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第二代的命途：革命时期的青春

　　革命时期的青春

　　2005年8月20日。

　　清晨4：50，王广芝的大儿子、王敏华一家3口起床了，煮了头天做好的饺子吃过，背上行李出了门。这一天是王敏华的儿子王慧宇上学的日子，舅舅开车送他们到贵阳乘火车。

88次，7：50开，武昌站下。

　　天还黑着，小雨，路灯昏黄。偶有晨练的人，顶着伞，顺着家属区到厂区惟一的道路跑过。车出厂区，母亲提醒儿子，“身份证、学生证、车票都带上了吗？别落下。”舅舅特意把车停稳，儿子顺从地翻开手提包，取出证件检查，确认无误，再小心地放回去。父亲一路都在叮咛，火车上要小心，别轻易上别人的当。

　　车上，母子俩谈论毕业找工作的事，询问记者广州本田、一汽大众和神龙富康的底细，打听北京、上海、广州的就业情况，比较三地的消费水准，咨询生活习俗，事无巨细。儿子在武汉理工大学念书，车辆工程专业。一线城市是他们的期望，不让儿子回贵州，则是一家人的底线。

　　3个小时后，恋恋不舍送走儿子。夫妻俩本计划逛逛商场，却没了心情，郁郁返厂。

　　王敏华长期患痛风，按他的说法，血液里含酸太多，来回上下在血管里串，天一凉，左右腿轮换着疼。他一瘸一拐给我斟茶，再一瘸一拐从房间取出一张《卫生报》，递给我，一版硕大的标题：痛风等于不死的癌症。空气顿时变得悲壮起来。

　　这是一个坚强的汉子，1969年随母亲来贵州时只有12岁，到贵州后，重读4年级。没想到重读这一年，竟错过了1972年的招工和技校招考，在他之前的同龄人，都进厂当了工人，王敏华1973年初中毕业，却赶上了“上山下乡”。

　　那时候，子弟们惟一的出路，就是进厂当工人。附近的县里虽然有高中，但没有人把孩子送去念书，当地人给这些来自东北的外乡人的感觉是“野蛮”、“埋汰”(东北话：脏)，而不愿融合，厂里自成系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幼儿园、商店、集市、学校、礼堂，甚至居委、法庭，绝大多数的人几十年与地方上没有丝毫往来。

　　王敏华1974年11月下乡，插队的地方是个农场，山包包上盖了几间房子，成立了一个知青队。他是抓生产的副队长，凡事都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王敏华说，“我是头，个个方面都得带头，那时的思想是，不能落后。”

　　1976年下半年，知青里传出风来，说马上要招工、考试了，很多人开始看书，宿舍里出现了初中课本，大家开始研讨习题。先前成绩不好的，四下里散播读书无用论。

　　1976年底，厂里有招工指标，因有名额限制，知青点上互相评比。1977年2月，王敏华因表现优秀，由知青点推荐，经群众评议，带队干部、厂里招工人员的分别考察筛选，与其他3名知青进厂做了徒工，引来无数人的羡慕。他的工作是仪表测试，测试、校验、维护飞机

　　在母亲高桂清眼里，她这个大儿子实在是敦厚老实，任劳任怨，“一心扑在工作上，完不成任务不回家”；生活却极尽简朴，别人开始穿的确凉衬衫时，他说有工作服就满足了，其实那时候他“特别羡慕穿军装的”。

　　王敏华说他那批知青进厂至今都是业务骨干，为什么？因为那时进厂很困难，所以备加珍惜这份工作。

　　青工岁月

　　在插队的农场，进厂几乎是所有知青最大的愿望。虽然当徒工时每月只有18块钱的工资，但是铁饭碗，“福利好，一生从此有了保障”。

　　除了工作，青年王敏华几乎没有其他爱好。别人开始恋爱，他的心思全部都在仪表里。加上性格内向，同女青年来往的机会并不多。后来陆续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交往了几回，不合，“所以算不算恋爱我不知道”。1982年别人介绍第三次时，成了，第二年便结了婚。父亲王广芝说他这儿子古板，不太想这方面的事情，心里只有工作，“他受我的影响大”。

　　那时的恋爱：去她家里坐一坐，或者上一趟省城，到贵阳的公园里玩。坐早班5点的火车，河滨公园兜一圈，照张相，吃顿饭，商店逛逛，坐晚班的火车回来。我家里人多，她常到我家来，吃吃饭，搭把手。

