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代表国家公诉日本战犯(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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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2日09:55 正义网－检察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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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45年9月2日，最后一个法西斯国家——日本签字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以正义的胜利宣告结束。结束战争的日子，值得全人类永远铭记。本报特刊发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我们曾代表国家和人民公诉日本战犯，这是我一辈子的光荣！”辽宁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郭春来今年已79岁高龄，49年前的6月9日，他曾作为一名检察员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参与起诉日本战犯。 1954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署着手侦讯一批日本战犯。当时在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分署
（一） 1950年7月19日，根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规定，苏联政府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火车站向我国正式移交了被苏军俘获的近千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4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署（当年8月1日后改称最高人民检察院）准备对这批日本战犯和在山西等地俘获的另外100多名共1100多名日本战犯展开侦讯。1954年1月，郭春来、秦耀东被抽调到北京参加集训。 为了迅速查清日本战犯的犯罪事实，侦讯工作按照铃木启久、武部六藏、城野宏和富永顺太郎四类案件分成了4个大组。其中，铃木启久等属于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军事案；武部六藏等属于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官吏案；城野宏等属于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山西反革命案；富永顺太郎属于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华北特务案。 不久，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山西工作团正式成立。最高人民检察署办公厅主任李甫山出任东北工作团团长，郭春来、秦耀东均为该团成员。1954年3月末，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侦讯工作。作为审讯员，郭春来负责伪满洲国司法部次长兼矫正总局局长中井久二等78名战犯的侦讯工作，秦耀东负责日本陆军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四旅团少将旅团长兼济南防卫司令官长岛勤等4名战犯的侦讯工作。 郭春来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跟日本战犯交锋时的情景。这些战犯不仅不交代罪行，还百般狡辩，说什么“我们来中国不是侵略，是为中国建设而来的……”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驳倒他们，让他们认罪是非常难的。”工作团成员开始了艰苦的调查取证工作。一方面通过调取档案和文件进行内查，另一方面奔赴各地寻找人证物证开展外调。 “从东北各地调取的证据材料非常多，种类也很庞杂，有日伪时期的报纸、各种档案还有行政文书等。最后，我们住的房间里已装不下了，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帐篷放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我们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如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下的命令、逮捕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郭春来说。 （二） 郭春来生于山西，1938年，不满12岁的他参加了八路军。1942年，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五一”大扫荡期间，郭春来所在部队在河北省邢台地区一个村子被日军围攻，他和战友突围出去后再回到村子时发现，全村100多户人家全被日本鬼子赶到山上用火烧死了。 郭春来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惨案在侦讯期间他了解得太多了。随着侦讯人员掌握了越来越多的人证、物证，一些战犯隐瞒的罪行逐渐暴露出来。 铃木启久，1941年晋升为少将，到华北任步兵第27师第27步兵团少将团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1942年11月，铃木启久收到情报说河北省滦县潘家戴村的村民与八路军有“串连”。他立刻命令部下“对这个村进行彻底的扫荡”。结果，日本鬼子在潘家戴村用枪毙、刺杀、斩首、活埋等野蛮方法集体屠杀了村民1280名，将村里800户民宅全部放火烧光，还掠夺了400辆马车和大批粮食、被服…… 还原历史真相的工作，从1954年4月一直持续到年底。在如山的铁证面前，加之侦讯人员的思想攻势和教育帮助，战犯们开始供述自己的罪行。 郭春来对记者说，他们对掌握的证据必须做到“严丝合缝，万无一失”。为此，在确认一项犯罪事实时，都要有大量材料共同佐证，每一个战犯罪行卷宗至少有一尺厚。 （三） 1955年初，郭春来、秦耀东和其他工作人员带着卷宗，又一次来到北京，开始草拟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书。 “为了写好起诉书，我们有时连觉都顾不得睡。一份起诉书写了改、改了写，其中武部六藏的起诉书就改了半年多。日本战犯中军队系统的一号大案——铃木启久的起诉书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的，武部六藏的起诉书则由彭真同志审定。”郭春来回忆道。 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时，首先讯问了被告人铃木启久。在调查潘家戴村1280名和平居民被集体屠杀这一罪行时，法庭传召了证人周树恩。这位44岁的农民，是当年日军对潘家戴村进行集体屠杀事件中的幸存者。他一边诉说着，一边解开衣服露出遍体伤痕……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铃木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承认：“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 在审讯武部六藏时，因被告人患有重病不能到庭，法庭特派审判员到被告人住地进行讯问，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也一同前往，充分体现了人民法庭的人道主义精神。 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和法庭评议，1955年6月19日上午8时30分，特别军事法庭宣布分别判处铃木启久、藤田茂、上坂胜、佐佐真之助、长岛勤、船木健次郎、鹈野晋太郎、原秀夫等战犯，二十年至十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1956年6月至8月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3批免予起诉1000多名罪行较轻和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我国政府最后释放了3名服刑的日本战犯。至此，关押在我国的1100多名日本战犯全部处理完毕。 （四）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秦耀东只有两岁。他对记者说，对于那些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是有充分理由按照其所犯罪行给予严惩的。但我国政府和人民仍然对他们从宽处理，体现了我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和中国人民宽大的胸怀。 对于今年日本新版历史教科书粉饰掩盖侵略罪行，以及日本一些政要公开发表言论为二战日本战犯开脱罪责的行为，郭春来说：“重温49年前那场正义的审判，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仍然触目惊心。忘记过去意味着要重蹈覆辙，温故知新，鉴往前行，这是对抗战胜利60周年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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