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永久：渐行渐远的背影

　　文/徐赛虎、顾怡、吴方兰、周传丽、卢波

　　“凤凰”“永久”：渐行渐远的背影

　　写下这些故事，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走私”自行车

　　文/徐赛虎

　　“赤脚医生”陈原决定再去王直平家借一次自行车。陈原相信，这次王直平会借，因为前两天刚给他看了病。

　　陈原到王直平家时，生产队长已在那儿了，他也要借王直平自行车。崭新的上海产“永久”已经从地上搬到了正堂的粮柜上，用一块破被单罩着，铮亮的钢圈透过破布洞很是闪眼。

　　陈原看到，王直平正在冲着生产队长大吼：“借车是不可能的事！老婆可以借，自行车不可以借！”

　　陈原一看这架势，就推着自己那辆断骨架的破车悻悻离开了。

　　整个生产大队，就三辆自行车。陈原的这辆破车，还是刚做赤脚医生时，父亲从南通县城里托人用旧车凑起来的，现在破得只能推着走了。

　　1974年的苏北农村，很多东西要凭票供应。以陈原的能耐，根本就弄不到

　　但赤脚医生的工作让他不得不弄一辆自行车以代步，再有，自行车也可以当个毛驴使唤，从外地驮几百斤猪饲料。

　　陈原决定给上海的两个“工人阶级”姨妈写信，托她们从上海弄一个“自行车计划”。信是在春节前写的，回信却到夏天才收到。

　　陈原带着200元钱，辗转来到上海。当时买到车的心情已经忘了，只是想赶快回家，家里的活不能歇。买车180元，已是他家一年半不吃不喝的收入。

　　但还不能从十六铺坐船原路返回，码头查得紧，上海计划内紧俏物资不能随便流到外地。陈原只好从上海江苏路骑车到大场镇，在小姨妈家休息一下，带上一些干面饼，再骑车到江苏的浏河港，乘每天一班的小火轮摆渡到苏北海门的青龙港，再走一半的路才能到南通。人是累，但这样可以逃过上海的检查。

　　南通与上海的相对距离约300公里。陈原到了江北已是徐夜，路不熟，天又黑，他越骑越快，买了

　　他想打着响铃壮胆，但又怕车铃声把坏人给引过来，况且打铃过多也许会把新车铃打坏。直到他看见自家茅屋时，他才敢把铃声打得震天响。

　　如今，陈原已换了三辆摩托车，女儿要不是因为油价涨得厉害，也早已买了汽车。但陈原的老婆却说，骑摩托是省力了，可心却不省，老是担心出交通事故！-

　　第一次远行

　　文/顾怡

　　12岁，我拥有了平生第一辆“凤凰”自行车。从那开始，自行车便与一颗向往自由的心灵结伴而行了。我骑遍了我随母亲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庄。这个村子离上海很远，而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骑到那里去。

　　小学毕业后，我去了镇上读中学。忙碌的高考备战令我压抑而厌倦，我渴望外面的精彩世界。于是，有一个周末，我骑上“凤凰”，直奔上海市区。

　　究竟有多少距离，往返需要多少时间，中途会不会爆胎，这些我都全然不顾了，“走出去”的冲动令我没有丝毫退缩。

　　我如天涯孤客一般，驶上了平坦的318国道，视野被蓝天、绿野、小溪全全包围，我亲切地感受着江南“鱼米之乡”的静谧和典雅，空气中的芬芳令我陶醉，一切都充满了生活的真实和惊喜。

　　我看到了插着“土地征用”牌子却又荒草丛生的土地，鸟儿在高压线上停歇，摩托车倏地从我身旁开过。我也闻到了田野间透出的那股工业味道。长长的烟囱喷云吐雾，工厂门口五星红旗和其他旗帜一同飘扬。

