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人际世界一瞥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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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先生，世人称其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那是大家对他的尊崇。先生本人不认同，自谦"是一个平凡的人"。但这个"平凡的人"一生与数以百计的不平凡的人有过或深或浅的过从，他们的点滴形象都镌刻在先生的心版上。季先生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因此，在同辈学人中，他写的怀念师友的文字最多，所怀念的师友先后达五六十位之多，计有(齿序)陈寅恪、胡适、汤用彤、吴宓、冯友兰、傅斯年、朱光潜、曹靖华、郑振铎、老舍、梁实秋、周培源、沈从文、叶公超、吴作人和胡乔木等等。笔者择其中五位

与先生有某种特殊关系的，梳理成文，以展示先生丰富多彩的人际世界和色彩斑斓的人文情怀。

　　一、"教授的教授" --与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是季羡林的老师，也是季羡林人生草图的设计者。

　　历来做学问都讲究传承，季羡林对梵文的研究融会了中西的脉传，成就了一则中德教坛的佳话。季羡林1930年入清华西洋文学系，研习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西洋名家，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后却一头钻进了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的故纸堆，而"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那是当年在清华时他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渐渐地萌发出对佛学的兴趣。戏剧性的是在哥廷根大学他师从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恰是陈寅恪在柏林大学时的同学，而这两人又都是吕斯德教授的门徒。

　　季羡林一直把陈寅恪、瓦尔德施米特两位先生视为心灵圣殿中的恩师，"超乎寻常的神圣的"。他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这或许就是命运中注定的一种缘。

　　无心插柳柳成荫。清华的教育，给季羡林留下深远影响的倒是一门旁听课--陈寅恪的"佛经翻译学"和选修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德高望重，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但他与那些留洋归来的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不同，他总是身着一袭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讲课用的书籍资料，一般人还以为他是琉璃厂某书店来清华送书的老板。仅此形象，就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令人油然联想季羡林归国后一辈子中山装、圆口布鞋，北大新生误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工友的趣话来，犹如陈寅恪身影的再现。对听陈寅恪的课，季羡林认为那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特别是陈寅恪做学问"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熏陶了季羡林，以至毕生孜孜不倦，焚膏继晷，耄耋之年，还穷十年之功，写就皇皇八十万言的《糖史》并译竣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尤值得一书的是《弥勒会见记》，当时德国和法国有关方面委托季羡林译成英文，季羡林当时考虑全是残篇断简，资料严重匮乏，加之自己年岁已高，目力不济，本拟婉拒。后再三思量，觉得他还是应该做这件事，他若不做，国人恐就无人能做了，外国人就会讥笑中国人在"吹"。于是，季羡林每天晨四时即起，中午休息一会，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每天工作达十二小时，整整花了一年时间将其译完，现已出版。不幸的是自那时起，他的视力开始急剧衰退，目前已是执笔维艰了。

　　陈寅恪还对季羡林有提携、知遇之恩。

　　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十年，准备回国。欣闻陈寅恪其时正在英国治疗目疾，他马上给陈先生写信汇报自己十年来的学习研究情况。陈寅恪不很了解季羡林学业的详情，但一听季的指导老师竟是自己的同学，"同祖同宗"，岂不知情？陈寅恪即复长函鼓励一番，并云拟将来推荐他去北大任教。是年秋，季羡林带上用德文写就的论文，遵陈寅恪之嘱，先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旋赴北平叩见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季羡林到北大后，受到优厚的礼遇。陈寅恪不久也由英国回到清华。有一段时日，季羡林常登门拜访、讨教，还不忘带上先生喜欢喝的北平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制的栅栏葡萄酒，与陈先生的弟子周一良等在藤影荷声中聆听先生的教诲，谈学论道。

　　这期间，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探讨"浮屠"与"佛"的出现谁先谁后的问题，他用自己精通吐火罗文的优势，解决了胡适、陈垣都感到困惑的难题。季羡林把文章读给陈寅恪听，陈大力赞赏，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该刊是当时国内最具权威的学术刊物，能在该刊发文章，便"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果然，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就声名鹊起，连季本人也感到"受宠若惊"。显然，在季羡林的学术道路上，陈寅恪襄助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全国解放前夕，经济完全崩溃，物价疯涨。教授教授，越叫(教)越瘦(授)。天寒地冻，陈寅恪穷得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季羡林悄悄将此事告知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胡适素以爱才惜将名世，马上决定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元给陈寅恪。傲骨凌霜的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燃煤(眉)之急，遂决定以自己心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此事。季羡林坐着胡适的小汽车，到清华园陈宅拖回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西文珍版书。陈寅恪只收了2000美元，其实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的市价就远过于此。陈寅恪对金钱的态度令季羡林感佩。季羡林晚年在北大和清华同时设立奖学金，对故乡的教育事业悉心捐助。更为可贵的是在2001年7月6日正式把毕生的所有收藏及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他成了真正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季羡林这种对名利的淡泊，又令人想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

