在南京的晓雾中登上主席专轮“永绥舰”，溯江西航。

　　船抵武汉时，国民政府公开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期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

　　1938年10月24日晚7时，武汉陷落前夕，蒋介石乘机撤离，不料中途迷失方向，又转回汉口，此时日军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次日晨紧急飞离后，日军随即占领汉口。

　　就在蒋介石在武汉遭遇险情的当天，四川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在湖北宜昌开始了他的英雄事业：40天的时间里，24艘轮船和1200条木船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先后将数以万计的伤兵、纱厂女工、难民和近20万吨的战略物资送往大后方。

　　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西迁计划早已有之，早在1935年，蒋介石视察西南时，一方面力促四川地方实力派服从中央，另一方面对四川的地理环境进行认真考察。他构想，日本在华北发动进攻后，四川应作“根据地”。

　　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的山城重庆显然是个好地方。乾隆年间渝州简志曾这样评价：“全蜀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故渝城能守，坐安合会……”

　　“到重庆去！”国都南京失陷后，这句话传遍了大江南北。1300多家内地企业和40多所大学先后迁入，一时间党魁派首、文化名流、金融商贾、社会贤达云集，这座30多万人口的普通城市迅速膨胀到100多万人口。

　　事实上，从九一八开始，国民政府丢东北、丢华北、丢华东、丢首都，一路溃败，退到了重庆，已经没有地方可退了。

　　抵 抗

　　“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蒋介石被认为对日本抱有极大戒心，可以追溯到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当时他正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日军的残暴行径令蒋深受震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6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必至国耻洗雪为止。”

　　然而，1932年，蒋介石面对外侮却在庐山会议中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最精锐的部队派去“根除赤祸”，后又将张、杨的东北、西北军调到陕西，准备彻底消灭长征中的红军。

　　1933年，日军进犯山海关、热河，华北危急，“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蒋仍在9月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对中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蒋经常用明朝末期的中国比喻当时的环境，他认为明朝的灭亡就在于崇祯皇帝注重防清，忽视了平乱，因此，要使中国不灭亡，就必须吸取明亡教训，即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

　　1935年，蒋介石已考虑到中日必有一战。但他在日记中居然认为，中国积弱已久，如贸然开战，国力“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必待国力提升才有把握……

　　蒋介石对前来拜访的英国人李滋罗斯公开说要找退路：“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中日战争猝然来临，北平天津轻易失陷，蒋介石开始恐慌：“敌人如果由河北打到山西，渡过黄河，由陕西南下四川，进而进攻云贵，再由西向东席卷……到那时，纵使我们有沿海各省，敌人可用海军封锁海口，形成数面包围夹攻，我们还有生路吗？”迁都重庆因此成为现实。

　　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一方面指挥抗战，一方面有意识地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

　　1938年4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就任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通过各种手腕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拥戴为“最高领袖”。

　　身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实际上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操纵行政院，挟制立法院，绕过司法院，三个亲信陈立夫、何应钦和孔祥熙分别主管党务、军事和政府事务。

　　进入权力巅峰的蒋介石变得更专断、更难于接近，一般政府官员要见他得等几个星期，需要越过重重障碍，最后还要看蒋夫人宋美龄是否在兴头上。

　　蒋介石对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越来越不放心。1938年12月31日的日记：“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他开始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很快，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起来。

　　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一方面表示要“继续抗战”，另一方面又制定了一个消极抗战，静观事变，企图依靠外力解决中日问题的消极方针，并把军政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认为“华北各地共产党的竞起”是他“夙夜不能忘怀的衷心忧虑”。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

　　1939年11月12日至2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随后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并在1941年1月6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经济上的封锁甚至更为严重。中央政府给边区预算的补助于1939年中断。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陕甘宁边区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然而，出乎蒋介石意料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并未因此而垮掉，而是以更加坚定的意志抗击敌寇和突破封锁。

　　另外，中国以小农经济国家对抗世界工业国家七强之一的日本，战争之残酷，完全超出政府之预料。淞沪战役中，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中国人正是靠自己的血肉，使日本人吞下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日军攻占南京后，疯狂屠城一月，随即挥师沿江西进，攻陷武汉，原以为中国将屈膝求和，等到的却是中国人民顽强抵抗，日寇速战速决的美梦告终。

　　长 啸

　　重庆市民面对从未有过的劫难，却迸发出新的精神。经历了大轰炸的老舍在《五四之夜》的文章中写道：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奔向公园……

　　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前后，中国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

　　当时，刚刚从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受训回重庆的蒋纬国，前往黄山官邸看望父亲，无意中听到蒋在浴室中长啸，“声音凄厉，有时叫爹，有时叫妈”。1995年，暮年的蒋纬国接受台湾电视制片人陈君天的访问，模仿蒋介石当时的狂叫，令陈君天深感“恐怖”。

　　时局危急。日军步步进逼，战线苦苦支撑，西南和西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加上政府官员精神涣散、贪污腐败和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重庆陪都不堪重负。

