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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特刊:长春 傀儡王朝一夜倾颓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1日11:47 南方周末

   这位满洲皇帝在与日本天皇握手时,突然意识到右手上的手套,他绝望而急切地想扯去手套,但太紧了,一部新闻片记录下了这卓别林式的时刻。

  □本报记者 朱红军

  只有200年建城史的长春,伪满14年的经历成为一段欲说还休的复杂往事。

  光复北路5号的伪满皇宫遗址里,对于当年的傀儡政权,讲解员更愿意讲述种种宫闱逸事,比如马桶上批奏折的溥仪,熙缉楼里以鸦片为生的皇后婉容,还有一株只开花不结果的杏树。

  “亡国奴”是不被轻易触碰的词。那个唤作爱新觉罗·溥仪的满族后裔,那帮追随其左右的遗老臣僚,还有那出木偶戏般颓唐谢幕的政治闹剧,至今仍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伪皇宫:复辟梦想的明与灭

  70年前,一位英国记者peteryfieming,得以越过承光门,从狭窄的楼梯登上,在伪满皇宫“散发着好久没人住过的气味”的

客厅里,见到了传说中的溥仪。

  这是一幢四合院小楼,中庭植一杏树,溥仪取“勤勉为民”之义,起名为勤民楼,以作办公之用,但却极少光顾。导游解释,四周房间环以树木,恰成“困”字,溥仪不愿坐困危楼。

  “您一生中什么时候最快乐,是北京紫禁城中的旧日吗?是天津租界那无忧无虑的流放生活,还是现在伪满洲的重新执政?”当年的记者问道。

  溥仪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两个字“王道”。但何为“王道”,是不泯的复辟之念,还是其他什么,溥仪没有说。当时他29岁,离第三次登基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只差6个月。

  现今的史学界对于溥仪甘为傀儡解释颇多,“自保说,卖国说,复辟说”,不一而足。被称为“溥仪研究第一人”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王庆祥研究员坚持认为,顽固的复辟大清之志应是主要动力,是为溥仪口中的“王道”。

  在伪满皇宫的陈列室里,几乎所有溥仪留下的影像,都为脸色苍白,带着哀伤的微笑。正如英国人爱德华·贝尔在其《中国末代皇帝》一书中说的“身体瘦长、眼睛近视、胆小怕事和令人绝望地心不在焉的溥仪,和他那粗犷的满族祖先相去甚远”。

  他的命运确实太传奇:那些非常岁月里,他被逐出紫禁城、流亡,他逃过了形形色色妄图加害的阴谋,又委身日本侵略者,最后在监狱度过9年的改造,由皇帝变为公民。

  除了善于以惊心动魄的背叛,来挽救自己的生命,溥仪无时不试图延续前朝帝国的命脉,甚至不惜丧权误国。然而终不过是历史的注脚,激起人们的嘲讽甚于憎恨。

  1924到1931的7年,在天津静园和张园避居的日子里,溥仪至少是自由的,在静园中打网球,去马厂道散步,到起士林点心铺吃茶点,上李同益服装店做衣服。

  当然复辟之念一直不坠,静园亦取“静观其变,静待时机”之义,“9·18”事变前后,溥仪已无数次试图笼络军阀,联系封建遗老,并为此耗尽钱财,但无一例外被欺骗、蛊惑,心灰意冷之际,他接到了日本关东军递来的橄榄枝,“恭请圣驾主政满洲”。

  1931年的10月末,溥仪陷入了平生最大的犹豫。他的股肱大臣陈宝琛认为时机未到,“日本人尤不可信”,而另一重臣郑孝胥则极力赞成一试。静园不静,各派争执不休,但无一不被复辟之念炙烤着。

  日本方面频繁造访溥仪的消息,经报章披露后,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虽是退位皇帝,但其在民间的封建基础依旧不可小觑。国民政府挽留溥仪的价码是,恢复帝室优待条件,每年400万银圆的安抚费,可以到除了东北和日本的任何地方居住,甚至重回北京。

  但孙殿英盗陵之耻,早已令溥仪对国民政府丧失了哪怕一丝的信任。自己祖宗陪葬之珍宝居然被用来镶饰蒋夫人的睡鞋,他曾在静园中摆下香案,对天盟誓,不报此仇,决不罢休,数十次长跪不起。

  去还是不去的十字路口,溥仪的英文宫廷老师庄士敦出现了。这位英国绅士专程从英国来看他,甚至将其新著的《紫禁城的黄昏》推迟出版,只为添加一章《龙归故里》,他赞成溥仪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去,卷土重来。庄士敦后来在其避居的苏格兰小岛上,一直高扬伪满洲“国旗”。

