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鉴赏家杨仁恺

　　国宝鉴赏家杨仁恺先生，住在沈阳市御花园小区一个普通的民宅里。90岁高龄的杨先生精神矍铄，一口浓厚的四川话，仿佛刚刚离开家乡。

　　杨仁恺先生不是科班出身，他能从事这一行，并成为著名的书画鉴赏家和博物馆学家，完全出于他对文物和书画的喜爱，这种喜爱正是巴山蜀水的文化厚土培育的。

　　痴迷书画，自学成大师

　　1915年10月1日，杨仁恺出生在四川省岳池县城。岳池离重庆100多公里，历史悠久。岳池人重视书法艺术，有许多文化名人的碑刻，杨仁恺从小耳濡目染，写得一手好字。1932年，17岁的杨仁恺考入重庆公立高级中学。这时，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为了帮助母亲养家，各科成绩名列前茅的杨仁恺不顾母亲反对坚决辍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员。

　　1935年，20岁的杨仁恺再次离家远行，来到300公里外的省城成都，在玉皇观街私立群觉女子中学教语文和历史，还在一家印刷厂兼任校对。学校离成都古董店云集的总府街很近，杨仁恺课余时间常去浏览。日久生情，年轻的杨仁恺对书画和古董产生了初恋般的情怀，这一恋就是一生一世。后来，常有人问他师从何人，他总是风趣地说："古董店和地摊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勤奋好学的杨仁恺把总府街的老人尊为老师，经常向他们请教，文物和书画是他研究不尽的课本。

　　这时的重庆，云集了中国的一代文化精英。在《说文月刊》负责出版工作的杨仁恺，常与撰稿人郭沫若、徐悲鸿、沈尹默、金静安、谢无量、马衡、老舍等名人学者接触，这成了他得天独厚的学习机会。每次请他们审读稿件，杨仁恺都像学生一样虚心求教。著名史学家金静安先生对杨仁恺的影响最为深远。金先生是东北大学教授，他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研究东北史，其治学精神令杨仁恺奉为楷模。还有郭沫若先生，由于两家住得很近，杨仁恺遇到历史和考古方面的问题便登门请教。郭沫若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且乐于施教，杨仁恺得到大师指点，受益终生。在重庆期间，杨仁恺还结识了张大千、潘天寿、黄宾虹、傅抱石、吕凤子等书画家，从而使他对古今书画的研究更加深入。

　　抗战胜利后，杨仁恺在朝天门码头登上客轮，出川北上进京，当他挥手向山城告别时，绝想不到，这一别竟是悠悠60载岁月。

　　北京的琉璃厂和厂甸成了杨仁恺的第二所大学，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更广博的世界，令他流连忘返。很快，他就与各古董店的老板、伙计成了熟人朋友，而他对书画古玩的鉴赏力也让他们刮目相看。在这里，杨仁恺不仅再次遇见山城师友徐悲鸿、张大千等书画家，还有幸结识了收藏家和鉴赏家张伯驹。张伯驹先生为挽救国宝，倾尽毕生心血和万贯家财，其为人与学识都令杨仁恺敬佩。他们两人的年龄相差近20岁，但却很谈得来，在以后几十年的交往中，成为难得的知音。

　　杨仁恺在琉璃厂见到了很多国宝级书画，他在一次次惊叹之后，对书画更加痴迷。他很想到文物局工作，特意请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先生帮忙，郭沫若当即给他写了推荐信，但因专业人员已经配齐没有去成。这时，杨仁恺得知，他的一位同学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而东北正在招揽文博人才，便给同学写信。不久，杨仁恺收到了邀请函，请他到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从事研究工作。

　　杨仁恺欣喜若狂，经过15年的苦恋，35岁的杨仁恺终于和文物工作喜结良缘。1950年春天，杨仁恺离开北京，来到沈阳，开始了长达55年的寻宝鉴宝之旅，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

　　发现《清明上河图》

　　杨仁恺刚到沈阳，就住进沈阳故宫文溯阁，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协助东北图书馆整理补缀《四库全书》。

　　面对浩瀚的《四库全书》，杨仁恺喜出望外，他和几位研究员苦干5个月，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被同事们称为"文溯阁大学士"。

