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节约型社会遭遇制度性瓶颈

　　特约撰稿／童大焕

　　中国的人均GDP近两年越过1000美元大关，从此进入一个发展的新拐点。但是今日中国仍然很穷，GDP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仍低于1960年的水平。可与此同时，中国人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奢侈浪费和污染，却令全球侧目。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中国在人均GDP400到1000美元时，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至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发达国家在人

均GDP8000至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显然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我们走不通，我们唯有不惜一切代价提前解决环境问题。

　　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中国人的奢侈也举世闻名，

　　此时此刻，我们提出创建

　　当一个复杂的全局性问题摆在全社会面前，我们都面临着一个众说纷纭的多项选择题，对于怎样建设节约型社会，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有人说节约教育应从娃娃抓起；有人说光让老百姓节约没用；有人说关键是要技术创新……我说，没有制度革新，就难有真正的节约型社会。

　　中国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大致可分为生产型浪费、消费型浪费和综合型浪费三大类。

　　生产型浪费主要表现为用资源高消耗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生产率却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技术落后是其中的表层原因，背后却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缺乏动力。以矿产开发为例，《中国青年报》曾经为我们揭示了山西煤矿老板的发财路径：基层政府中的官员及其代理人紧密结合起来，把持了地方煤炭的生产、经营活动，没有一定背景的人根本不可能插手。这事实上是由矿产资源的“公地悲剧”造成的：由于“所有者缺位”，于是大量矿产资源被任期极其有限的“代理人”和“内部人”(地方官员)控制，“国家所有”的实质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被“内部代理人”架空，各种短期行为和疯狂掠夺便成为常态。没有所有权的制度创新，矿业生产的能耗和环境成本就不可能内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

　　在社会公共生产领域，同样大量存在着“公地悲剧”。我国每年公款汽车消费高达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旅游公款培训方面没有人做过全面的统计，估计也是天文数字。还有，对于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一些地方是以企业上一年度的排污量为基准确定配额的。这是在鼓励而不是在限制浪费和污染。

　　消费型浪费现象主要局限在私人领域。以前我也曾认为奢侈摆阔是人家有钱人自个儿的事，花自己的钱别人管不着。现在不这么认为了，因为从摆阔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正常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态。以煤老板们的摆阔和斗富为例，其名为消费，实则是煤老板们在争夺各自的江湖势力。谁出手越大方，意味着谁的江湖地位越强、越稳固，别人轻易不敢觊觎其“地盘”。这样做同时也是向社会、向政府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其潜台词是：老子有的是钱，惹不得的；即使老子出什么事，也能用钱摆平！这是“金钱万能论”在法治不立下的一种赤裸裸的表达和示威。

　　在宏观的法治层面之外，具体的制度领域也处处可见打击节约鼓励浪费的影子。比如一方面能源供应紧张，另一方面不少城市还在以种种理由限制小排量汽车的发展。

　　在综合型浪费方面，我们存在的制度问题更多，也更不易为人察觉，所以至今还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关注和警惕。众所周知，城市化是最节约资源、最高效率的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然而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为阻止农民进城，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和人口增长代价。中科院通过卫星遥感，曾对我国西部12省区的土地承载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西部有1／5的土地承载力处于超负荷状态，严重超载造成许多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日前指出，60年代以来，我们的人口从6亿增长到了13亿，多了一倍，而可居住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少了一半。

　　但时至今日，许多大城市还在以“城市资源极限”等种种借口限制“外来人口”进城，即使反对者也只是从人的权利角度出发，而看不见迫在眼前的资源和环境危机。

　　诸如此类不合理的制度如不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那么要形成全社会的节约风气就会失去制度保障，而且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和谐稳定发展都将面临严重挑战。(作者系《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杂文家)-

　　相关专题：建设节约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