　　陈寅恪

　　陈寅恪毕生研究历史，研究政治的成败与兴衰。各派学人对历史都有自己的独见。陈寅恪虽然是史学界的权威，但他尊重他人，从不以威压人和贬低他人(对一明史专家属例外)。尤其是对晚辈学人，他常会加以勉励。"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话的学者"，陈寅恪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贬损的话，这充分显示出了一种大度和宽容。"英灵已作蓬莱客，德范犹熏门墙人。"陈寅恪的为人、学德脉传给了季羡林，以季羡林今日在学界的地位，他的不端架子、对人仁蔼可亲，足以明证他师承了"教授的教授"的真传。

　　季羡林晚年仍不时拜读陈寅恪的诗文，他总觉得自己"还未能登他的堂奥"。

　　1995年，陈寅恪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25年后，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做了长篇发言，阐述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不过，令季羡林始终感到困惑的是，陈寅恪当初为什么不把他介绍到清华，将他揽到自己的门下，却将他推荐到了北大？

　　二、"毕竟一书生" --与胡适

　　如果说陈寅恪当年写八行书向北大推荐季羡林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1891～1962)便是善纳千里马的老板。季羡林自然不能忘怀，晚年专写两篇文章回忆胡适，"报知遇之恩于万一"。

　　季羡林到北大后，瞬间(十天)即由副教授擢升为正教授，并兼东语系系主任。尽管与胡适的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仍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作为系主任，他要经常向校长请示工作，此外他们还同是北大教授会成员，同是文研所的导师，同是北京图书馆的评议员。胡适那时在编一学术副刊，季羡林又是撰稿人。因此，季羡林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他们共事三年，令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的为人特别亲切和蔼。不论是对教授、职员、学生，还是工友，都是笑容满面，谁在他面前都有如沐春风之感。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季羡林也成了"泰斗"、"大师"级人物，虽不苟言笑，但待人和蔼可亲，却不乏先师之遗风。

　　胡　适

　　从季羡林到北大后所受的礼遇，即可见胡适对他的信任和厚爱。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到北大当访问教授，随来的还有一批留学生。接待、照管印度老、少学者的任务，胡适全权委托给了季羡林。师觉月第一次讲演时，胡适还亲自出席致词欢迎。

　　在学术上，胡适与季羡林亦有交往。季羡林自云，解放前三年，他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其一是《浮屠与佛》，此文是读《胡适论学近著》 而受的启发。探索汉译"浮屠"与"佛"谁先谁后的问题，皆因当时胡适与陈援庵(陈垣)各持一端，争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季羡林据他对吐火罗文的研究，解决了这一难题。这篇文章让胡适对这位年轻教授刮目相看。另一篇《列子与佛典》定稿后，季羡林即呈胡适审正。胡适挑灯夜读，立即复信，予以肯定："《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寥寥八个字给季羡林莫大的鼓舞。胡适离开大陆后，对季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注的。1999年季羡林赴台访问，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研究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听罢，百感交集。

　　季羡林眼中的胡适，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不赞成共产主义，也反对三民主义，他崇尚的是美国的民主。胡适一辈子没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但反对国民党的文章他倒写过。季羡林认为胡适"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季羡林用耳闻目睹的两件小事来说明自己的判断。

　　一是解放前夕，北平学生运动频繁，"反饥饿，反迫害"，"沈崇事件"等，都是由中共地下党发动和指挥的。路人皆知，胡适焉能不知？但每当北平的国民党宪兵或警察逮捕爱国学生时，胡适总是亲自出马，奔走于大小衙门，逼迫国民党当局释放学生；还曾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国民党要人写信，要求放人。二是某次他到校长室与胡适谈事，见一个人进来对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对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在座的人听了，都有兴趣。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他并没有以大骂共产党来表示对国民党的忠诚。

