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刊: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政与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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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1日11:47 南方周末 | |||||||||
政·地 延安 窑洞里生长红色中国 □本报记者 李 梁 □实习生 许桐珲
八年抗战,烽火连天之时,中国版图上,延安、重庆、南京、长春,4个政权也各自演绎出自己的故事。 在延安,毛泽东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蜗居于窑洞之中,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卧薪尝胆,高举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旗,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对抗日军的扫荡,反击国民党的封锁,红色的星星之火最终席卷天下; 在重庆,蒋介石苦守危城,战局上苦苦支撑,面对侵略者的疯狂铁蹄,国军一溃千里,千万生灵涂炭; 在南京,汪精卫卖身投靠侵略者,伪政权粉墨登场,奴颜卑膝换取荣华富贵,落得个国人唾弃的青史骂名; 在长春,脸色苍白的溥仪,为着“复辟”的迷梦,委身事敌,傀儡王朝徒留历史笑柄。 4个城市,存在着4个政权,各自以不同的政治面目,或进步、或落后、或反动,代表着当日中国不同之力量,是为抗战“政治·地理”。 “像10 年前的长征一样,延安时代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神化——足以影响未来的事件。” ——《剑桥中华民国史》 1937年1月,毛泽东率工农红军进驻延安,这是长征之后的休养生息。 6个月后抗战爆发。 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住便是10年。 这10年,中国共产党卧薪尝胆,这10年,成为中国现代历史演进的一个拐点。 红都延安 这个拐点的起步是距延安不远的瓦窑堡。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1936年,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要求联共抗日。中共中央获悉后,面对复杂的形势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坚持和平解决。 在南京政府准备军事进攻西安时,中共中央以红军将领名义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申明大义:“决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鹬蚌相持,渔人伺于侧”。 在中共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共中央正式调整了反蒋方针,提出国共两党共赴国难,第二次国共合作悄然成形,红军的处境稍有好转。1937年1月寒冬,毛泽东和红军总部也从一贫如洗的保安窑洞村搬到向东约100公里的延安。 延安自宋代以来一直是西部的地区贸易中心。蒙古驼队带着裘皮、羊毛和小马驹而来,南方的私盐贩子和草药商也在这里做买卖,叮当作响的铁匠铺随处可见,集市的热闹拥挤让习惯了在荒山野岭中行军的战士感到颇为新鲜。 从保安搬到延安,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毛泽东住进城西凤凰山一座院子里。他的隔壁住着张闻天。庭院里还有一间石板砌的会客厅,政治局就在这里开会。朱德和彭德怀住在附近一座稍小的院子里,军委办公室与他们在一起。 长征的苦难终于过去,历史以自己的方式翻开新的篇章。这段岁月,后来被曾在延安培养红军无线电报操作人员的英国人迈克尔·林赛描述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 但此时的中国却不平静,一场民族浩劫正在到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令时局急转直下,毛泽东很快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这将决定我们国家的生存与否。 7月15日,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政府,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在进行战略部署,欲将日军兵力引向华东,迟迟不允许红军开赴前线抗日。 淞沪会战形势危急,战火离南京越来越近。9月22日,蒋介石宣布接受中共宣言,同意加入抗日统一战线。 中共在宣言中同意: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统一战线形成之后,国共关系如何定位?1937年8月洛川会议和12月延安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和自主的谋略,必须对国民党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性”,并“抵制、批评和反击”国民党的错误政策。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三个师从9月2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毛泽东在延安的工作十分紧张。每天他要读一大堆情报,对工作作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读书或写作。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一旦疲劳,他就用力握几下用来当作“镇尺”的铁条,舒展一下关节,算作休息。 1937 年9 月,面对日本在山西的攻势,八路军115 师在林彪的率领下对日军坂垣师团一支补给辎重车队进行伏击,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的胜利。 太原失陷后,毛泽东运筹帷幄,电令第115师分成两部,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该师主力则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20师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在直接指挥敌后游击战的同时,毛泽东也在不断思考中国抗战的大局,在窑洞中写成著名的《论持久战》。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将此书大量发行国统区。 在这篇著名文章中,毛泽东针对抗战爆发后出现的“亡国论”、“速胜论”等,全面客观地论证了中国能够而且必须经过持久战取得最后的胜利,提出了驾驭抗日战争全面发展的根本战略,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影响所及,连菲律宾华人抗日支队也举为圭皋。程思远先生在《我的回忆》中叙述了一个故事:《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向白崇禧介绍了基本内容,白崇禧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把论持久战的精神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对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并经过周恩来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对于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可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灵活对策,绝不能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 由于事关重大,这次会议前前后后开了一个多月,王明路线在会上受到初步批判,期间,国民党部队在战场上接连溃败,武汉和广州先后陷落。 在延安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也不乏世俗的欢乐。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举行婚礼,毛泽东及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博古、李富春及夫人蔡畅等在窑洞前聚餐祝贺,当时孔原被灌得酩酊大醉,邓小平却酒量惊人,众人大呼惊奇,事后调查发现,原来李富春等巧施机关,以水充酒,使邓小平免于一醉。 生产自救 1938年11月,日军的两次轰炸几乎使延安成为废墟。毛泽东位于凤凰山的庭院也被直接击中。他和其他领导人搬到杨家岭的窑洞村。 共产党始终被蒋介石视为“心腹之患”。1938年1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公然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是“游而不击”。1939年1月,国民党批准了“容共”、“防共”、“限共”、“反共”的秘密决定,随后终止了对根据地的预算补助,近40万国民党部队全面封锁了陕甘宁南部和西部边界。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后又以12月31日为最后期限。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北移。