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刊：长春 傀儡王朝一夜倾颓

　　　这位满洲皇帝在与日本天皇握手时，突然意识到右手上的手套，他绝望而急切地想扯去手套，但太紧了，一部新闻片记录下了这卓别林式的时刻。

　　□本报记者 朱红军

　　只有200年建城史的长春，伪满14年的经历成为一段欲说还休的复杂往事。

　　光复北路5号的伪满皇宫遗址里，对于当年的傀儡政权，讲解员更愿意讲述种种宫闱逸事，比如马桶上批奏折的溥仪，熙缉楼里以鸦片为生的皇后婉容，还有一株只开花不结果的杏树。

　　“亡国奴”是不被轻易触碰的词。那个唤作爱新觉罗·溥仪的满族后裔，那帮追随其左右的遗老臣僚，还有那出木偶戏般颓唐谢幕的政治闹剧，至今仍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伪皇宫：复辟梦想的明与灭

　　70年前，一位英国记者peteryfieming，得以越过承光门，从狭窄的楼梯登上，在伪满皇宫“散发着好久没人住过的气味”的

　　这是一幢四合院小楼，中庭植一杏树，溥仪取“勤勉为民”之义，起名为勤民楼，以作办公之用，但却极少光顾。导游解释，四周房间环以树木，恰成“困”字，溥仪不愿坐困危楼。

　　“您一生中什么时候最快乐，是北京紫禁城中的旧日吗？是天津租界那无忧无虑的流放生活，还是现在伪满洲的重新执政？”当年的记者问道。

　　溥仪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两个字“王道”。但何为“王道”，是不泯的复辟之念，还是其他什么，溥仪没有说。当时他29岁，离第三次登基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只差6个月。

　　现今的史学界对于溥仪甘为傀儡解释颇多，“自保说，卖国说，复辟说”，不一而足。被称为“溥仪研究第一人”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王庆祥研究员坚持认为，顽固的复辟大清之志应是主要动力，是为溥仪口中的“王道”。

　　在伪满皇宫的陈列室里，几乎所有溥仪留下的影像，都为脸色苍白，带着哀伤的微笑。正如英国人爱德华·贝尔在其《中国末代皇帝》一书中说的“身体瘦长、眼睛近视、胆小怕事和令人绝望地心不在焉的溥仪，和他那粗犷的满族祖先相去甚远”。

　　他的命运确实太传奇：那些非常岁月里，他被逐出紫禁城、流亡，他逃过了形形色色妄图加害的阴谋，又委身日本侵略者，最后在监狱度过9年的改造，由皇帝变为公民。

　　除了善于以惊心动魄的背叛，来挽救自己的生命，溥仪无时不试图延续前朝帝国的命脉，甚至不惜丧权误国。然而终不过是历史的注脚，激起人们的嘲讽甚于憎恨。

　　1924到1931的7年，在天津静园和张园避居的日子里，溥仪至少是自由的，在静园中打网球，去马厂道散步，到起士林点心铺吃茶点，上李同益服装店做衣服。

　　当然复辟之念一直不坠，静园亦取“静观其变，静待时机”之义，“9·１8”事变前后，溥仪已无数次试图笼络军阀，联系封建遗老，并为此耗尽钱财，但无一例外被欺骗、蛊惑，心灰意冷之际，他接到了日本关东军递来的橄榄枝，“恭请圣驾主政满洲”。

　　1931年的10月末，溥仪陷入了平生最大的犹豫。他的股肱大臣陈宝琛认为时机未到，“日本人尤不可信”，而另一重臣郑孝胥则极力赞成一试。静园不静，各派争执不休，但无一不被复辟之念炙烤着。

　　日本方面频繁造访溥仪的消息，经报章披露后，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虽是退位皇帝，但其在民间的封建基础依旧不可小觑。国民政府挽留溥仪的价码是，恢复帝室优待条件，每年400万银圆的安抚费，可以到除了东北和日本的任何地方居住，甚至重回北京。

　　但孙殿英盗陵之耻，早已令溥仪对国民政府丧失了哪怕一丝的信任。自己祖宗陪葬之珍宝居然被用来镶饰蒋夫人的睡鞋，他曾在静园中摆下香案，对天盟誓，不报此仇，决不罢休，数十次长跪不起。

　　去还是不去的十字路口，溥仪的英文宫廷老师庄士敦出现了。这位英国绅士专程从英国来看他，甚至将其新著的《紫禁城的黄昏》推迟出版，只为添加一章《龙归故里》，他赞成溥仪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去，卷土重来。庄士敦后来在其避居的苏格兰小岛上，一直高扬伪满洲“国旗”。