　　"胡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季羡林如是说。胡适一方面研究学术，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服。"一生在矛盾中度过。季羡林觉得这个"过河卒子"本质上是一介书生，"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个书呆子"。一次他们俩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胡适匆匆赶到，声明他要提早退席去赶开另一个重要会议。与会者发言跑题，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胡适浑身是劲，滔滔不绝发表己见，一直到散会都没退席，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另一点让季羡林感戴的是，胡适爱才，求贤若渴，当年出逃台湾前，他从南京要了一架专机，点名要接几位老朋友。他在南京机场恭候，机舱门一开，只一两位，他当时大哭一场。胡适毕生奖掖后进，是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人物。

　　1985年左右，季羡林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觉得有失公允，毅然写了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发表，季羡林仍坚持发了。在文章中他又说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

　　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拜谒胡适的陵墓，献了鲜花，行三叩大礼。照旧理，他应将自己新出齐的"文集"在胡适墓前焚烧，算是向他汇报毕生的科研成果。"我此时虽思维混乱，神志还是清楚的，我没有那样做。"回来后他写了一篇长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中特别愧疚地写到十多年前写的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连"先生"两个字都没有勇气加上。

　　上世纪90年代，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2000万字的《胡适全集》，请季羡林当主编，请他"俯允"。季羡林说"我只能'仰'允"。他写了篇17000字的总序，副题是"还胡适本来面目"，"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继而抱病为《学林往事》写了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觉得《胡适全集》前序的副题写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文主要写他对胡适的认识，以"毕竟一书生"冠之。他以为这样较为妥帖。

　　三、"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 --与汤用彤

　　如果说陈寅恪为季羡林的未来设计了蓝图，而胡适批准了这一计划的话，那么汤用彤(字锡予，1893～1964)应该算作是得力的助其实施者之一。

　　汤用彤，著名的佛学大师，他的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集义理、考据、辞章于一体，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季羡林说他是以"小丘仰望泰岳"之情来崇敬汤先生的。

　　汤用彤时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季羡林拜谒时，汤先生穿的是灰布长衫，圆口布鞋，没有半点"洋气"，"望之似老农老圃"。虽"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季羡林到北大报到的第一天晚上，汤用彤就把他请到自己家中，设家宴为其接风。

　　汤用彤

　　本来，季羡林负笈德国十年，回国只想"抢一只饭碗"而已，没想到一下子迈入了北大这座"龙门"，被聘为副教授。福也双至，更令季羡林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十天后，汤先生告诉他，他已被聘为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这令三十出头，尚藉藉无名的季羡林既感且愧。他心里明白，这是机遇，而很大程度上这一机遇来源于汤用彤先生的垂青与提携。北大早就想设东方语言文学系，有季羡林的到来，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一研究，加之陈寅恪从侧一推促，东方语言文学系成立了，季羡林当上了系主任。这自然与他那几篇蜚声德国学坛的论文有关系。但季羡林知道，更多的是因为，他后面站着的汤用彤先生是一言九鼎的人物--那时北大精兵简政，校长仅胡适一人，没有副校长。胡适又常常不在校。学校下设文、理、法、农、工和医六个学院。院长"各自为政"，权极一方。文学院的聘人、升职诸问题，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季羡林副教授任期之短，在北大确实前无古人，后也尚未见"来者"。季羡林至今仍引以为幸，并不时以此激励自己。

　　在实际工作中，汤用彤对季羡林也很关照。汤先生亲自出面，在学校图书馆为东语系要了间教授研究室，把教学、科研所需用的图书提到研究室，还为季羡林配备了一位研究生助手……季羡林每有新作，总向汤用彤请教，汤先生的只言片语季羡林都一一记下。那时"我之所以能写出几篇颇有点新鲜见解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出于锡予先生之赐。"

　　季羡林常为自己没能成为汤先生的授业弟子而遗憾。"往者已矣，来者可追。"适1947年汤用彤开"魏晋玄学"课，季羡林征得汤先生同意后，做了先生的私淑弟子，听了整整一年的课，"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诚的学生之一"。一年内没有缺席一堂课。认真做笔记，巨细不遗。那厚厚的一册笔记，一直保存至今。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汤先生的文章中，对自己的"官"运亨通、"名利双收"，以及"一级教授"、"学部委员"的头衔，他都惦记着："背后有一个人在，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锡予先生。""我不敢谬托自己是锡予先生的知己，我只能说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

