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杂志:武汉抗战首都群英荟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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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6日15:13 《人物》杂志 | |||||||||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 华中重镇武汉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抗日战争史上亦占有重要位置。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的重要部门大多迁至武汉,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人物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何应钦、陈诚等都来到武汉,文化界名流也在武汉会聚一堂。中国共产党亦早于是年的10月在武汉设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于12月设立了中共中央长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位于汉口长春街57号(当时是日租界中街89号)。这是一栋日式的四层楼房,坐西朝东,建筑面积2300余平方米,原属日商大石洋行,一楼为商行,二、三、四楼为高级公寓。抗战初,作为逆产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使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由董必武于1937年10月筹建,先设在汉口安仁里1号,同年12月迁此。李涛、钱之光先后担任处长,办事处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公开办事机构。如今在汉口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建有纪念馆,办事处的办公室、副官室、机要科、电台室、会议室、会客室等处恢复了当年的陈设。 这里还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办公地。1937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在抗战中心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长江沿岸诸省党的工作,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书记为王明,副书记为周恩来,委员有董必武、叶剑英、项英、博古(即秦邦宪)、林伯渠。长江局对外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工作。二、三、四楼设有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等人的办公室,以及会议室等。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这段时间里,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王明等在这里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向国内外各界人士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为八路军、新四军筹备粮饷和各种军需物资;输送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新四军军部旧址(当时叫大和街26号)离八路军办事处很近。这是一栋二层楼的建筑,房主为日本人,当时房主回了日本,叶挺等新四军领导人就用了此房。叶挺为北伐名将,广州起义后由于受到党内不正确的指责而脱离了共产党,避住德国和澳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满腔爱国热情的叶挺从澳门回国参加抗战。时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北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关于新四军军长的人选,国共两党的意见有分歧,共产党方面提出由叶剑英任军长,蒋介石不同意;国民党方面提出要陈诚任军长,共产党方面当然也不同意。之后国共两党继续物色合适人选。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他告诉叶挺,西北红军和南方游击队即将改编,开赴抗日前线,请他考虑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叶挺欣然应允。 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与新四军负责人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合影(1938年)左起:章云逸、叶剑英、王明、秦邦宪、周恩来、曾山、项英 叶挺找到蒋介石说:“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共产党方面让我来集合留在南方的红军并改编这些军队。”他还提议,改编后的抗日武装番号就叫新四军,意在使这支队伍能发扬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铁军”声誉。叶挺自告奋勇出来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得到蒋介石的认可。蒋介石认为叶挺曾经加入过国民党,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现在他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算是一个中性人物,比较合适。于是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然而叶挺任军长只是国民党单方面的决定,中共中央并没有立即同意,这是考虑到叶挺长期寓居海外,中央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不太清楚,需要有一个考察了解的过程。是年11月3日,叶挺来到延安,接受中共中央的考察,受到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欢迎。毛泽东在欢迎会上致词:“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的军长,因为他赞成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通过对叶挺的了解,中共中央对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是满意的。1937年11月9日,叶挺肩负着中共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离开延安,来到抗战中心武汉。到武汉后,他就在汉口大和街26号这幢房子里筹建新四军军部。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大和街26号召开新四军军部机关和部分游击区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四军第一个军部正式诞生。新四军后来成为与八路军并肩驰骋抗日战场的一支劲旅。 1937年9月,董必武奉命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从延安来到武汉,先住旅社,不久迁至安仁里1号。董必武故居是一栋二层楼的钢筋水泥结构建筑,坐东北朝西南,面积约340余平方米,为20世纪30年代的普通民居,现仍为居民住宅。1937年9月至12月,董必武负责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着手恢复和发展湖北地区的党组织,广泛团结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抗战初期党在武汉开展工作打开新局面。这期间,董必武与辛亥革命时的老友、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多次谈心,向石瑛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石瑛表示愿意为抗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董必武和石瑛的共同努力下,12月在湖北应城县的汤池开办了“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班”。董必武通过中共湖北工委派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去指导训练班的工作。训练班共办了4期,学员主要是来自华北、东北和湖北本地的青年。