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国民党军队伏击,部队血战7昼夜后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皖南事变震惊中外。毛泽东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对国民党作出了如下的谴责: ……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国民党封锁的同时,日军也在实施囚笼政策和蚕食政策,为了对此予以反击,1940 年8 月20 日,彭德怀率领八路军22个团的兵力在“青纱帐”的掩护下,给日军在华北的运输网以出其不意的沉重打击。三个星期后,更多部队参加了战斗,总数达到104 个团。 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1480人,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大量的军用物资。 彭德怀在1970年回忆,这场战役一箭双雕:它既反击了国民党批评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舆论攻击,又证明日军囚笼政策和蚕食政策的失败。 日军随后对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国民党也实行封锁政策,边区政府生存日益艰难,延安迎来了8年抗战中最为艰苦的岁月。军民几乎到了没衣穿、没油吃、没鞋袜、没被子的地步,就连毛泽东开会作报告,也穿着带补丁的衣服。 面对日益困难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大生产运动:他率先垂范,在杨家岭的办公楼下亲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等蔬菜;朱德背着箩筐到处拾粪积肥;周恩来迅速成了纺线能手。 1941年3月,八路军359旅由王震率领,进驻延安以南的南泥湾,开荒种田。经过几年辛勤劳动,战士们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垦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 延安“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仅从1941年到1942年,边区共开垦荒地180万亩,增产粮食47万担。1942年,边区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年产土布10万匹,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 到1944年,根据地顺利度过了困难时期,居住人口增长到8000万人,军队发展到47万人,民兵227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日益壮大的红色延安,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不远千里来投奔。据统计,八年抗战期间,迁入陕甘宁边区的人口达18.6万之众,包括丁玲、萧军等人在内的大批作家、知识分子、文化青年、记者、国际战士和对新生活满怀期待的百姓。 许多人一走进延安,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而边区政府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参议会,组织农民用“烧香窟窿”、“数豆豆”的方式投票选举,根据新民主主义理论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实践——三分之一党外人士、三分之一中间派和共产党员一起组织边区政府,也将边区政府的良好形象展示给了外部世界。 这些措施使中外人士对边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整风运动 1943年,毛泽东将住所搬到距离延安3公里的枣园。这时,正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高潮。 遵义会议以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一直困扰着党的领导层;另一方面,从1937年到1940年,党员队伍迅速扩大,人数猛增20倍。80万党员中不乏目不识丁的农民和地主子弟,他们大部分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素养。 整风运动由毛泽东发起,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标志着整风的开始。1941年9月率先在高级干部中展开。当时中央和各根据地成立了高级学习组,所有的中央领导都要参加,先是学习文件,然后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个人写出思想总结。仅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就写了五万多字的笔记。 次年2月1日,整风运动开始扩大范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宣布,为了“保持我们队伍的良好秩序”,为了“稳步行军”,必须在全党范围内整风。 在这场历时四年之久的运动中,毛泽东多次发表具有很强针对性的讲话,如1942年2月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1944年4月的《学习和时局》等。 这场被毛泽东期望为“全党范围的意识形态革命”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也席卷了整个解放区文艺界,对新中国文艺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场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召开。5月23日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慢条斯理却气势磅礴”地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延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标志性重大历史事件,是一次全党范围内规模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逐鹿全国 1944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19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与此同时,国民党部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损失60万军队。国共力量此消彼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看到了走向全国的希望。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毛泽东先人一步,把战略布局的眼光瞄向了全国,当年11月1日,毛泽东命令王震率军南下建立根据地。临行前,毛泽东分析形势: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 一个月后,新四军南下部队也分两路渡江,重新回东南地区发展。 军事布局的同时,毛泽东开始在思想和组织上进行准备。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摆在一起,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会议前后开了近50天时间,在漫长的会期里,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24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 1945年8月8日,苏联参战,百万苏联红军进入我国东北,抗战胜利因之加速。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大反攻,夺取最后的胜利。 苏联参战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大批干部在那里领取指示,随后迅速从延安奔赴全国各地。 最为决定性的一步是8月11日迈出的,当天,冀热辽解放区部队迅速奔赴东北。东北是重工业基地,又是粮仓,还有充足的兵源。毛泽东当机立断,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急进,进入东北。 东北大局一定,国民党的失败已经难以避免。 1946年,国共和谈彻底破灭,国民党部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次年3月7日,中共驻南京代表董必武返回延安,维系了10年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落下休止符。 战火硝烟俱往矣,现在的红都延安,处处焕发着生活的气息:大型超市和购物广场前人潮汹涌,出租车司机就着《笨小孩》的音乐节奏扭动腰肢,时尚男女在街头毫无顾忌地打情骂俏,小伙子们则在夜市大排挡就着烤肉啤酒猜拳行令。 8月25日,在杨家岭,一队北京游客在中共七大旧址前张开党旗宣誓;延安革命纪念馆门口,游客们纷纷站在毛泽东铜像前留影;而在枣园,几位老人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逡巡良久,穿军装的女讲解员在讲述当年的故事。阳光下,一切温暖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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