  “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不生效了。”溥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

  1931年11月10日,溥仪自天津静园绕道营口、旅顺,因为出逃仓促,座车甚至撞到了静园外的电线杆上。第二年的3月抵达长春,他说自己“被欲望和仇恨燃烧着”,全然没有注意到“被恐怖与另一种仇恨弄得沉默的长春市民对我的冷淡欢迎”。

  在长春火车站日方刻意安排的夹道欢呼万岁的人群面前,溥仪不禁热泪盈眶。

  但甫一踏上满洲的土地,他就意识到自己“头已经伸进老虎嘴里”了,回不了头,原先日方允诺的帝制被改成了所谓满洲执政,并第一时间被限制了人身自由。30年后,他在《我的前半生》里说,“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在日本军官板垣大佐迎接溥仪的私人宴会上,一名艺妓不明就里,抱着这位落魄皇帝问道,“你是做买卖的干活?”

  仅仅半年后,溥仪真的做了一笔大买卖,签定《日满议定书》,将整个东北的主权拱手让人,换回的则是一个所谓皇帝的虚衔。

  今日的伪满皇宫里,游客在“豪华”的惊叹之中,会偶尔发现紫禁城的痕迹,那满汉双文的门庭匾额,那一间间被冠以轩、府、殿的结构设置,虚拟着一个九五之尊的迷梦。在勤民楼一处百余平方的房间内,一尊不伦不类的紫荆花龙椅宝座之侧,便是铺陈着《日满议定书》的方桌,笔砚犹存,墨迹未干,一场主权交易背后的诡秘气氛几十年后依然不散。

  这应该是溥仪最后一次自己所能主宰的行动。

  八大部:傀儡政权的悲与鸣

  日本侵略者的如意算盘是以溥仪为名,行彻底吞并满洲之实,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听命于天皇的名义上的中国政权,以堵国际上指责其侵略的悠悠众口。

  现今的长春,与伪满皇宫齐名的伪满遗迹,是散布于新民大街两侧的伪满八大部建筑,这是当年伪满政权的臣僚们行政办公的场所。

  70年过去了,八大部遗址地上建筑巍峨宏大,地下则密道棋布,安防措施疏密有致。甚至伪满国务院每一瓦当(注:建筑物上重要的构件,利于顶部的流水外泻)均别有用心地镶以“王”字,蕴含日本称王称霸的野心;每一楼梯扶手均选材万里之外的意大利雨天石,以示军机地位显赫。

  即便是今天,必须承认的是日本侵略者在满洲、在长春的“国都”建设上煞费苦心。在当年的新区,市政规划和基础设施即便过去半个多世纪,依旧不显落伍。管道煤气、抽水马桶70年前在长春已不是稀罕物;几乎所有街道的网线电路,悉数埋于地下;街道宽阔,中夹绿化树隔离带,交叉口则以圆形广场疏导交通,广场内绿树成荫,供行人休憩之用。

  何以是满洲,何以是长春?“这恰是日本侵略者意图长期霸占东北的铁证。”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

  只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的满洲,虽然气候寒冷,但它却是中国最有潜力的富饶地区,它拥有大量的矿藏和煤炭资源。“9·18”事变前,它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国内其他省份。1933年日本还未完全占领时,满洲的工业占中国工业出口总值的14.3%,1913年到1930年,它的农业生产上升70%。

  日本侵略者需要将满洲变为自己的鲁尔,长久霸占,“他们为此处心积虑经营了20多年,做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调研、社会心理分析和局势利弊权衡。”现任《东北14年沦陷史》丛书的副主编李茂杰说。

  而选择论面积、人口、发展程度都远较沈阳和哈尔滨落后的长春作为伪满首都“新京”,更是日本侵略者别有用心所在。

  “从地理上看,长春处于东北中心,铁路交通便捷,易成为控制中枢;从政治上看,当时沈阳一直为奉系军阀统治中心,而哈尔滨则被苏俄经营多年,惟独长春政治色彩稀薄,易于培植势力;当然还有长春当时地价便宜,建设成本低。”

  在王庆祥研究员看来,长春彼时正如一张空白的纸张,日本人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肆意规划涂抹。

  随后,侵略者明处以仁慈治理,施以轻赋简税,暗里却大肆侵吞满洲土地上的物产和东北人民的血汗,以转化为全面侵华源源不绝的物质动力。

  满洲问题专家琼斯教授在《1931年后的满洲》里写道:日本在满洲最先建立起工业潜在力量,他们让满洲的经济为他们的目标服务,这是典型的殖民结构,经理和技术人员全是日本人。

