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面对面》：苦难与抗争(下)

　　《面对面》9月18日播出特别节目：苦难与抗争(下),以下为节目内容。

　　导视：

　　面对曾经的战争

　　远东国际法庭，侵华战争的主犯能否得到应有的审判？

　　抚顺战犯管理所，理智与情感让他们如何面对阶下之囚？

　　面对认识历史的态度

　　抗战博物馆里，战争遗物对后人召示着怎样的警醒？

　　日本法庭上，艰难的诉讼何时才能等来公正的判决？

　　因国仇家恨改变的人生，因尊严正义进行的抗争

　　《面对面》抗战特别节目——苦难与抗争(下)

　　[字幕：1931年9月18日]

　　1931年9月18日，随着柳条湖南满铁路的一声爆炸，日本关东军借机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爆发。

　　从这一个夜晚开始，日本的侵华战争全面启动。在随后的14年中，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跟随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发生了改变，甚至在将来更长的时间里，这场战争带给人们的影响还将继续———

　　[片名：苦难与抗争(下)]

　　正文：

　　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进入第14个年头，侵略者的末日也终于来到。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即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发布命令立刻逮捕了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

　　1945年12月，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11个战胜国共同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将对战争罪犯开始审判。

　　中国方面由梅汝璈出任法官，由向哲浚、倪征燠带领检察官工作小组参与诉讼。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国际审判。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上海青年高文彬，成为工作小组的翻译和检察官秘书，亲身经历了这场历史性的审判。

　　1946年9月16日，远东国际法庭经过充分的调查取证，开始审理对原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指控，他因参与策划、制造“九·一八事变”，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

　　高：土肥在日本军界里面，职位并不高，但是他在明的、暗的各种手段非常老辣，因为他懂中国好几个地方的方言，同时对中国的社会军法体系非常清楚。

　　记者：指控土肥原贤二的主要罪行是什么？

　　高：他在东三省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内蒙古独立”、华北自制政府这些一连串事件，企图通过控制傀儡政权，分割中国。

　　高：这个人是老奸巨滑的，他不辩护，他晓得他在中国做的错事情太多了，犯罪的勾当干了太多了，但是他一出来为自己辩护，中国的记者就对他狂轰乱炸，可能好多问题他都躲不了，他干脆就不动，自己不来辩护，叫证人来，自己躲在后面，我不出庭，中国人一句话叫做“死猪不怕开水烫”。

　　记者：他不辩护不死路一条吗？

　　高：不辩护不一定死路一条，你不辩护，你没有证据至他于死敌，他就逃掉了。

　　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显得十分紧张，他找来老部下爱泽成为自己辩护，企图证明自己在中国东北除了搜集新闻情报外并无其他秘密活动。

　　但是中国检察官倪征燠拿出《奉天特务机关报》等物证，证明土肥原在1935年曾想组织“华北五省自治”事件，爱泽成哑口无言。

　　中国认定的另一名重要战犯就是曾任关东军参谋的板垣征四郎。1931年，板垣征四郎参与实施了“九·一八”事变，此后他又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而在法庭上，他却否认检察官的全部指控，扬言要和中国检察官大战三百回合。

　　高：他有证人帮他作证的时候，说板垣当陆军大臣的时候，他主张中国的战争应该尽快停止，不要再打，说明他不希望在中国的战争再蔓延下去，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记者：是什么样呢？

　　高：有一个文件就指出，板垣担任日军大臣的时候，非但没有禁止日本军队的残暴杀人的行为，而且还发布命令，回国的日本士兵，不准对任何人谈论他们在中国的所作的一切。

　　记者：为什么？

　　高：这个就是说明他知道这些部队在中国做了多少坏事，但是为了不让国内人们知道，就是下命令，部队回国不准讲这些事情，这个证据也是非常有效。这是一件致命伤的证件，我们认为这两个证据对这两个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这个是在日军的秘密档案里面找到这个文件。

　　倪征燠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

　　东京审判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弄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1946年9月，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战犯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为他开脱，试图证明被告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好人”。

　　记者：他对他的指控他怎么回应？

　　高：他提出个理由，他说我当时攻南京的时候他在离开南京几百里路外面的苏州医院里面养病，我们提出来苏州养病你没有阻挡你的部下进攻南京，你怎么能说你跟南京大屠杀没关系？你人是在苏州，但是你照样指挥部队，你的手下在猛攻南京，你怎么说你攻南京跟你没事呢？

　　记者：南京大屠杀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实审判起来是不是特别容易呢？

　　高：那不像跟土肥打那样困难，这里面证据比较明显，这里面既有外国难民出入的传教士作证，也有美国传教士在美国国内写证明，也有中国当时死里逃生的两三个中国人到国际法庭作证，另还有大量的当地的日本兵的罪行的证据都搜集了不少。