　　补缀《四库全书》对于杨仁恺来说，只是一个热身赛，随后，他接受了第二个任务：清理由东北银行转来的一批文物。这项工作使杨仁恺真正进入了人生长跑，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鉴宝生涯。

　　存在东北银行库房的这批文物，是末代皇帝溥仪1945年出逃日本路经沈阳时，被人民解放军和苏军截获的。杨仁恺早在北京就知道这批文物，它们被行家称为"东北货"，几乎都是顶级国宝，是溥仪以赏赐其弟的名义从宫中陆续盗出的，先运往天津，又带到长春，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遗失了不少。杨仁恺没想到自己刚来沈阳就能接触到这批国宝，更没想到，他在这批文物中发现了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真迹。

　　东北银行的这批文物中共有书画120余件，在溥仪盗出的1200余件书画珍品中仅占1/10。在对这批书画进行清点鉴别时，杨仁恺如同面对源远流长的艺术盛宴，每天都有见到庐山真面目的惊喜和激动。

　　这天，杨仁恺从库房拿出一长卷，慢慢展开，5米多长的绢本上，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古代风俗画。杨仁恺的眼睛为之一亮，急切地寻找款识与题跋，可惜，这幅题为《清明上河图》的巨作上没有作者署名，但是画后有金代张著的题跋，明确作者为张择端。难道这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杨仁恺心跳加快。《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一座艺术丰碑，历朝历代仿作摹本很多，这使真迹在几百年里淹没在赝品中。在此之前，杨仁恺对明代画家仇英临摹的《清明上河图》进行了鉴定，这幅画也在溥仪这批文物中，后来一直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杨仁恺真的不敢相信，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竟然也在溥仪的这批文物中。他立即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艺术鉴定，最终确认，此画是张择端的真迹，他郑重地写上了鉴别结论。

　　杨仁恺发现了《清明上河图》真迹，号称新中国第一馆的东北博物馆(辽宁博物馆前身)为之兴奋，同事们也向杨仁恺表示祝贺。《清明上河图》重见天日，让杨仁恺欣喜若狂。当他亲手抚去历史的尘埃，去伪存真，让艺术瑰宝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骄傲。不久，这幅稀世之宝被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调去参展，再也没回辽宁。直到51年后的2004年11月，辽宁省博物馆新馆建成之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才重回沈阳，在当地引起轰动，出现几万人争睹国宝的场面。

　　杨仁恺与《清明上河图》再次相见，已是90岁的老人，站在800岁的《清明上河图》面前，老人感慨万千，沧桑岁月在他眼前飞逝而过。

　　寻访清宫散失国宝

　　1952年3月，长春市公安局发现一些居民和古玩商人家有从伪满皇宫流散出来的书画，东北人民政府组成工作组赴长春回收国宝，杨仁恺是这个工作组的重要成员。

　　杨仁恺到长春后，先找到原溥仪的侍卫严振文，他曾经负责管理溥仪从故宫带出的珍宝。他说，这批珍宝存在伪皇宫的小白楼里，日本投降那年，无人看管，被禁卫队的"国兵"哄抢，有些书画在争夺中被撕毁。站在空荡荡的小白楼前，杨仁恺痛心疾首，毁灭文化的惨剧曾在这里发生，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书画珍宝大劫难啊。

　　清查工作从"国兵"朱国恩开始，他是小白楼之劫的主角之一，靠出卖书画过上了富裕日子。听说工作组来了，他害怕成为清查对象，主动上交了卖剩下的12件书画。杨仁恺接收这些劫后余生的国宝时，心情十分沉重，其中有宋朝画梅高手杨无咎的《雪梅图》、北宋花卉大家赵昌的《写生蛱蝶图》，都是价值千金的艺术精品。朱国恩提到一个叫王恩庆的人，说他一直买卖书画，从"国兵"手中进货，是这批书画的交易中心之一，已回天津定居。杨仁恺马上到天津找到王恩庆，他经手卖出的国宝竟有44件之多，其中不乏有名的孤本，比如五代画家卫贤的《高士图》，是国内仅存的几件五代珍品之一。经过几次谈话，王恩庆交出了14件书画，还提供了一些线索。工作组顺藤摸瓜，又找到了"国兵"王学安，可惜，他在解放后把手中的书画埋入地下，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还有"国兵"金香蕙，他念过国高，当过小学美术教员，对书画略知一二，所以比别人抢得多。他把30多件书画存在同乡刘国贤家，只携带十几件回到老家盖县，然后又外出工作。不料土改时，他妻子怕加重罪名，在夜深人静时把这些国宝付诸一炬。可怜流传几百年上千年的先人之作，毁于村妇之手，杨仁恺心痛不已。