　　“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不生效了。”溥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

　　1931年11月10日，溥仪自天津静园绕道营口、旅顺，因为出逃仓促，座车甚至撞到了静园外的电线杆上。第二年的3月抵达长春，他说自己“被欲望和仇恨燃烧着”，全然没有注意到“被恐怖与另一种仇恨弄得沉默的长春市民对我的冷淡欢迎”。

　　在长春火车站日方刻意安排的夹道欢呼万岁的人群面前，溥仪不禁热泪盈眶。

　　但甫一踏上满洲的土地，他就意识到自己“头已经伸进老虎嘴里”了，回不了头，原先日方允诺的帝制被改成了所谓满洲执政，并第一时间被限制了人身自由。30年后，他在《我的前半生》里说，“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在日本军官板垣大佐迎接溥仪的私人宴会上，一名艺妓不明就里，抱着这位落魄皇帝问道，“你是做买卖的干活？”

　　仅仅半年后，溥仪真的做了一笔大买卖，签定《日满议定书》，将整个东北的主权拱手让人，换回的则是一个所谓皇帝的虚衔。

　　今日的伪满皇宫里，游客在“豪华”的惊叹之中，会偶尔发现紫禁城的痕迹，那满汉双文的门庭匾额，那一间间被冠以轩、府、殿的结构设置，虚拟着一个九五之尊的迷梦。在勤民楼一处百余平方的房间内，一尊不伦不类的紫荆花龙椅宝座之侧，便是铺陈着《日满议定书》的方桌，笔砚犹存，墨迹未干，一场主权交易背后的诡秘气氛几十年后依然不散。

　　这应该是溥仪最后一次自己所能主宰的行动。

　　八大部：傀儡政权的悲与鸣

　　日本侵略者的如意算盘是以溥仪为名，行彻底吞并满洲之实，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听命于天皇的名义上的中国政权，以堵国际上指责其侵略的悠悠众口。

　　现今的长春，与伪满皇宫齐名的伪满遗迹，是散布于新民大街两侧的伪满八大部建筑，这是当年伪满政权的臣僚们行政办公的场所。

　　70年过去了，八大部遗址地上建筑巍峨宏大，地下则密道棋布，安防措施疏密有致。甚至伪满国务院每一瓦当(注：建筑物上重要的构件，利于顶部的流水外泻)均别有用心地镶以“王”字，蕴含日本称王称霸的野心；每一楼梯扶手均选材万里之外的意大利雨天石，以示军机地位显赫。

　　即便是今天，必须承认的是日本侵略者在满洲、在长春的“国都”建设上煞费苦心。在当年的新区，市政规划和基础设施即便过去半个多世纪，依旧不显落伍。管道煤气、抽水马桶70年前在长春已不是稀罕物；几乎所有街道的网线电路，悉数埋于地下；街道宽阔，中夹绿化树隔离带，交叉口则以圆形广场疏导交通，广场内绿树成荫，供行人休憩之用。

　　何以是满洲，何以是长春？“这恰是日本侵略者意图长期霸占东北的铁证。”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

　　只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的满洲，虽然气候寒冷，但它却是中国最有潜力的富饶地区，它拥有大量的矿藏和煤炭资源。“9·１8”事变前，它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国内其他省份。1933年日本还未完全占领时，满洲的工业占中国工业出口总值的14.3%，1913年到1930年，它的农业生产上升70%。

　　日本侵略者需要将满洲变为自己的鲁尔，长久霸占，“他们为此处心积虑经营了20多年，做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调研、社会心理分析和局势利弊权衡。”现任《东北14年沦陷史》丛书的副主编李茂杰说。

　　而选择论面积、人口、发展程度都远较沈阳和哈尔滨落后的长春作为伪满首都“新京”，更是日本侵略者别有用心所在。

　　“从地理上看，长春处于东北中心，铁路交通便捷，易成为控制中枢；从政治上看，当时沈阳一直为奉系军阀统治中心，而哈尔滨则被苏俄经营多年，惟独长春政治色彩稀薄，易于培植势力；当然还有长春当时地价便宜，建设成本低。”

　　在王庆祥研究员看来，长春彼时正如一张空白的纸张，日本人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肆意规划涂抹。

　　随后，侵略者明处以仁慈治理，施以轻赋简税，暗里却大肆侵吞满洲土地上的物产和东北人民的血汗，以转化为全面侵华源源不绝的物质动力。

　　满洲问题专家琼斯教授在《1931年后的满洲》里写道：日本在满洲最先建立起工业潜在力量，他们让满洲的经济为他们的目标服务，这是典型的殖民结构，经理和技术人员全是日本人。