  以赤裸裸的殖民统治为实质,日本人在全面控制满洲地区的铁路、金融、电讯等产业后,从1932年起甚至大量增加可制鸦片的罂粟种植区,当年日本军部散发给日本士兵的一本小册子上这样写道:“只有劣等民族,比如中国人的后代、欧洲人和东印度人嗜好毒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命中注定成为我们的仆人和最终要灭绝的原因。”

  为实现所谓的日满一体,并最终同化满洲,文化教育层面的“去中国化”也以强制的命令实施,旧有中国大学悉数关闭,重新组建以日本文化为依归的满洲大学……

  所有这些殖民政策的酝酿出台,溥仪和八大部的伪满臣僚们毫无决策之力。“他们顶多也不过是一些受到特别优待的观客罢了”。一个傀儡政权的可悲莫过于此。

  溥仪登基后,伪满政权在“满洲帝国皇帝统治”的前提下,设置立法院、国务院、最高法院、监察院,在西方政权三分体系的基础上又增加中国所独有的监察权;作为行政中枢的伪国务院又下辖交通部、民生部、司法部等八大部。但无论架构多么齐整,摆在这些伪满臣僚眼前的却是,上至宏观国策,下至俸银待遇等细节,均通过伪满各部的日本人次长,操持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手中。

  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操控和凌辱,伪满大臣们只有能忍则忍,或是暗自腹诽。

  第一任的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在其主办的王道书院里才发了一次牢骚,他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就被日本人一脚踢开,赋闲在家吟诗作画,3年后暴毙于长春。

  伪满兴安省省长凌升因为在一次省长联席会上发过牢骚,抱怨处处受关东军干预,满洲国独立有名无实,而被日方逮捕,斩立决。

  接任郑孝胥出任伪国务总理的张景惠,为土匪出身的一介草莽,为人亦步亦趋,识时务,知利害,才算有始有终,捱到了帝国日落。

  他的儿子张绍兴今年69岁,在长春一汽的宿舍楼里,对本报记者喟叹,时势左右命运,从抗战胜利到张景惠病死于战犯管理所,这对父子只在1955年有过短短几小时的会面。

  同样的喟叹被一位101岁的老人重复。在长春郊外卡伦法日畔的一所老年公寓里,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的秘书高丕琨先生,依然不胜唏嘘,“我们背叛了国家,但当时政府也抛弃了东北,个人能怎么办?”

  同德殿:伪皇帝的默与争

  1933年,日本加紧进攻中国北部,相继占领了热河省和蒙古。伪皇宫里的同德殿也终于奠基了,日本人着手建造一所更大的建筑以匹配溥仪皇帝的身份。

  虽然日本人一再告诫他“满洲国并不是大清”,但溥仪虔诚地相信,满洲的皇位是向复辟中国皇帝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1934年登基前夕,他甚至派人从北京偷偷将光绪帝的龙袍带到了长春。

  尽管有断续的怀疑,溥仪仍然满心陶醉在浮华和排场之中,他在重兵护卫下对属下三省做了“国事访问”,裕仁天皇寿辰时,他向日军司令部表示祝贺,日本纪念日时,他向被“土匪”杀害的日本“亡魂”志哀。所有场合的仪式都是日本式的。

  在1935年赴日本“国事访问”时,这位满洲皇帝在与日本天皇握手时,突然意识到右手上的手套,他绝望而急切地想扯去手套,但太紧了,一部新闻片记录下了这卓别林式的时刻。

  这次备受“尊崇”的访问,在神户620名日本“比睿丸”船员万岁的呼喊中,溥仪“感动得两眼含满泪水”。

  在现今伪满皇宫同德殿一楼的最东侧是一间日式房间,在整栋大楼的中国旧式装饰中显得异类。导游将这十几平方米的榻榻米视为日本人侵蚀毒害溥仪的罪证,“连卧榻之地都得日化,这个皇帝还能自主什么?”