　　杨仁恺千方百计找到了刘国贤，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从他手里收回38件书画。杨仁恺当即写报告，请上级表彰奖励刘国贤，《长春日报》对此做了报道，一时传为佳话。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工作组共回收伪满皇宫流失的文物170种319件。每回收一件国宝，每打听到一件国宝的下落，杨仁恺都会写下详细记录，包括与每个当事人的谈话，对每一件国宝的鉴别意见，都有案可查。

　　从这以后，杨仁恺和溥仪带出宫的1200多件国宝打了几十年交道，为收回它们倾尽了一生的心血。

　　199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杨仁恺的巨著《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在这部50万字的著作里，杨仁恺详细记录了这批国宝60年辗转流失的坎坷命运。

　　这本是一部学术著作，没想到出版后十分畅销，很快再版，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连国外的鉴赏家也向杨仁恺求购。

　　找到《聊斋志异》手稿

　　杨仁恺到沈阳以后，听说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后代移居西丰县，保存着《聊斋志异》手稿，这让杨仁恺极为兴奋。手稿是极为珍贵的文物，应该尽早由文物部门保管起来。当时，西丰县归辽东省管辖，杨仁恺专门请了省委书记高扬同志帮忙。

　　很快，由蒲松龄后人保存了250年的《聊斋志异》手稿转到了杨仁恺的手里，但只有上半部，是蒲松龄的后人蒲文珊捐赠给政府的。蒲文珊说，这部手稿本来是完整的，一直珍藏在故乡淄川蒲氏家祠中。清同治年间，山东大旱，蒲松龄七世孙蒲介人带着全家和这部传家宝来到沈阳，以占卜为生。他的长子蒲英灏习武，在清军当官，上司依克唐拉将军得知他是蒲松龄后代，保存着《聊斋志异》手稿，便向他借阅。这部手稿从没借出过，蒲英灏也怕有借无还，便把上半部先借给他，看完再换下半部。不料，下半部刚借走，将军因事赴京，不久在京病故，下半部手稿便再也没有回来。蒲英灏后来调任西丰，全家迁居到西丰。蒲英灏去世后，把半部残卷传给了儿子蒲文珊。

　　挥毫论道

　　下半部手稿的遗失令杨仁恺十分痛心。领导把手稿鉴定工作交给了他，这是杨仁恺第一次对书籍原稿进行鉴定。他首先判断笔迹的真伪，再对内容进行分析，收集了很多相关资料及旁证，又用3个月的时间对25万字的半部书稿逐字逐句校勘。经过多方研究考证，杨仁恺确认手稿是蒲松龄真迹，交由东北图书馆珍藏。

　　不料，杨仁恺的鉴定受到了权威的否定。原来《聊斋志异》手稿认定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影印出版，审读期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认为，这部手稿并非原稿，而是手抄本。《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也赞同他的观点。《聊斋志异》最早以手抄本流传，所以民间有很多手抄本。

　　年轻的杨仁恺没有退缩，他向出版社力陈自己的鉴定意见。这时，青岛发现了蒲松龄长诗《古风》手迹，杨仁恺两相对照，书法风格完全一致。杨仁恺便在论文《谈〈聊斋志异〉原稿》中，再次确认了原稿的真实性，影印本得以顺利出版。

　　与大师齐白石的渊源

　　1954年3月，东北博物馆举办了"人民艺术家齐白石画展"，展出了白石老人各个时期的作品103件；1957年9月，95岁的白石老人在北京病逝后，东北博物馆举办了"纪念齐白石画展"；1980年，辽宁省博物馆又举办了一次"齐白石画展"；1993年举办"齐白石真迹展"；1998年赴广东举办"现代三大师--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精品展"。

