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三线”第二代的命途

　　“三线”第二代的命途

　　-本刊记者 陈海 发自贵州

　　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做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的战略性部署。其重点步骤之一就是在中国广

大的西部和西南部偏僻山区建设工业基地，特别是军事工业基地。以期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能够保存工业的生产能力。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大批原来在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企业，向西部和西南部山区进行了搬迁。这种搬迁不仅仅是硬件设施，也包括这些企业的干部和工人。政府提出的口号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身献子孙”，要求这些背井离乡的员工扎根山区，一代一代地延续对国家的责任。

　　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长达16年、横贯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如果算上三线调整改造，则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国家在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巨资(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感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露宿风餐，肩挑背扛，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陲地区的社会进步。

　　由于历史的原因，“三线建设”曾经是个神秘的字眼，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公开见诸报端，如今也鲜为当代青年人所知。当年三线建设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十几年的三线建设是如何实施的？三线建设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存在怎样的失误？三线建设者的青春、命运和悲欢，有着怎样的传奇？

　　这些问题，多数年轻人都找不到答案，也不曾引起更多人、更大范围的关心。当然，部分疑问业已成为史家研究的课题。本刊记者近日前往“三线”，走进一个普通的三线家庭，试图通过我们的笔触，为读者勾勒“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三线第二代人的命途。

　　破旧的中巴车在贵黄公路(贵阳至黄果树风景区)上重重地喘着粗气。车厢内污浊不堪，车窗呼呼地灌进凉风，多少减轻了刺鼻的气息。察觉到我的埋怨，车上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中年妇女说，我们厂与十多年前辉煌的景象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候，都是云马大客，准点发车，非常舒适……

　　车到清镇，下高速，过平坝，沿途很多当地农民模样的人，上车，下车。在一条十来公里长凸凹不平的泥路上颠簸半小时，中巴车便嘎然停在大山深处的黎阳机械厂(代号460厂)。中年妇女这时说，现在都是个体营运，厂里的大巴早不开了；以前，都是凭厂牌上下车，地方上的人是不能乘坐的。

　　从她的不满里可以判断，黎阳人显然不复当年的优越感。

　　下雨如过冬，这是贵州民谚，盛夏的山里这时陡添几丝阴冷。这是一个三线老厂：雨中的黎阳厂是凄清的，人们的生活节奏出奇地慢，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慢条斯理。商店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样儿，封闭式销售，货柜陈旧，透着一股腐朽气息；需要什么商品须得唤服务员从架上取下，不同在于商品丰富了许多。厂里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一个还算标准的足球场，草皮尚好，平时却以“维护草皮”为由，不让进去活动；舞厅在职工俱乐部底层，周五至周日，开放3天——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黎阳公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罗娟说，这几年不太有人爱这玩意了。

　　多年没放电影了，空旷的礼堂最近在搞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硕大的横幅悬在舞台上方，周周正正。四周的饭馆门可罗雀，了无生趣。

　　好人好马上三线

　　回到40年前。1969年的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将中国推向紧张的战备状态，因“文化大革命”而瘫痪半瘫痪的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个高潮。

　　王广芝一家就是这一年来到贵州。

　　2005年8月17日，73岁的王广芝在家里上网，通过新浪网和安顺信息港，他想了解这几天的“黄果树瀑布节”和“

　　王广芝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四世同堂。父亲王文治尚在世，93岁，一个人住在三区外的平板瓦房里。40年前他们住沈阳大东区，王广芝在黎明厂工作——这是张作霖建的一个兵工厂，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家兵工厂，第一台发动机和第一架飞机都是从这里出厂的。5岁丧母，“战争，饥饿，动乱，一个不落，全赶上了。”

　　父亲王文治在厂里(当地人称“满飞”)做车工，一生交给了航空工业，“那时节，一天出厂几十架飞机，全往珍珠港飞，成了

　　王广芝先家人3年来到三线，之前搞了两年“四清”，“文革”参加工作队，及后响应毛主席号召，“好人好马上三线”。老人说，凡四清工作组成员都来了，被分散在011基地(黎阳厂属011)各个企业，“像他妈拉屎一样！”

　　到了山里，瞅着全是一人多高的荒草，常有狼豺虎豹出没，还有猴和獐子，“心中装着朴素的情感，所以从未叫过苦”。整个黎阳厂前期的水、电、风，都是王广芝带领着建设的。1966年9月，厂房建了几栋，但几十个建设者，仍然住在牛棚里。

　　给妻子高桂清的信里，王广芝写道：“冬不冷，夏不热，民风淳朴，这边风景独好。”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对“独好”风景的向往，1969年3月，高桂清带着王广芝的父母(继母)、4个孩子(其中有王广芝5岁的妹妹)，来到贵州。

　　“一片荒山啊，”高桂清说，来了就后悔了，“抬头看不出几里地，全是山，憋屈啊。”

　　一家人开始了艰辛的生活：没有家属楼，住在厂房里，用草席隔成十来个空间，每家一间，王家8口住一间，晚上睡觉8个人躺在一张大床铺上。在厂房外的空地临时搭个小灶台做饭，只有一个公用自来水管，一逢雨天，水里全是黄泥，接到盆里要用白矾过滤，很难喝。没菜场，得骑自行车到20多里外的县城去买菜。

　　先后盖了家属房，高桂清说老头子发扬风格，照顾困难的或者比他先来的同事，一再谦让，王家两年后才分到房子。高桂清至今后悔，“如果早来考察一下，我就不会来了。”

　　令她后悔的真正原因倒不是生活的艰难，二儿子王敏瑞因医疗条件有限而落下的永久残疾让她抱恨终生。

　　她至今不能原谅自己。敏瑞2岁那年发烧，医生用青链霉素打针造成药物中毒，母亲发现儿子聋了、不会说话时，孩子已经4岁。1966年“文革”开始，医院乱了套，没人管，儿子的病无法医治，等平定下来，一家人又调往三线。这里可没有医院，没有聋哑学校，就一小门诊，职工看病还得到百公里外的省城贵阳。

　　高桂清耐心，勉力帮助儿子过上正常孩子的生活。刚上学时敏瑞还多少能说一些话，哼几句曲子，但同学的嘲笑加深了他的自卑，索性不愿讲了，耳朵也慢慢失聪。母亲给儿子配了助听器，身边的孩子们好奇，抢过来把玩，敏瑞更不愿意戴了，便彻底聋了下去。初中时已无法跟上课程，退了学。

　　“不来三线，至少可以(让他)进聋哑学校，在沈阳，我还可以解决他的就业。”高桂清说。聋哑儿子一直在厂里的服务公司工作，没有正式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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