　　更为难得的是，法庭得到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者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基。这段105分钟的历史胶片记录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令世界震惊。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作证文件，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电报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或者那个日本兵，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审理，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认定，东条英机是战争主谋之一。同时法庭判决：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被处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

　　但是，在这次审判中，日军731部队使用化学、细菌武器的问题没有涉及，给受害国人民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片花——

　　国际法庭上的审判，战犯管理所里的较量

　　不能忘却的战争遗物，必须坚持的历史诉讼

　　因国仇家恨改变的人生，因尊严正义进行的抗争

　　《面对面》抗战特别节目——苦难与抗争(下)

　　这里是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原址，在1950年到1964年期间，侵华战争中的日本战犯982人，伪满洲国战犯71人就曾经在这里关押过。中国政府在这里对战犯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地改造。

　　赵毓英是当时战犯管理所的护士长，主要负责日本战犯的医疗保健工作。

　　主持人：您的第一印象呢？看到这些战犯的时候。

　　赵毓英：怎么说呢，非常记恨又觉得兴奋，怎么说呢，残害我们无辜老百姓不就是这些个人嘛，过去压迫我们中国人，今天成为我们的阶下囚了。

　　主持人：他们的表现呢？

　　赵毓英：他们当时吧，有些将官，高级军官，他们还挺着架子，他们不是天皇教育出来的嘛，挺胸腆肚的，还得假装嘛，像那么回事啊，实质是不然的，他们是很紧张的、很慌张的。

　　主持人：你怎么知道啊？

　　赵毓英：那也看出来，那他也是，也是发呆了，紧张，有的时候眼睛总是偷偷地注意我们工作人员的表情，老想从窗户那个缝偷偷往外张望，老想探听我们这些情况。

　　在这982名日本战犯中，有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有731细菌部队的支队长，还有到处制造无人区的侵华日军师团长。如何对待这些曾经的刽子手，管理人员面对着理智与情感的煎熬。

　　赵毓英：心情就特别不安心。

　　赵毓英：你比如说有一个叫王兴的看守，他家八口人，七口被日本人杀了，他逃出来了，在他大爷的抚养下参军了，以后呢他参军啊，杀敌啊，报国啊，最后分配到这儿，听说为看管这个战犯，一直心里心情就不行，当时就是就要求调出，这样领导要做工作吧，所以最后无条件服从，最后回宿舍蒙头大哭一场。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改造这些战犯，管理所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格外的照顾。

　　主持人：什么标准呢？

　　赵毓英：咱们这么说吧，普遍的主食来说都是细粮，都是细粮，大米、白面，那么菜蔬来说就是鱼啊、肉了、蛋了，另外，当时还指示我们要尊重他民族习惯，日本民族习惯什么呢？比方说到年底了吧，他更喜欢打糕啊、紫菜饭卷啦，又吃日本酱汤啊。

　　主持人：那跟当时外面相比呢，跟东北的老百姓相比呢，他们的生活水准呢。

　　赵毓英：很好，不能比，别说跟老百姓，我们不还都算干部嘛，我们吃的，就拿我们医务人员来说，我记得，当时我们有夜班饭，夜班饭吃他们日本小兵的三等伙食，吃点儿面条，给看守员他们听到了，那还嫉妒坏了呢，吃不上，所以我们那觉得还挺幸运的呢。

　　主持人：那这个吃跟思想改造关系就那么密切，有用吗？

　　赵毓英：在这个改造人这方面，我说最伟大的一点就在这儿，是，那为什么那个东京大审判，审判那些二战罪犯，为什么到死了，判绞刑了，他也不承认呢，他们不也不承认嘛，人就是这样的，他已经认识到了，那么我们这么样地尊重他们，拿他当人待，对比这良心上，良知，人的良知有干啥，他必须说(出罪行来)。

　　1956年6月至7月，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将校级军官以及担任过伪满政府高级职务的战犯进行了公开审讯。

　　赵毓英作为医护人员也在现场参加了审讯，亲眼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

　　赵毓英：所以他们在我们宣读他们的罪行当中，不但认罪，痛哭流涕，而且要给予，甚至要求给予，认为自己死有余辜，甚至要求给予死刑，而且跪下了，向人民谢罪，有的甚至就向听众这方面谢罪，跪下了。

　　主持人：那您作为一个参与改造他们的工作人员，您怎么看待这个审判的结果？

　　赵毓英：我们真正把这种罪大恶极的犯人改造过来了，各个认罪伏法，所以这一点上来说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片花——