　　四、"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 --与胡乔木

　　1949年春夏之交，季羡林忽然收到一通发自中南海的信。信首写道："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季羡林怎能忘却胡乔木。当年在清华，季羡林读外语系，胡乔木读历史系。胡乔木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为唤起民众，胡乔木在清华办起了一所工友子弟夜校，邀季羡林给孩子们上课，季羡林义不容辞。某日夜间，胡乔木坐在季羡林的床头，劝他参加革命活动。季羡林虽然痛恨国民党，但他怕担风险。尽管胡乔木苦口婆心，季羡林仍未敢应承。那时晨起，季羡林发现盥洗间脸盆里放着手抄、油印的革命传单，大家心照不宣，谁也没有向学校当局报告。大约一两年后，为避遭国民党的迫害，胡乔木离开了清华……

　　往事萦绕心怀。眼前胡乔木的来信不全是为叙旧，他是就有关大学院系调整问题征求老同学意见的。胡乔木说国家目前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言的人才，想把南京的东方语专及中央大学的边政系等合并到北京大学。季羡林自然高兴。此举使北京大学东语系顿时兵强马壮起来。

　　建国后的日子，胡乔木始终没有忘记老同学季羡林，常到季的寓所走访、晤叙。1951年，政府派出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胡乔木首先想到了季羡林，弥补了研究印度文化的季羡林一直无缘访问印度的遗憾。

　　胡乔木的官越做越大，但对老同学季羡林的友情却有增无减。"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奇怪的是季羡林一次也没有回访过。即令如此，胡乔木有了好的新大米、大螃蟹之类，都不忘记给季羡林捎一点，共同分享。平素最讲礼仪的季羡林，却"来而不往"，"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他不喜攀"高枝"。

　　胡乔木

　　最令季羡林不能忘怀的是1986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的活动，有一点'不稳'"。胡乔木不安，通过季羡林的儿子表示想找老同学聊聊，了解一下北大的真实情况。胡乔木如到北大，多有不便，遂用车子把季羡林请到了中南海他的寓所。一见面，两人促膝而坐，胡乔木便声明："今天我们是老校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 热语暖肺。季羡林也毫不隐讳，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般和盘托出。季羡林一人独讲，胡乔木则静静地听。季羡林要说的题旨很简单："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和教育……"胡乔木听完后微微点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说是要把我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中午，胡乔木还设家宴招待了季羡林。饭菜平常，与山珍海味不沾边儿。"乔木应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儿，也就一清二楚了。"

　　某年，胡乔木约季羡林到敦煌去参观，季羡林婉谢了。他倒不是不乐意与老朋友做伴，只是他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便油然感到厌恶、腻味。

　　步入耄耋之年后，胡乔木的怀旧情绪日甚，屡对季羡林发出"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的感慨。一次，胡乔木到北大参加一个展览会。会后他让季羡林陪同他到燕南园去看望了老同学林庚，后又想去看吴组缃，结果那天吴不在家，胡乔木只得怏怏而回。

　　胡乔木最后一次走访季羡林，是由夫人谷羽陪同的。在季羡林那"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再次并肩晤叙。季羡林感谢胡乔木送他签名本的诗文集。胡乔木赞扬季羡林的学术成就时，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令季羡林"顿时感到觳觫不安"，忙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又多呀"。闻听此言，胡乔木没说什么，"只是微微叹了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一码事儿。'"

　　1991年，季羡林惊悉胡乔木患了不治之症，再也坐不住了，"我真想破例，主动到他家去看望他。"但胡乔木不让。次年八九月间，住在医院中的胡乔木捎信给季羡林，希望他去看他。季羡林来到医院，见胡乔木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他见季羡林来了，显得有点激动，抓住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松开。那时刻胡乔木神态安详，神志清明，不知怎的想起季羡林发在《人物》杂志上的《留德十年》，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季羡林马上说等书出版后一定送给他。但季羡林也明白，那只能是一句美丽而"空洞的谎言。"

　　这次见面是他们的永诀。

　　《留德十年》出版后，季羡林想起宿诺，本想到胡乔木坟前焚祭一册。可胡乔木没有墓茔，他的骨灰撒入了大地。

　　据笔者所知，胡乔木曾襄助过季羡林，帮他完成了一件善举--季羡林一生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也不愿求人。但他也食人间烟火，他太热爱故乡了。因为故乡山东临清一座面临倒塌的古塔需立即修复，1991年他破例给胡乔木写信求助。最后国家文物局拨款40万元，临清古塔得以修复。

