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今年对纳税榜的关注点似乎在“福布斯富豪仅12人进纳税百强”和“地产企业成纳税侏儒”两条新闻上。两条新闻综合反映出的现实是：中国那些集聚了大量资源的人承担着与他们的财富严重失衡的纳税责任，富人寡税现象严重。
同日笔者看到另一条与富人寡税有些联系的新闻：山西近日破获了一起“劫富训练营”案，有人以劫富的名义网罗弟子，向农村青年灌输社会不公，然后进行各种训练，最后接触当地大企业的老总和经理进行抢劫。
为什么会出现“劫富训练营”？这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原因是：我们的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了贫富间的阶层对立，即我们常说的“仇富情绪”。如果富人能够审时度势，自觉地承担起诸种社会责任，比如勤于纳税和慈善，我想，这种对立的情绪会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消解，最起码意识层面的“仇富情绪”不会恶化成不可控的暴力行动———显然“劫富训练营”就属这类。
近年来社会中针对富人滋生出不少非理性行动。与这些行动对应的是，富人越来越觉得不安全。他们整日想着加高自己的围墙，频繁购买各种保险，高价进行各种心理咨询，却很少想到通过多纳税和多行慈善的方式从根本上消弭阶层间的对立。
可能很多富人要说，富人偷税漏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下的税收制度造成的———是“制度贫困”导致“富人寡税”，这是怪不得富人的。
笔者认同“制度贫困”这个归咎，但不能认同富人由此可以逃避应承担的责任。一个社会中理性的富人群体，是能审时度势地超越制度而履行自身应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安于制度漏洞给自身带来的种种便宜。为了减少社会冲突，为了让自己更安全，制度的缺陷留下了可逃税漏税的空间，自己应该理性地拒绝钻这种空子，自觉地促进制度变革，承担让自己的良心过得去的责任。如果富人主动愿意多交税，改革是绝不可能拒绝这种善意的；如果富人安于这种“便宜”，改革是很难推进的。
享受到了“便宜”，可自身却失去了应有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是得不偿失的。不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自然会有人以暴力强迫你“履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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