　　辽宁并不是齐白石的故乡，也不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但是，辽宁省博物馆收藏齐白石500余件书画金石作品,是收藏齐白石作品最多的博物馆之一，为什么？其中的缘由与杨仁恺有关。

　　早在北京时，杨仁恺就请朋友引见，拜访过白石老人，请老人治"杨仁恺"和"杨"两枚印章。到沈阳后，恰遇齐白石老人的三儿子齐子如也在东北博物馆工作。齐子如自幼跟父亲学画，深得父亲真传，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书画家。他们的同事胡文效是齐白石的老师胡沁园之孙，也是白石老人的学生。有了这得天独厚的条件，杨仁恺建议馆里征集齐白石的作品，领导批准了这个建议，由杨仁恺负责，齐子如和胡文效协助。

　　于是，杨仁恺和齐子如频繁地到北京"白石画室"向老人订购画作，并征集白石各个时期的作品，白石老人也向东北博物馆赠送了一些作品。齐子如和胡文效还把家中收藏的白石作品交由博物馆收藏。

　　在菲律宾鉴定古代书画

　　然而，就在第一次画展之后，齐子如患病，行走困难，不能进京。白石老人非常牵挂，每次杨仁恺去，他都给儿子作画，题字"赐如儿寿比爷长"、"愿如儿健步加餐长寿年"，老人的爱子之心让杨仁恺感动。可惜，53岁的齐子如英年早逝，杨仁恺心怀悲痛，却不敢告诉老人，直到老人去世，都不知道儿子已先他而逝。

　　碎纸片中缀识国宝

　　由于工作关系，杨仁恺经常到北京，每次进京，荣宝斋都是他必去之地，有时，他还会住在那里。1963年的一个夏日，杨仁恺正在午睡，忽然被人唤醒，说前面来了一个外地青年，拿来一些碎纸片，好像是清宫的书画，请杨先生前去鉴定。

　　杨仁恺一听"书画"二字，睡意全消，马上来到门市部，翻看那些碎纸片，越看越惊喜，这包碎纸片果然是国宝。整整一个下午，杨仁恺没动地方，拼凑整理出37件书画，仅宋元时期的作品就有8件，且多是精品和孤本。其中最完整的是北宋陈亚之的《自书诗稿》，上面有司马光、苏轼等大家的题跋，是有名的传世孤本。最让杨仁恺兴奋的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米芾的代表作《苕溪诗》也在其中，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他马上打电话，请一生醉心于米芾书法的张珩先生前来先睹为快。张珩正在病中，因天色已晚，约定第二天来。这时，杨仁恺才想起送货的青年，问他要多少钱，他说，这些东西有人识货就好，他曾送到沈阳的文物店，没人收。青年人仅要了2000元便走了。

　　第二天，书法家张珩与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起来欣赏这些国宝，张珩亲眼见到米芾的代表作，惊叹不已，如醉如痴。《苕溪诗》成了他生命中最后一缕灿烂的阳光，之后不久，张珩因肺癌去世。

　　荣宝斋把这批国宝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第二年春天，这位青年再次来到荣宝斋，仍然带来一包碎纸片，杨仁恺又被请来鉴定，这次共整理出20件书画，有多件珍品。

　　后来，荣宝斋为了感谢这位青年，派人带钱到哈尔滨去找他，因他留下的地址不详终于没有找到。直到30多年后，杨仁恺在哈尔滨《新晚报》上读到了这位青年和他母亲的故事，才知道这批国宝的来历。

　　原来青年的父亲爱好书画，从欧洲留学归来后，在大石桥煤矿工作。他和朋友在长春逛市场时，看到一些从伪皇宫流散出来的书画，便倾其所有买下许多。不想路上被贪财的朋友所害。青年的母亲最终把凶手送上法庭，找回了丈夫的遗物，但那些国宝已被不懂书画的凶手撕碎了不少。在战乱年代，他们一家度日艰难，却从未卖过书画，青年和母亲一直精心保管着这批国宝，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它们归还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青年曾到黑龙江省博物馆等地送过一些书画，因无人相识怅然而归。所幸他去荣宝斋那天，杨仁恺正好在，不然，这批书画不知将沉睡到何时，遇到"文革"必然再次遭劫。难怪书画家冯其庸说，这才是国宝巧遇"国眼"，劫中遇救。