　　以赤裸裸的殖民统治为实质，日本人在全面控制满洲地区的铁路、金融、电讯等产业后，从1932年起甚至大量增加可制鸦片的罂粟种植区，当年日本军部散发给日本士兵的一本小册子上这样写道：“只有劣等民族，比如中国人的后代、欧洲人和东印度人嗜好毒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命中注定成为我们的仆人和最终要灭绝的原因。”

　　为实现所谓的日满一体，并最终同化满洲，文化教育层面的“去中国化”也以强制的命令实施，旧有中国大学悉数关闭，重新组建以日本文化为依归的满洲大学……

　　所有这些殖民政策的酝酿出台，溥仪和八大部的伪满臣僚们毫无决策之力。“他们顶多也不过是一些受到特别优待的观客罢了”。一个傀儡政权的可悲莫过于此。

　　溥仪登基后，伪满政权在“满洲帝国皇帝统治”的前提下，设置立法院、国务院、最高法院、监察院，在西方政权三分体系的基础上又增加中国所独有的监察权；作为行政中枢的伪国务院又下辖交通部、民生部、司法部等八大部。但无论架构多么齐整，摆在这些伪满臣僚眼前的却是，上至宏观国策，下至俸银待遇等细节，均通过伪满各部的日本人次长，操持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手中。

　　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操控和凌辱，伪满大臣们只有能忍则忍，或是暗自腹诽。

　　第一任的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在其主办的王道书院里才发了一次牢骚，他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就被日本人一脚踢开，赋闲在家吟诗作画，3年后暴毙于长春。

　　伪满兴安省省长凌升因为在一次省长联席会上发过牢骚，抱怨处处受关东军干预，满洲国独立有名无实，而被日方逮捕，斩立决。

　　接任郑孝胥出任伪国务总理的张景惠，为土匪出身的一介草莽，为人亦步亦趋，识时务，知利害，才算有始有终，捱到了帝国日落。

　　他的儿子张绍兴今年69岁，在长春一汽的宿舍楼里，对本报记者喟叹，时势左右命运，从抗战胜利到张景惠病死于战犯管理所，这对父子只在1955年有过短短几小时的会面。

　　同样的喟叹被一位101岁的老人重复。在长春郊外卡伦法日畔的一所老年公寓里，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的秘书高丕琨先生，依然不胜唏嘘，“我们背叛了国家，但当时政府也抛弃了东北，个人能怎么办？”

　　同德殿：伪皇帝的默与争

　　1933年，日本加紧进攻中国北部，相继占领了热河省和蒙古。伪皇宫里的同德殿也终于奠基了，日本人着手建造一所更大的建筑以匹配溥仪皇帝的身份。

　　虽然日本人一再告诫他“满洲国并不是大清”，但溥仪虔诚地相信，满洲的皇位是向复辟中国皇帝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1934年登基前夕，他甚至派人从北京偷偷将光绪帝的龙袍带到了长春。

　　尽管有断续的怀疑，溥仪仍然满心陶醉在浮华和排场之中，他在重兵护卫下对属下三省做了“国事访问”，裕仁天皇寿辰时，他向日军司令部表示祝贺，日本纪念日时，他向被“土匪”杀害的日本“亡魂”志哀。所有场合的仪式都是日本式的。

　　在1935年赴日本“国事访问”时，这位满洲皇帝在与日本天皇握手时，突然意识到右手上的手套，他绝望而急切地想扯去手套，但太紧了，一部新闻片记录下了这卓别林式的时刻。

　　这次备受“尊崇”的访问，在神户620名日本“比睿丸”船员万岁的呼喊中，溥仪“感动得两眼含满泪水”。

　　在现今伪满皇宫同德殿一楼的最东侧是一间日式房间，在整栋大楼的中国旧式装饰中显得异类。导游将这十几平方米的榻榻米视为日本人侵蚀毒害溥仪的罪证，“连卧榻之地都得日化，这个皇帝还能自主什么？”

　　研究员王庆祥毕生致力于末代皇朝的研究，他试图条分缕析地还原一个真实的溥仪，真实的伪满政权，“实际上溥仪与日本人之间，也有矛盾，这个傀儡皇帝亦尝试着在隐忍中有所作为。”

　　他用力最甚的是建立自己的武装，筹划“十万精兵入中原”。为此，私下出资派遣自己的亲信十余人包括他的弟弟溥杰，入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研究军事战术，以备他日之用。再者，将自己的贴身护卫队，共300人，加强训练，全副武装并试图扩大。