  研究员王庆祥毕生致力于末代皇朝的研究,他试图条分缕析地还原一个真实的溥仪,真实的伪满政权,“实际上溥仪与日本人之间,也有矛盾,这个傀儡皇帝亦尝试着在隐忍中有所作为。”

  他用力最甚的是建立自己的武装,筹划“十万精兵入中原”。为此,私下出资派遣自己的亲信十余人包括他的弟弟溥杰,入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研究军事战术,以备他日之用。再者,将自己的贴身护卫队,共300人,加强训练,全副武装并试图扩大。

  日本人瞧出了溥仪的心思,在一次游玩大同公园时,以中日军人冲突为由,解散了溥仪的护卫部队。

  “这使溥仪心理上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对日本人的怨恨也日益加深,但已经于事无补了。”王庆祥说。

  1938年后,溥仪几乎不曾跨出这讨厌的绿屋顶的伪满皇宫大楼,早先的幸福感一去不复返,恢复大清的梦想成为泡影。

  在局促的皇宫里,他的亲随是一个小听差,一个绝望地染上鸦片瘾的皇后和一个十来岁的妃子。郑孝胥死了,罗振玉亦回到大连,溥仪很孤单。

  惟一能做的就是弹弹钢琴,在畅春轩陪“读书”的子侄们喝茶下棋,偶尔会到同德殿里听15岁的福贵人李玉琴唱歌。

  因为总害怕楼里布满日本人窃听和监视的机关,他甚至没有在同德殿里住过一晚,虽然这栋大楼专为皇帝办公和就寝所造。这已经是沉默中伪帝所能表示的最大抗争。

  当年李玉琴总抱着的一个木偶娃娃,如今竟还静静地躺在同德殿里的沙发上,成为某种耐人寻味的隐喻。

  地质宫:帝国的黄昏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并与伪满州国建立“外交”关系。对于这个当年刺杀自己父亲,决意“倒清”的敌人,溥仪此时更多的是同病相怜的感叹。这年6月,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日本之行,日本人藉此强迫溥仪放弃中国祖先崇拜的仪式和遵循的儒家学说,采用日本的官方宗教——神道作为伪满洲国的国教。

  在归途的车上,溥仪“忍不住地哭起来”。溥仪写道,在“建国神庙”向日本天照大神祈祷,比亵渎他大清祖宗坟墓更令其羞愤,更令其厌恶。

  为了抚慰伪帝,这一年,规划多时的新皇宫终于动工了,日本人提出以北京故宫为直接参照,总计占地52万平方米。

  但溥仪已经无心浮华,他不停从外电广播中感受到日本帝国颓败的迹象。

  1942年,溥仪最爱的妃子谭玉龄意外去世,他伤心欲绝。

  第二年,新皇宫才浇筑了地下基座,便因太平洋战事的频仍戛然而止。连同德殿里的铜制吊灯都被征用为战略物资。

  日本驻伪满洲国总司令山下奉文被召回国,在电话里哭着向溥仪告别,“这是最后的永别,此一去是不能再回来了!”

  他在日本敢死队——“神风突击队”队员饯行的仪式上,第一次看到骄纵的日本士兵满脸灰暗,泪流双颊,甚至哽咽出声。

  帝国的黄昏正收敛起最后一丝光线。

  1945年8月11日,原子弹在日本长崎扔下的第三天,溥仪和弟弟溥杰以及部分宫廷人员离开了寄居13年的伪满皇宫,登上了驶往通化的火车。因为苏军的空袭,火车被迫改道至通化郊外的大栗子沟。

  临走前,溥仪没有忘记将伪满时期所记之日记和拍摄之胶片焚毁,在大栗子沟,他又烧掉了余下的部分。

  这成为如今溥仪研究里最大的资料缺憾,王庆祥研究员说,14年傀儡生涯里真正的溥仪或许已经没有了标准答案。

  长春的伪满政权一夜之间倾颓,八大部里的伪满官僚们也早作鸟兽散。9岁的张绍兴放学回来,再也没有走进位于宽城区的“国务总理”官邸,他的父亲张景惠在败逃时甚至连儿子都不曾告诉。

  1945年8月17日,在通化大栗子沟一处日本铁矿公司的日式住宅里,举行了一场几乎是超现实的仪式。溥仪最后一次用印,颁布退位诏书,在仓皇北顾中,结束了这场持续13年零5个月的赌博。

  而3个半世纪以前,几乎在同一地点,与通化相邻的辽宁新宾,他的祖先满族领袖努尔哈赤招兵买马,向明王朝发起了挑战。

  未竟的新皇宫在十年后重新启建,成为吉林大学地质学院的教学楼,名为地质宫。原先规划的52万平方米面积,现在是长春的文化广场,与新民大街上的伪满八大部大楼遥相对应,勾勒着一个傀儡王朝的落寞背影。(专家支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庆祥。文中部分材料参考自爱德华·贝尔《中国末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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