汤池训练班培养的学员,后来成为鄂中地区以至鄂豫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 与此同时,董必武还指导创办了湖北黄安县(现为红安县)七里坪训练班。七里坪训练班毕业的学员,大部分被分配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工作,其余由中共湖北省委派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新华日报》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惟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日报,1937年10月筹备于南京,因故未能出版。迁武汉后,1938年1月11日正式创刊,社址在汉口民意一路大陆里4至9号,为二层里弄式民房,有6栋住宅,当时为报社租用,分别作为编辑部、印刷厂和工作人员宿舍,发行部则设在大陆里临街的平房内。《新华日报》在武汉期间,属于中共长江局领导,社长潘梓年、经理熊瑾玎,总编辑先后为华岗、吴克坚。 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新华日报》为对开四版日报,在汉口出版虽然只有短短10个月时间,但发挥了巨大作用。它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阐明我党对重大事件的立场、态度,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战绩,大力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应有的舆论作用。对《新华日报》在武汉的工作,毛泽东称赞道:“我们的《新华日报》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援,苏联空军志愿队就是在这时组成的。1938年初,苏联空军组成志愿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在武汉,志愿队与中国空军一起参加了三次大的空战,击落日机47架。在对日空战中,100多名志愿队员英勇献身,其中15位烈士安葬于汉口万国公墓。1951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解放公园内建立纪念碑;1956年又将烈士墓迁至纪念碑后。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对外广播。日本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完全胜利。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开始受降。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湖南芷江向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日本在中国各地的军队向各战区中国军队投降,武汉是其中的一个受降点。 位于中山公园内西北角的“受降堂”是一幢平顶厅堂式建筑,9月18日,中山公园西北角的这幢平顶厅堂式建筑被粉刷一新,“受降堂”三字高悬于门楣,大厅里正中悬挂孙中山遗嘱,两旁悬挂中、苏、英、美等反法西斯国家的国旗。下午3时,一辆挂着白旗的黑色轿车,在数辆中国军队摩托车的押送下驶向受降堂,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走下车来,这时,守卫在受降堂台阶前的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副官上前取下冈部直三郎腰间的军刀,带着他及同来的4名日军军官走进受降堂。厅堂正中摆着长桌子,国民党华中地区总受降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坐在正中,坐在他两侧的是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及美军顾问等80余人。冈部直三郎等5人毕恭毕敬地站在孙蔚如等面前,昔日猖獗狂傲的日军,如今耷拉着脑袋。孙蔚如将军向冈部直三郎等大声宣读了“中华民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命令”,宣布解除日军武装、车辆及一切军用物资的移交、对日军俘虏的处理等具体规定。宣读完毕,冈部直三郎的手颤抖着执笔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冈部直三郎等在中国军人的押送下灰溜溜地离开受降堂。 国民政府军委会三可旧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旧址位于武昌昙华林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内。三厅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武汉建立的一个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设三处九科,成立于1938年4月1日,由郭沫若任厅长,其处科长全部由文化界著名人士担任,田汉、阳翰笙等均在此,被人们称为“名流内阁”。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三厅团结和组织云集在武汉的成千上万文化界爱国志士,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成为国民党统治区高举抗日大旗的战斗堡垒。 周恩来故居 旧址房屋坐北朝南,背后紧靠凤凰山,其中位于校内东南角占地200余平方米的一栋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是郭沫若办公的地方;右侧不远处是一个大礼堂,当年,抗敌演剧队曾在礼堂演过不少剧目,周恩来等也曾在礼堂作过抗战报告。 周恩来故居、郭沫若故居位于风景秀丽的武汉大学。这两处故居的建筑格局相近,系坐北朝南仿西式灰砖二层楼房,现仍保持当年的风貌。周恩来故居比郭沫若故居地势稍高一些,两处相隔约30米。放眼望去,这一带几乎全是这样的楼房。当年这里是武汉大学的教授楼,抗战爆发后,武汉的一些学校、工厂迁往重庆等地,于是这些教授楼就空了出来。南京失陷后,武汉成为战时首都,时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要人都汇集武汉,蒋介石将行营设在武汉大学,本人也曾在武大住过。为表示国民党的诚意,蒋介石邀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就任了这一职务。之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郭沫若担任了政治部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周恩来与邓颖超在这里居住的具体时间是1938年5月至8月,此间,周恩来曾多次向武汉大学的师生发表演说、宣传抗日形势和中共的统战政策,接待各地爱国青年,宣传全民抗战救国。在这里,他还会见过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国际友人。郭沫若在这里居住的时间与周恩来大体相同,此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郭沫若领导三厅做了大量抗日宣传工作。三厅下设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孩子剧团和漫画宣传队各一个,还有电影制片厂和5个电影放映队,计2000余人。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三厅开展了浩大而又扎实的抗日宣传活动,“抗日宣传周”和“七七”献金活动令一些国民党要员大为震惊,他们没想到这些活动会有这样大的能量。献金活动原定是3天,即1938年7月7日至9日,但到9日晚上,仍有潮水般的献金者,郭沫若等又决定将献金时间延长两天。这次参加献金者达100万人次,献金总金额达百万元以上,其中有法币、外币、银币、铜元,还有各种各样的物品,如手表、金戒指、金手镯、银盾、金杯、首饰、大刀、衣服、药品及食品等。 蒋介石的官邸也在这教授小洋楼区,也是一幢两层楼房,比周恩来、郭沫若的住处稍大一些,结构也差不多。国共两党的人士住在一起,成为邻居,这大概也体现了国共合作的具体行动吧。 一代名舰中山舰,经历过“护国”、“护法”、陈炯明攻打总统府、中山舰事件、武汉抗战等五大事件,是一艘国内外知名的军舰。1938年10月,中山舰奉命到武汉长江江面巡察,24日,当军舰巡至金口江面时,被一架日本侦察机发现。下午3时许,6架日本轰炸机呈一字鱼贯阵,直向中山等舰扑来,轮番投弹轰炸。中山舰舰长萨师俊冒着敌机的疯狂扫射,沉着指挥舰上炮火还击。突然,一颗炸弹击中了舰身,呼啸飞来的弹片击断了萨师俊的右腿。中山舰最后中弹沉入江中,舰长以下官兵大多壮烈牺牲。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山舰的打捞工作,1996年11月12日,打捞中山舰的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月28日,沉没江底达58年之久的一代名舰中山舰被打捞出水,拖至湖北船厂进行修复。如今,中山舰已成功按原貌修复。 (文/王 谦) 相关专题:《人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