　　古稀之年走遍全国

　　1983年9月，身为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杨仁恺接到通知，让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工作。

　　1962年，国务院曾经成立过"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由著名书画鉴赏家张珩担任组长，张伯驹等任委员。在一年时间内，他们遍历北京、河北、河南、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广东等省，鉴定书画近10万件，发掘出许多久已湮没的古代书画珍品。可惜第二年，张珩先生去世，小组工作暂停。20年后，经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提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又把这个小组成立起来，由7位全国最具权威的古代书画鉴定家组成，除了杨仁恺，还有上海博物馆顾问、书画家谢稚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书法家启功；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北京故宫博物院刘九庵；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建筑师傅熹年；文化部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在这7位老先生当中，杨仁恺和刘九庵68岁，是最年轻的，年龄最大的谢稚柳已经75岁。

　　杨仁恺与谢稚柳早在重庆时就是好友，启功、徐邦达、刘九庵也是他1945年到北京后结识的老友。当他们在北京聚首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们互相抱拳问候。在古稀之年仍能报效祖国，让他们颇感欣慰。

　　他们先对北京的古代书画进行了鉴定，然后到上海、南京、西安、成都、长春、沈阳、大连等地，对全国22个省的博物馆、图书馆、大专院校、文物商店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逐一过目，鉴定真赝。7位老人十分敬业，面对每一幅古代书画，他们都手握放大镜，调动起一生的经验和学术积累，仔细鉴定。鉴定意见不约而同时，他们抚案击掌大笑，有如孩童。判断不一致时，便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记录了每一位专家的鉴定意见，比如《五牛图》，大家没有异议，惟启功先生注："韩名不确"。老先生们严谨的态度，为这些书画留下了科学准确的结论。

　　为了照顾老先生们的身体，他们只在春秋两季到全国进行巡回鉴定，这项工作历时8年才结束，鉴定书画2万件以上，圆满完成了全国馆藏文物的定级工作，对全国古代书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普查和专家鉴定。

　　这是杨仁恺最宝贵的一次工作经历，他在全国各地看到了大量古代书画。他认为；书画鉴定，一靠广泛的历史和文学知识；二靠对美术史的深入理解；三靠博闻强记；四靠阅览大量真作品。所以，在这8年里，杨仁恺不论多忙碌多劳累，也要记下他鉴定的书画，以及其他几位专家的卓识高见和学术争论。在他90岁高龄时，他开始整理这些笔记，准备出版一部新的学术著作。

　　杨仁恺在晚年创立了鉴定学，2000年他出版了58万字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使这门新学科得到了认同，杨仁恺也成为书画鉴定领域的一代宗师。《国宝沉浮录》和《中国书画鉴定学稿》是杨仁恺最重要的两部巨著，是他对文博事业的杰出贡献。2000年10月17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举行隆重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首发式，授予杨仁恺"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2002年1月，杨仁恺到台北参加《中国书画鉴定学稿》发行式，热衷于书画鉴赏的李敖在电视里告诉大家，"真正的鉴赏家来了！"

　　巡回鉴定工作早已结束了，"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却仍然名声远扬。2003年故宫博物院出资2200万元购买《出师颂》时，专门请启功、杨仁恺等小组成员到北京去做鉴定。《出师颂》是西晋大书法家索靖的作品，经鉴定，专家一致认为，不是索靖的手笔，而是隋人所书的摹本，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杨仁恺当场做了讲解，他说，古代的摹本并非没有价值，现存的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唐代名家的摹本。《出师颂》是1922年由溥仪带出宫的，1945年流落民间，能在60年后回到故宫，也是一件幸事。

　　杨仁恺的孩子们都学有所成，但是没有人子继父业。我问杨老："您打算把这些知识和财富传给谁呀？"老先生轻松地说："传给社会，传给后人呀。"他说："我们中国的文物典籍，浩如烟海，辽宁省博物馆藏品10万件，也只是一斑。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传承民族文化努力工作。"

　　杨仁恺，生于1915年，原籍四川省岳池县。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家，现任辽宁省文史馆、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从1980年代起与谢稚柳、启功等8人组成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涉足全国，奔波8年，鉴定古书画两万件以上。2000年被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鉴赏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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