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记录我们的父亲母亲

　　刚刚，我们的祖国度过了她56岁生日。

　　56年来，这个国家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体现在规则上，然后是观念上，接下来是行动上。

　　作为上一代，我们的父亲母亲经历、见证了这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他们有过激情燃

烧的岁月，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留下更多的是遗憾。

　　他们接受的是理想主义的教育，却要面对这不停变化的现实。他们失去了很多，而要追赶的显然更多。他们焦虑，因为这个社会不再如以前那么确定。他们豁达，因为所有的悲喜他们已经平静地接受。他们心怀不甘，因为理想的破灭。他们满怀希望，因为对明天的信任。

　　人生没有悲剧，只有喜剧。上一代人如此，我们这一代亦如是。

　　-本报记者 蒋志高

　　一个人也许没有兄弟、姐妹、爱人，甚至朋友，但是一定有父母。

　　成年人不会因为缺乏爱而死，但也需要感情和他人的陪伴。正如多数社会学家所描述的那样，现代社会中人们很少有机会从直接家庭(immediate family)以外的亲属获得友谊及支持。当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和父母分开居住时，这种空间上的距离并没有让我们产生心理上的距离。相反，在这个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父母的爱，这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柔弱的部分。

　　但是，仅仅需要父母的爱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真正了解他们，了解他们之所以为他们。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复习、重读他们。

　　在他们出生前后，一个新的国家政权成立了。不久，随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运动和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调整，他们被人为地分为城里人或者乡下人两类。同时，他们由于先赋性原因获得了一种阶层身份：工人、贫下中农、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者其他。这种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的标签将在以后若干年保持不变，并对他们在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时起到相当程度的作用。

　　在他们刚懂事时，他们经历了人生中最失序的时段：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没有胜利者的政治运动中，今天回忆起来，就个人而言，他们最大的遗憾是失去了接受国民教育的机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失去了向上流动的一次平等机会。据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末，仅有4%的高中生有机会经过推荐进入大学。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已经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在2005年的高考中，北京地区高考的升学率是75%，虽然，今天的学费和那时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20多岁的时候，他们开始恋爱、结婚了。大多数的婚姻是经人介绍的，自由恋爱在当时还是个新词。大约10年后，他们的婚姻开始经受考验，绝大多数维持下来了，但是也有一些父母——多数是父亲——做了别的选择。他们有了更年轻的伴侣，这让年纪已经不小的儿女们多少有些尴尬。1987年，当年的

　　正如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所言，在这数十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政治运动连绵不绝，经济剧烈变动，社会政策多变。这样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个人、家庭乃至某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掌握，而是由当时的制度、政策的变化来决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重大制度变革，后致性因素逐步成为个人命运改变的主要规则，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父母是很多年后才体会到的。在这时，觉察游戏规则变化时间的先后、手中资源占有的多少决定了他们以后生活质量的好坏。一切都在变化，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好转了，我们的父母在这个转折期以兴奋及略带不安的心情中生下了独生子女一代。

　　1992年，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父母们目睹原来自己熟悉的一切快速消失，陌生的事物不停涌出，他们失去了很多，而要追赶的显然更多。他们接受的是理想主义的教育，却要面对这不停变化的现实。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端起碗来吃肉了，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偶尔放下筷子骂娘。

　　他们下岗的下岗，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离婚的离婚。他们茫然，因为新的工作岗位并不会给中年或者老年的他们提供多少再就业机会。他们焦虑，因为这个社会不再如以前那么确定。他们满怀希望，因为对明天的信任。他们心怀不甘，因为理想的破灭。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决定以自1978年以来中国若干重要拐点为坐标系，记录6对普通父母的命运变迁，记录他们的悲欢离合，记录他们的幸福与焦虑，并藉此折射这个时代特有的气质和特征。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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