　　国际法庭上的审判，战犯管理所里的较量

　　不能忘却的战争遗物，必须坚持的历史诉讼

　　因国仇家恨改变的人生，因尊严正义进行的抗争

　　《面对面》抗战特别节目——苦难与抗争(下)

　　这里是今天的腾冲。60多年前，中国军民在这里用9000多条鲜活的生命赢得了“滇西反攻战”的彻底胜利。当战争的痕迹从这片土地上渐渐消失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以不同的形式保存着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忆。

　　腾冲县和顺镇的张孝仲老人，珍藏着93张黑白照片，它们完整地记录了“焦土抗战”的历史全过程。

　　[一组照片，腾冲战役内容。]

　　记者：怎么会有这些照片呢？关于这场战争的照片。

　　张：中国军队的一个战地记者，也是一个军人。他有意识地拍了一整筒胶卷，从头到尾。

　　记者：战地记者照的照片怎么会到你家来呢？

　　张：他在城上没有地方冲洗，城上是一片焦土。我们家在和顺的小街上，实际是一个中药铺，但是也兼照相。这筒胶卷冲洗出来以后，全部是抗战的内容，他(我父亲)相当感动了，相当惊奇了

　　[一组照片：]

　　腾冲战役已经结束六十年了，张孝仲一家也将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保存了60年，并在这几年向媒体无偿公开。

　　记者：你们当时收集这些照片准备做什么用呢？

　　张：这个属于历史文物，当时我父亲有这种远见。

　　记者：60年了，这个照片怎么保存下来了？

　　张：它的历史价值很高，保存到文革已经是几十年的时间了，我们一旦毁掉，我们不是这种人。

　　记者：您现在怎么来评价这一批资料的价值？

　　张：这些资料的价值，我认为已经广泛公布出来，广大群众都知道了，就达到我的心愿了，我也没有什么所求了。

　　除了张孝仲珍藏的历史照片，在腾冲滇缅抗战博物馆里，5000余件馆藏都是来自段生馗个人的收藏。

　　记者：怎么开始，为什么想到收藏这一块的文物？

　　段：所有这些藏品代表这些故事，代表这些历史，通过我们的展示，通过我们的讲解，我想观者都听得懂，都读得懂，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人都应该理解。所以日本的学者攻击我，说段先生你在做一种仇视教育，虽然他得很委婉，我觉得你说的可能对了一半，我这个民族就是由于没有仇恨导致了我们没有警醒，我们没有警醒我们没有努力的奋斗。

　　博物馆采访：

　　段：最为惨绝人寰应该说一下这个。七年前，我到20多公里的地方白家河收到了，我查了史料，白家河那个村活煮了12个村民。

　　记者：刚才看到的几个汽油桶。 段：是在1944年的6月8号，腾冲驻扎的148联队被远征军击溃以后就往城里面撤，撤到白家河一个村子里面，因为是战败了，战败的鬼子最残忍了，又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游击队打死了五个鬼子，然后有12个村民在山里面劳动不知道村里面发生的这些事，回到家里就已经是黄昏，鬼子马上看到这12个人，就拿这12个人报复。 记者：他们并不是武装人员。 段：老百姓，种田种地的老百姓，是我们本地的老百姓。鬼子就把这12个村民，把他们的衣服全部扒光，架起12个汽油桶，把手、脚捆住，扔进汽油桶里面，然后再用石板盖住，用冷水在外面慢慢地煮，老百姓听到惨绝人寰的叫声，无法形容。直到第二天太阳出了，大概就是我们这个的地方的8、9点钟，太阳出来鬼子撤了，村民从山里面回来，根本认不出谁是谁，认不出来，看到12只汽油桶，上面漂着头发、骷髅、煮熟的大肌，然后把这个桶流出来是白花花腥臭的，老百姓是深恶痛绝，把它深埋，最后剩下两只。 记者：为什么留下这两只？ 段：村民说，12只油桶要剩下两只，这是当时村长说的，我们这个民族灾难太深，我们要教育后代，把这两只油桶留下吧，留下了这两只油桶。留下在村子里面，我研究我知道，去了很多次，这两只桶应该转让给我，它应该去它要去的地方。当时村民说，这是我们整个村的历史，(不肯卖)。最后过了几年以后，村子里面要引自来水，用的3000多元钱，找到我，我们不能埋怨你，我们村现在碰到一个困难，需要三千多元钱，架个自来水，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我们知道，就把这两样东西赠送给你，你好好保存。拿这样东西的时候，必须是晚上。 记者：为什么？ 段：这个可能就是他们的冤魂，大家都不忍心看，也不忍心摸，第二个不能弄出声响。这是桶里面的冤魂，有冤魂啊。我带去了三个帮手，我们遵照村长的要求，黄昏的时候，开着车到那里去，轻轻地从那里面抬到车子上面，没有弄响任何一个声音，除了汽车的马达声音。我想至今由于我们的虔诚，我至今也没有惊动屈死在桶里面的冤魂。 记者：你为什么一定要收这几个桶呢？