　　那是1995年的春天，所有经济的因子都在萌动，我看到了比课本上描写的更鲜活的图景。

　　头一两个小时，双眼的兴奋完全淡化了身体的疲惫，但渐渐地，这变成了一场与自我的较量。体力在慢慢透支，而心中的那个终点却贪婪地不断变远。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是通向我未来的路，绝不能半途而废。

　　此时，天色渐黑，三个多小时的骑行已经令我疲乏不堪，而我不知道终点究竟在哪里，于是恋恋不舍地停歇下了脚步。当我折返的时候，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个地方，作为我第一次远走的纪念，也为我下一次出发做好印记。

　　后来，当我看到《17岁的单车》这部电影时，发现原来在青春的记忆里，总有自行车抹不去的影子。-

　　那些岁月的碎片

　　文/吴芳兰

　　(1)四张自行车票办好了婚事

　　黄师傅(凤凰自行车厂下岗工人)：

　　自行车票，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知道，但是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有张自行车票，无疑是亲戚朋友羡慕的对象。

　　我参加工作的1981年，穿着安全生产的工作服，走路腰板都挺得格外直。当时的月工资只有36元，而一辆“凤凰”需要132元，但一张自行车票可以卖到80—120元。

　　1986年我结婚时，搞到了四张自行车票，把婚事办得体体面面，添置物品、酒席、车队都不在话下。

　　当时结婚时兴“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而自行车最好是“永久”的，讨个好口彩，“凤凰”有飞了的意思。我送给未过门妻子的就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还是托了好几个朋友才换到的。

　　现在，这辆自行车我们还一直骑着，虽然旧了。

　　(2)1990年的赛车队

　　蔡逸伟(现任上海永久自行车经销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0年，我担任凤凰自行车厂团委书记，当时为了推广新出产的凤凰赛车，我们12人组成了一个赛车队。

　　骑着花花绿绿的新款赛车，穿着统一的服装，每一辆车前都插着一面彩色旗帜，就这样一路从上海骑到南京。

　　一路上，路人驻足观看，甚至还有人早早等待我们，真是引来无数注目礼。五金交电总公司，当时的统一经销商，在各站口早早地接待我们，而且是按最高规格接待的，为了就是能够多给他们一些指标。

　　我们当时就是赶上了自行车行业那个辉煌的尾巴。

　　(3)温馨的邮政自行车

　　小时候，一听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孩子总是会从家里跑出来，邮递员叔叔总是从邮政自行车上，递过报纸和信件。吴殿忠就是这样一个邮递员，他在马鞍山市邮电局工作，也是当时的全国优秀投递员。

　　陪伴他工作的邮车已经有19个年头了，行程累计达39.9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骑行10圈，而邮车各个零件的灵敏度依然如故。

　　按规定，乡邮递员使用的邮车，满六年就可以更换一次，他该有资格换取第四辆，然而，他仍骑着19年前认领的那辆邮车，日行120里，飞驰在崎岖的山路上。

　　(4)全大妈的浪漫记忆

　　在全大妈的车库里，放在儿子polo汽车旁边的是一辆28式自行车，虽然旧了，但全大妈看这辆车的目光总是十分温柔。

　　她说，这辆车是她四年前去世的老伴儿的，他当年是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在自行车赛中获得第一名，奖品就是这辆自行车，他也把它当个宝贝，天天骑着。

　　谈恋爱的时候，老伴儿就是用这辆车载着全大妈，满上海转悠，可神气了。

　　现在，看着这辆车，仿佛老伴儿还活着。-

　　怀念曾经拥有的日子

　　文/周传丽

　　几年前，因为坐公交老是堵车迟到，屡屡与全勤奖擦肩而过，于是，我买了一辆漂亮的玫红色淑女自行车。从此，我们好朋友一般形影不离。

　　但有一天傍晚我从地铁商城出来后，它便和我告别了。我来来回回找了十遍有余，一辆一辆地仔细辨认……终于还是失望了。

　　习惯了它的陪伴，没它的日子，即使去再近的地方我都认为是一种负担。算了，再去买一辆吧。

　　自从拥有了第二辆超炫的银灰色自行车，我也恢复了往日的青春活力。可是，只不过六个多月，当我从邮局出来，它又一次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我可是上了两把锁呀！