　　胡乔木逝世后，季羡林撰《怀念乔木》一文，追述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文章平淡从容，但温馨感人。季羡林说，他们相处六十年。在他生前，他刻意回避，在他去后，却不胜怀念。"回味六十年的交往过程，顿生知己之感"。对于大陆和香港一些人士封胡乔木为"左王"，季羡林坦然地说："我总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五、"真挚的友谊，是永存的" --与吴作人

　　季羡林的怀人文字所写的，多系学界师友。吴作人(1908～1997)只能算是他文学艺术界的大同行，季羡林专写一篇《寿作人》可视为例外。更为例外的是，一生不喜欢拜访人的季羡林连老同学胡乔木家都不想去，却专程去探视了病中的吴作人。

　　季羡林和吴作人相识于1947年左右，那时北大还在沙滩。为筹办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画展，季羡林向徐悲鸿借他的名作泰翁的画像。画展筹备期间，季羡林又请徐悲鸿、廖静文夫妇和吴作人来作指导。此前季羡林早闻吴作人的画名，却不识其人。这次相见，吴作人在待人接物中表现出的热情、诚挚和纯朴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解放之初，季羡林忽然对藏画发生了兴趣。虽说刚入收藏之道，但他的品位极高--齐白石以下的作品一概不收。他想收白石老人的画作，油然想到了吴作人，因为找他可免遭赝品的烦恼和不快。吴作人问他，画作上有受赠者的名字要不要，季羡林说他不在乎，吴作人就一次为他张罗了四五幅白石老人的画作，其价总共不过三十元。季羡林的收藏兴趣由此被激发了起来。

　　1951年，季羡林和吴作人共同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印度和缅甸。从出访前在故宫筹办出国图片展览到访事结束，前后八九个月，两人几乎天天在一起，"我们参观的任务不重，悠闲自在，遗世而独立，颇多聊天的机会。我和作人常常坐对橘园，信口闲聊，上天下地，海阔天空，没有主题，而兴趣盎然。"友谊自然也与日俱增。

　　吴作人与妻子萧淑芳

　　回国以后，他们各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着，见面的机会很少。大概到上世纪80年代，季羡林和吴作人同时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五年任内，每两个月可见一次面，但再也没有当年出访时那种"晤对闲聊"了。其间，吴作人曾偕夫人萧淑芳到季府拜访，并以画册相赠。而季羡林清楚自己"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乐意拜访人。"他至少在六七篇回忆师友的文章中提及这个缺点，"我由此而对我一些最尊的师友抱憾者屡屡矣"。

　　季羡林终于弥补了他不拜访人的抱憾。据萧淑芳女士亲口告诉笔者，1992年夏，季羡林在《光明日报》发表《寿作人》后不久，便亲自到西郊华侨公寓看望了病重的吴作人。

　　因为此事多少与笔者有点关系，故简述如下。

　　1992年，因为要出版一本文化名人画册，笔者与友人一行应约先到季羡林家，后到吴作人家分别为他们拍照。当时吴作人先生已中风，病情较重。萧淑芳先生说，吴对以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对目下的事过目皆忘。为吴作人拍完照后，照例请他在册页上签名以便制版。我们把签名册送到他手上，一页页翻给他看，请他照此签署。当他见到季羡林签的那页时，样子十分激动，用手指着季羡林的签字，双唇发抖，眼睛里含着泪花，非要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季羡林的名字旁边。萧淑芳怕吴作人不慎，弄损了季羡林的签字不好制版，要求他签在另一面上，吴作人十分不情愿地签了。尽管萧淑芳在一旁不断提醒，"写你自己的名字！"吴作人还是写不出。最后只画出一堆线条，但谁都可以十分清楚地辨出那是季羡林的"林"字。萧淑芳无奈，取出一纸吴作人状态好时写在便条上的签字交给我们。看到这动人的一幕，我忍不住给季羡林写信，将所见到的这一切告诉了他。季羡林接信后，次日便写了《寿作人》一文，发在《光明日报》上。他在文中说："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我在他心中竟然还能有这样的地位，""往事如云如烟，人生如光如电。但真挚的友谊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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