　　段：我觉得这个历史留住了，这个罪证留住了，这个铁证还在。 记者：从知道到最后收到花了多长时间？ 段：三年。

　　记者：几十年这个汽油桶是怎么保存呢？ 段：腾冲这个地方，与一个家族都有一个宗祠，是用于供奉祖宗的，是公房，就是大家的房，就放在那个楼房的楼上，从来没有人碰它，就是奉着这个历史，就是冤魂在诉说着什么。 记者：你相信有冤魂？ 段：不能用冤魂这个话来说，它有历史，就有这些悲惨的遭遇，这些悲惨的遭遇组合起来，我觉得屈死的每一个人都是冤魂。

　　记者：你收藏到底是为什么？

　　段：我做了一个警报，警醒任何一个国民，我觉得我们处在和平时代下，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我觉得我们有的人一天就是图享受，甚至做了一些对国家和民族非常危害的事，这不应该，我觉得那些人应该来我的馆里看一看，读一读历史。

　　记者：可能有人会说，段先生，60年过去了，仇恨应该要化解。

　　段：对，仇恨应该化解，但是记忆永远地必须保存下去，记忆一定要留住。

　　片花——

　　国际法庭上的审判，战犯管理所里的较量

　　不能忘却的战争遗物，必须坚持的历史诉讼

　　因国仇家恨改变的人生，因尊严正义进行的抗争

　　《面对面》抗战特别节目——苦难与抗争(下)

　　1945年的东京审判，远东国际法庭没有对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违反国际法使用生物、化学武器进行追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日本政府也没有对中国受害者做出任何赔偿和道歉。但是在民间，为这一段历史寻求公正结果的诉讼却从没有停止。

　　1997年8月11日，作为108 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代表，王选第一次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王志：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第一次出庭时侯的情景？

　　王选：我第一次开庭的时候，三个法官。我发言的时候因为我声泪俱下，我那个时候，眼泪掉得我看那个纸都看不清楚了。但是我在开庭以前，律师就跟我说，王选你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两只眼睛盯着法官看，而且要看她的眼睛。

　　王志：为什么？

　　王选：要感动他，一定要让法官感动。

　　王志：结果呢？

　　王选：结果两个法官掉眼泪，那个女的就一直掉眼泪，眼泪就唰地往下流。因为她是女性，我就发现我在说话的时候，她特别吃惊，她非常吃惊，她们也许原来在生活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跟中国的差不多同年龄女性这样对话的机会。

　　王志：你觉得你用什么东西打动了她？

　　王选：我说有许多的受害者，还没有能够活到开庭这一天就去世了，所以我说这个诉讼也是对这些无数的受害者一个永久的纪念。最后我就讲，我们原告团的全体，为了能够永远纪念这些受害者，我们在这里表示要不懈努力到最后，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

　　但是在法庭上，日本政府仍然否认日军曾在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同时由于受政治影响，东京法院的案件进展非常缓慢，许多时候王选不得不作为唯一的中国原告代表，一次次面对漫长的法庭审理。

　　王志：一共出庭多少次？

　　王选：连判决的话是27次，参加开庭。

　　王志：有多少次是你一个人？

　　王选：27次里头我想将近一半的时间，或者一半稍微以上是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还有在旁听席上也没有中国人，

　　王志：你的感受呢？

　　王选：我就觉得好像是下地狱一样，整个日本人，所有在法庭上，除了我一个人都是日本人，他们知道整个日本民族所面临的一个命运。

　　王志：你发言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应？

　　王选：日本人真是很仔细地听着，那时候连针掉在地上都听见，法庭上很静的，每个人听得很仔细。他们确实是作为日本人在听，听我们中国人到底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

　　王志：但是你一个人出庭孤独吗？

　　王选：嗯，感到孤独，我觉得太冷清了。我当然希望中国人能够把这个法庭都坐满了，这些支持我们打官司的日本人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就不好意思说，因为他们觉得日本很对不起中国，他们不能说中国人什么了。这要中国人自己自觉了。留学生一个一个都挺忙的，然后个性很强。年轻人他们说，他不感兴趣，我真听他们说过，我很吃惊。反正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说反正就是不感兴趣。