　　坚持着，再坚持着，终于我还是不能忍受“相思之苦”。第三辆自行车，我选了最最普通的黑色。

　　眼里看它是那么暗淡无光，可心里却期许着能和它“长相厮守”。但是，在那天加班深夜后回到地铁停车处，我还是失去了它！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这一次次被小偷伤害得无法愈合的心灵。

　　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丢失心爱的陪伴者——自行车。从一把锁加到两把，再加到三把，都小心到了锁在栏杆上，可还是那么的防不胜防。

　　想了许久，我决心以后不再骑车转乘地铁，而是直接骑车到公司上班。冲动着，竟不知不觉走到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一狠心我就刷了卡——它相当于十几辆普通自行车的价格。

　　就这样还没一个月呢，中午下楼吃饭，我那辆崭新的绿色“小螳螂”再次人间蒸发了。

　　眼泪无法抵挡地涌出了眼眶。

　　我回到了几年前的样子，每天清晨追赶着一班班拥挤不堪的公交车，像沙丁鱼一般把自己塞进车体，闻着无法忍受的阵阵怪味，接受着各种人物的碰撞，还要拼命抓住手柄来捍卫属于自己的那一丁点儿位置。-

　　一个偷车贼的自白

　　文/卢波

　　张连伟(化名)对自行车的喜爱有些与众不同，他偏好别人的自行车。从东北来到北京的第二年，他在老乡劝说下加入了偷车的行列。

　　开始，张连伟负责把车从丰台骑到西四缸瓦市，交给买主。后来各个流程他都参与，慢慢精通起来。

　　《望东方周刊》记者遇见他就是在西四缸瓦市这个闻名北京的黑车市，此时的张连伟已经成长为一个黑车推销者。在盗窃自行车的工序中，推销是最后一环，也是最危险(最容易遭到警察打击)的环节。

　　他的生意并不红火，大多数时间在西四浓密的槐树荫下游手好闲，所以虽然跟记者生意不成，张连伟仍然愿意谈谈自己。

　　他好几次强调自己还有别的事儿做，“真的，卖车利很薄，我也就拿它当个‘低保’，一个月挣不上几百块钱。”

　　张连伟第一次偷车不是在北京。那时候他不过十四五岁，借了父亲的自行车去镇上剃头，剃完头一看，自行车没有了。

　　张连伟非常惊惶，心想这回父亲一定要要了他的命。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边走嘴里边嘟囔。最后，他下决心偷一辆和父亲车子一样牌子的。

　　张连伟回忆，那次手法非常蹩脚，就直接拿石头把车锁磕下来了。“好在没有人想得到小偷敢这样明目张胆，肯定当成我丢了车钥匙，也没人过问。”

　　“你丢车这么着急，没想过人家丢了车怎么办？”

　　“北京人，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有钱。”张连伟说，现在丢个自行车，都没人报案，警察也不爱管。

　　北京自行车市场的衰落，张连伟也感觉到了，除了大学生刚开学的那一阵儿，很少人接他话茬，瓦缸市的生意越来越差，倒是丰台、蓝旗营、上地这些偏地方，骑车的人还多，黑车间或卖得出去。

　　“以前，是从三环外偷车倒进城里卖，现在城里骑车人越来越少，要自行车的都是租平房住的，都在四环外。大部分情况下变成从城里偷往外卖。”

　　“我看现在自行车行生意不能好，除了中学生骑的，街上几乎见不着什么新车。”

　　由于黑车不好卖，张连伟现在主要向山地车、变速车下手。骑这种车的一般是中学生和驻华外国人。

　　单位在新街口的美国人纪龙碧女士来到中国一年，丢掉两辆车后，学会了用车锁。“在美国，自行车锁是单卖的配件，买的人不多。但在中国，锁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