　　日本人瞧出了溥仪的心思，在一次游玩大同公园时，以中日军人冲突为由，解散了溥仪的护卫部队。

　　“这使溥仪心理上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对日本人的怨恨也日益加深，但已经于事无补了。”王庆祥说。

　　1938年后，溥仪几乎不曾跨出这讨厌的绿屋顶的伪满皇宫大楼，早先的幸福感一去不复返，恢复大清的梦想成为泡影。

　　在局促的皇宫里，他的亲随是一个小听差，一个绝望地染上鸦片瘾的皇后和一个十来岁的妃子。郑孝胥死了，罗振玉亦回到大连，溥仪很孤单。

　　惟一能做的就是弹弹钢琴，在畅春轩陪“读书”的子侄们喝茶下棋，偶尔会到同德殿里听15岁的福贵人李玉琴唱歌。

　　因为总害怕楼里布满日本人窃听和监视的机关，他甚至没有在同德殿里住过一晚，虽然这栋大楼专为皇帝办公和就寝所造。这已经是沉默中伪帝所能表示的最大抗争。

　　当年李玉琴总抱着的一个木偶娃娃，如今竟还静静地躺在同德殿里的沙发上，成为某种耐人寻味的隐喻。

　　地质宫：帝国的黄昏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并与伪满州国建立“外交”关系。对于这个当年刺杀自己父亲，决意“倒清”的敌人，溥仪此时更多的是同病相怜的感叹。这年6月，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日本之行，日本人藉此强迫溥仪放弃中国祖先崇拜的仪式和遵循的儒家学说，采用日本的官方宗教——神道作为伪满洲国的国教。

　　在归途的车上，溥仪“忍不住地哭起来”。溥仪写道，在“建国神庙”向日本天照大神祈祷，比亵渎他大清祖宗坟墓更令其羞愤，更令其厌恶。

　　为了抚慰伪帝，这一年，规划多时的新皇宫终于动工了，日本人提出以北京故宫为直接参照，总计占地52万平方米。

　　但溥仪已经无心浮华，他不停从外电广播中感受到日本帝国颓败的迹象。

　　1942年，溥仪最爱的妃子谭玉龄意外去世，他伤心欲绝。

　　第二年，新皇宫才浇筑了地下基座，便因太平洋战事的频仍戛然而止。连同德殿里的铜制吊灯都被征用为战略物资。

　　日本驻伪满洲国总司令山下奉文被召回国，在电话里哭着向溥仪告别，“这是最后的永别，此一去是不能再回来了！”

　　他在日本敢死队——“神风突击队”队员饯行的仪式上，第一次看到骄纵的日本士兵满脸灰暗，泪流双颊，甚至哽咽出声。

　　帝国的黄昏正收敛起最后一丝光线。

　　1945年8月11日，原子弹在日本长崎扔下的第三天，溥仪和弟弟溥杰以及部分宫廷人员离开了寄居13年的伪满皇宫，登上了驶往通化的火车。因为苏军的空袭，火车被迫改道至通化郊外的大栗子沟。

　　临走前，溥仪没有忘记将伪满时期所记之日记和拍摄之胶片焚毁，在大栗子沟，他又烧掉了余下的部分。

　　这成为如今溥仪研究里最大的资料缺憾，王庆祥研究员说，14年傀儡生涯里真正的溥仪或许已经没有了标准答案。

　　长春的伪满政权一夜之间倾颓，八大部里的伪满官僚们也早作鸟兽散。9岁的张绍兴放学回来，再也没有走进位于宽城区的“国务总理”官邸，他的父亲张景惠在败逃时甚至连儿子都不曾告诉。

　　1945年8月17日，在通化大栗子沟一处日本铁矿公司的日式住宅里，举行了一场几乎是超现实的仪式。溥仪最后一次用印，颁布退位诏书，在仓皇北顾中，结束了这场持续13年零5个月的赌博。

　　而3个半世纪以前，几乎在同一地点，与通化相邻的辽宁新宾，他的祖先满族领袖努尔哈赤招兵买马，向明王朝发起了挑战。

　　未竟的新皇宫在十年后重新启建，成为吉林大学地质学院的教学楼，名为地质宫。原先规划的52万平方米面积，现在是长春的文化广场，与新民大街上的伪满八大部大楼遥相对应，勾勒着一个傀儡王朝的落寞背影。(专家支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庆祥。文中部分材料参考自爱德华·贝尔《中国末代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