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阳
“应像引导企业家和高收入者参与光彩事业一样，组织富家子弟做义工”，在近日开幕的首届社区志愿服务高层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教授在发言中提出指出，社会上所谓大款、大官的子女误入歧途甚至犯罪的很多，娇生惯养、贪图享受、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是主要原因，而家长们很多不当的做法，会滋长孩子的攀比心理。(9月17日《新
京报》)
陆教授的相关建议，其实社会有识之士早已注意到了，它的设计初衷与此前对先富一族的慈善行为引导方式相仿。当然，鉴于“富二代”们尚处于心智成长期、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奠基期，在第三者看来，这一由社会宏观角度出发的践行理念似乎意义与影响更为深远。可是，这一带着某种社会平衡心理预期的行为设计，到底能达到怎样的效果呢？或者说，它是一针见血、行之有效的合理模式吗？答案显然不足以让人乐观。
不妨先从个体微观角度审视之。谁都知道，对孩子的价值观、人生观引导，是一门长期而细致的教育大课。它不仅体现在健全、健康、富有远见的主题设计上，客观地看，对它的决定性塑造力来自于日积月累的生活行为细节，用“细节决定成败”拟之并不为过。而在这个“细节”的问题上，发挥决定性影响力的首当其冲是家庭行为传统———一个富而奢华、挥金如土的财富拥有者，一个崇尚炫耀式消费的豪阔家族，它给“生而贵胄”的“富二代”们带来怎样的行为影响和心理暗示，不言自明。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华商的家庭育人方式，不仅在于其教育理念的清晰和远廓，更重要的是，他们明白无疑地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方式，创造了一个家庭样板———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家庭育才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指针和行为模板作用同等重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对“富二代”的健全成长格局有一个立体判断，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来自于校园内的常规教化，更有来自家庭的情感和道德传统教化。相对生活价值观而论，后者可能更显紧要。
当然，宏观地看，也就是从生存价值观角度看，单单期待较密闭的家庭内部教化模式仍是不够的。对“富二代”的精神和价值引导，实则是社会与财富权力的一个综合互动命题。在任何一个开放、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富裕阶层的生成与壮大都将是必然。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态现实表明，呼唤富裕阶层的爱心奉献与传承，仅是社会财富伦理格局的初始阶段———让富者、富二代们察“义”、知“义”、感“义”，以至于行“义”，多半仍属这一伦理格局的浅表。人们真正需要持久关注的是，如何将此“义“转化为彼善，转化为常规甚至是日常性的善意的道德同感，这才至为关键。显然，除了知义、行义的呼唤与体验，社会还需要某种同一的富者阶层意识；只有将个体性的“义”之趋导，建设为整体性、阶层性的慈善价值信条链、行动链，富者的精神生活空间、物质前行方向才不至于迷失和散乱；而坐拥资源的“富二代”们，才可能在各种精神理念合力的循循善诱下，找到自己人生价值、生活体验的正确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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