　　王志：碰到这种事情你的感受呢？

　　王选：他们的选择是他们的事情，我也不去指责他们。

　　王志：那你为什么不放弃呢？

　　王选：我当然不能放弃了，正义能够放弃吗？正义是一旦你去做，你绝对不能背叛的。

　　就在王选为细菌战受害者争取公正判决结果的同时，另一位中国律师苏向祥也在为日本侵华战争中化学武器受害者，同日本政府进行着同样艰苦的诉讼。

　　苏：对受害人来说法律的帮助是必须的，尤其是他的悲惨的现状，是被日本政府遗留化学武器和炮弹造成的，我想日本政府是应当有责任的。

　　记者：你当时你觉得有这个实力去面对吗？

　　苏： 我们明确地告知他(受害人)，你们打这个官司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包括诉讼费都不用你们承担，当然律师费不用你们承担，调查取证的费不需要你们承担，你们配合我们调查取证所花的每一分钱都由我们承担。

　　记者：我很想知道这些年你到底付出了多少？

　　苏：将近有三十多万。

　　记者：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让你这么执着？

　　苏：受害人的一种期待的目光，

　　1996年年初，苏向祥得知一个由尾山宏等三百多名日本律师组成的志愿团体正在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时，就主动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合作开展调查和诉讼。日本律师向苏向祥提供一定的办案经费，苏向祥负责中国方面对化学武器受害者的调查走访和证据采集工作。

　　苏：我要负责所有的案件的事实部分，也就是调查取证过程。日方律师拿着我这个事实在日本法庭上进行辩论，那么我这块出问题了就是大问题，

　　记者：你怎么做的？

　　苏：受害人可以说没有任何以往打官司的念头，所以不保存任何证据，就是他们都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最后我们从别人那里听说这件事情可能在档案部门会有，档案部门说什么呢，可能当地的公安部门处理了，公安部门说是我们处理了，但是我们没有档案。所以找档案的计划就放弃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不对，这件事情公安部门可能把这个档案和政府部门的档案移交给档案管理局，我们到那儿试试，到那儿一看果然有。我们到那儿去，

　　记者：是因为这些证据很重要？

　　苏：很难取得，他们也知道在国内律师的调查取证是异常困难的。

　　记者：想到过放弃吗？

　　苏：想到过，尤其是调查取证，这其中的艰难，那种被人冷漠，被人拒绝，这种放弃的念头每年都有。

　　事实上，苏向祥从没有放弃过。在几年时间里，他走访调查了200多名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取得上千份的证据材料。1996年，首批13名中国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一年之后，第二批5名受害者也递交了诉状。

　　在和日本友好人士合作了两年之后，1998年，苏向祥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向日本律师提出，今后不再接受日本方面的资助，完全自费进行调查。

　　记者：你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日方的律师是什么反应？

　　苏：尾山宏律师非常吃惊，他说苏律师什么意思，是不是不想做这件事了？然后我给他发传真就说没有，我说不需要解释，这件事情不会耽误任何进程，我愿意这样做，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比以前做得更好。

　　记者：当时是什么情况下决定要改变这样的关系？

　　苏：如果我们拿到日本律师方面的钱，在做我们中国受害者的事件，这个感觉不好。另外，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而不是合作的关系，也不是复代理人的关系，就不能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关系。我如果做出放弃报销费用的决定之后，我会认为我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会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考虑的。

　　记者：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面子吗？

　　苏：中国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办。

　　经过5年的等待，2002年 8月27日，王选第27次走上了日本法庭，在这一天，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官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索赔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法庭认定在第二次

　　王志：当时听到法官最后宣读判决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王选：我有某种程度的失望，但是我不愿意去指责法官个人，你要知道这个问题是整个日本社会的问题。现在等于说法官这个判决其实是一个矛盾的。既认定了战争的事实也认定了是一个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然后日本政府又有国家责任的，然后又不赔的，等于说把这个矛盾体放到了中国和日本之间。

　　在苏向祥和日本律师8年的努力下，2003年9月29号，东京地方法院对第一批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案做出一审判决。日本法官历史性地宣布支持中国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要求日本政府向13名受害者支付1.9亿日元赔偿金。

　　随后，日本政府正式对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苏向祥和其他律师正在为下一轮诉讼做准备。

　　王志：如果到三审的时候，也就是终审的时候，还没有按照您所希望的结果出现，您还有别的法律上的计划吗？

　　王选：日本法庭并不是唯一一条可以谋求正义的途径。

　　结尾：

　　[人物照片+音乐+字幕]

　　(请记住这些历史的瞬间，请记住正义与良知的最终胜利，请记住还在为谋求历史正义付诸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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