　　国民政府迁渝后，日本人摧毁重庆人民抗战决心的努力从未停止。1938年2月18日，重庆市郊广阳坝、江北县上空传来了飞机的马达声，9架日机出现在上空，持续5年半的重庆大轰炸开始了。

　　日机先后对重庆实施“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百姓死伤近3万，数万房屋被炸塌。

　　日军当时要求“特别要捕捉、消灭敌最高统帅”。1941年8月的一天，日军根据可靠情报低飞轰炸蒋介石黄山官邸，差点一举消灭正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蒋介石和各战区长官、参谋长。

　　1939年5月4日是重庆轰炸中最为血腥的一天，日军猛烈空袭重庆，炸死3300多名市民，同时向海外造谣称蒋介石已趋避成都，国民党中央也将迁离重庆。但轰炸结束当晚，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迅速现身轰炸现场，使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灭。

　　重庆市民面对从未有过的劫难，却迸发出新的精神。经历了大轰炸的老舍在《五四之夜》的文章中写道：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奔向公园……火光中，避难的男女静静地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

　　针对汪精卫叛变投敌引起的悲观失败情绪，重庆发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全国人民坚定抗战意志。“加紧工作，克服困难，在血光与火光中，锻炼我们的精神武器，建设我们的物质武器。”远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也对此表示积极支持。

　　1940年9月，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

　　但重庆市民的抗战热情并未鼓舞政府官僚，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不止，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等“主和派”与“主战派”陈诚等人明争暗斗，而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一些地方军阀出身的将领如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逃，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一些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1942年，管辖河南战区的蒋介石爱将汤恩伯，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加上连年天灾，造成两年河南大饥荒，当时有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汤恩伯。

　　悲 喜

　　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喜不自胜，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

　　1941年12月7日凌晨，正在黄山官邸沉睡的蒋介石被电话吵醒：“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损失惨重。”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喜不自胜，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

　　卢沟桥事变以来，蒋介石一直寄望于英美等国出面“主持公道”。没想到英国不仅容忍了日本的侵略，而且取消了卖给中国的飞机军火，美国则“信守中立”，隔岸观火。蒋的种种声明、呼吁如石沉大海，渺无回音。

　　最大的教训发生在淞沪抗战，国军苦撑到11月初，蒋介石将撤退时间一再推迟，希望正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能够制止日本侵略，不料仅获得口头“同情”。推迟撤退使前线一片混乱，部队遭受极大伤亡，尤其因未能后撤至二线布防，直接导致南京失陷。

　　宋美龄的顾问端纳曾对此叹息：“(中国)对条约与国际等依赖过深，卒造成重大的牺牲。”

　　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终于获得了将中国战争和世界战争一起解决的机会。依靠千百万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中国在逐渐恢复自己的国际尊严。1942年元旦，美、苏、英、中领衔的26国共同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正式成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在签名序列中排第四，罗斯福向外交部长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成为“四强”之一。

　　中国战时外交最重要的一幕在重庆上演：盟军在重庆成立中国战区，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中国开始以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走上联合国发起国之路。

　　由于“大国领袖”的地位更多来自于美国的支持，蒋介石始终无法挺直腰板。他派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和罗斯福任命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防守还是进攻上产生矛盾，最后只好让步。远征军孤军深入，仁安羌大捷拯救7000英军突围后，为掩护英军撤退，最后被英军以假情报耍弄而无情抛弃，近十万精锐折损过半。

　　经过艰苦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新约，废除美英在中国的特权，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

　　1943年11月，他应罗斯福的邀请，远赴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镁光灯的闪烁中与罗斯福、丘吉尔并排而坐，成为世界四巨头之一。

　　蒋介石的强国梦想，迎来的却是斯大林的嘲笑。因为他的参加，斯大林拒绝前往开罗，不久后，在中国政府缺席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达成了《雅尔塔协定》，以外蒙古独立、大连租借苏联等为条件换取苏联出兵东北。

　　胜 败

　　这时58岁的蒋介石，竟像幼儿一样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在电报中的口吻极大损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8个月时间，中国军队望风而逃，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陪都重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威胁之下。

　　其时，国统区经济低迷，持续通货膨胀，底层市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军队士气和战斗力大幅下降，在接近抗战胜利的时刻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大溃败。

　　这场战役迅速改变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对比，也使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印象处于空前败坏的境地。

　　1944年6月18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达重庆，蒋介石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印象，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但华莱士对重庆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他的评价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援的落后无知的政府。”

　　这时罗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来信，说蒋介石准备抽调缅甸远征军回国，意在坐等美国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罗斯福十分愤怒，在发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用对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

　　9月19日，蒋介石正在重庆郊外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史迪威与赫尔利把电报译文交给蒋介石，说：“阁下自己看吧。”蒋介石看了电文后，沉默片刻说：“知道了，立即散会。”

　　其他人离开会场后，房间里只留下蒋介石和宋子文，这时58岁的蒋介石，竟像幼儿一样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在电报中的口吻极大损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还都南京。

　　今天，无论是他曾经居住过多年的黄山官邸，还是国民政府旧址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旧址，都已经湮灭多年，300多处国民政府遗址今天大多已不复存在。1947年修建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也在1951年更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