　　王敏华着实娶了个好媳妇，父母人前都夸，这媳妇跟女儿似的，贴心呐。结婚那年，厂里要送爱人王敏到北京培训，为了新婚丈夫，她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妻子王敏家姊妹4个，当时只有她有工作，3个弟弟皆待业，她还得照顾弟弟们。王敏性格好，从不和人吵架，与丈夫为数不多的几次呕气，也是为了孩子的教育。白开水一样的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过来了，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两口子有不同的看法，丈夫信奉棍棒底下出人才，妻子反对粗暴以对，重徇徇善诱。孩子的学习方法是王敏华这二十多年来除了工作以外最大的情趣，朋友们来家作客，话题也止于此。“我是不是很没生活乐趣？”王敏华问我。

　　因学历低而吃亏开始在生活中全面体现。尽管干活比别人都勤力，分房子、评职称、提干、调资，处处都落人后。1985年以后身边很多人脱产上了电大，车间却一直不放他。他是业务骨干，领导说脱产学习耽误工作，就是不签字。王敏华争取了几次，也吵了几次，一次回家竟哭了，还是走不成。“现在想来，真是耽误人。” 1989年王敏华憋着气上了业余电大，学机械加工，那时儿子刚5岁，身体不好，老是发烧感冒拉肚子，下了班接孩子，做饭，晚上上课，夜里12点才回。烟也是那时抽上的，为了解闷。

　　他现在的职务是，仪表室主任；技术职称，副主任工程师。中级职称也拖到2001年才评上，如果早一两年评上，他能分到两房一厅的房子。现在他们还住着一室一厅，儿子高三那年，夫妻俩睡了一年的

　　评职称时碰上了全国统一的外语考试，“之前都没这要求”。读电大英语是选修课，所以没学好，职称考试王敏华考的是日语，临时抱佛脚，考得不理想，获“省内合格”。黎阳厂属于国防工业，须得60分以上达到“国家合格”。第二年才勉强考过。长期从事军工产品的测试，磨炼了王敏华认真负责品格的同时，却也令他从此沉默寡言，以至于不善结交，不好吃喝，朋友自然不多。

　　1979年，三中全会开过，三线企业纷纷在深圳、珠海设置窗口。父亲王广芝领着3个人去了珠海，任分公司经理(正科级)，“那时珠海不及黎阳厂一半大”。厂房建了起来，开始生产，王广芝却回来了，“儿子有残疾，父亲‘文革’中留下了精神后遗症”，王广芝丢不下贵州山里的一家子。

　　“那时借着父亲的势头出去的话，很容易，但我没想过。”王敏华说，我是长子，奶奶身体不好，弟弟有问题，万一有什么事，身边没人怎么办？

　　总算有一家搞计算测控的公司看上他，却已是20年后的2000年了。这家成都公司的老总把他叫到平坝县城的宾馆，让他考虑考虑。王回绝了，这时的顾虑却是，爷爷老了，母亲身体不好，一大家子人，离不开我。其实私下里还有原因：“商业公司，用我一时，不能照顾我一世。我学历不高，他看中我无非是我的经验——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两年时间我带出一支队伍，我的用处也就完了。”

　　深圳珠海从前的知青、同事多次邀约，“出来看看”，一一谢绝。“我这个年纪，不是创业的年龄了。厂里如果觉得我还有用，就干下去吧。”语含无比的沧桑。

　　儿子王慧宇对父亲的评价是，太保守。保守也有保守的追求，这个名牌院校大学生的父亲几乎年年拿先进，科协先进、双文明先进、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五一劳模，一大堆证书，摊了一床头。每月1300元的工资，属15岗(按工资比例划分为24岗)，和新来的大学生差不多。

　　值得这位48岁的父亲欣慰的还是儿子，儿子就像他的作品，多年雕琢总算成了器。“我们厂很多长期在外工作的父亲，孩子成绩都不太好。”妻子王敏附和。

　　如果人生可以多一次选择的话——最近他常常这样想——肯定要学习，要上大学。“自己做不到的，不能让儿子耽误了，所以一定要让他出去，别回来。”

　　幸福吗？先吃饭吧！王敏华招呼我吃饭，避开了这个问题。“家庭和睦，子女成长，还算吧。”妻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