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怆痛之地

　　“这就是奥斯威辛么？”我看见阿来克斯还站在走廊的另一头，便提高声音向他问道。

　　“这个荒凉的欧洲小镇，就是德国纳粹屠杀过500万人的地方吗？”我惊疑地问我自己。

　　我们下了车，脱了帽，在纪念碑前献了花。然后大家默默地走进集中营去了。我们

都不想说话，好像在殡仪馆中哀悼 死去的朋友一样。阿来克斯给我们带路。

　　用女人头发织成的床毯

　　在控诉纳粹的暴行

　　参观开始了，我们由一个陈列室走到另一个陈列室，由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房间有大有小，陈列品有图片，有 模型，有实物，有文字，有图表。每一所房屋有它的说明员。

　　这里是毒气房的模型，那里是焚尸炉的照片。堆在这里的两吨头发使人想到那32000个欧洲女人的青春时期的美 梦；放在那个玻璃橱里的用女人头发织成的床毯在向人控诉纳粹的暴行。这个房间有成堆的梳子，那个房间有成堆的洋铁杯； 这里是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眼镜，那里是数不清的剃须刷子；皮鞋堆了一个房间，男人的、女人的、小孩的，分别堆在三个地 方，这只是剩余的一部分旧鞋。在另一个房间里，一排长方形的木台上堆着无数的假手假脚，木台前有一道很低的铁丝栏杆， 我们伸出手去，也许可以摸到这些曾经跟活人连在一起的东西，连残废的人也无法苟全性命。许多手提箱凌乱地堆在一个房间 里，箱子盖上还留着用白色笔写下来的欧洲各大城市的名字。一个长长的玻璃

　　站在这两张照片的前面，一个朋友抓住我的膀子声音发颤地说：“这怎么能够是真的？你得写，你得好好地写出来。 ”

　　“这是死墙，在那软木板前纳粹曾经枪杀了26000个囚人，死在木板旁边那个绞架上的人也不少。他们都是政治 犯、地下工作者和共产党员，还有些优秀的科学家。”说明员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了一忽儿。我一边听阿来克斯的翻译，一边 从高高的铁栏里望那个十号房和十一号房中间的天井，望那块相当大的黑漆的木板，和那个耸立在墙边的绞架。我知道“死墙 ”的故事。被判死刑的囚人两手给纳粹们用有刺的铁丝缚得紧紧的，一直到刺陷进肉中，他们面向着死墙，由刽子手从后面朝 他们的头打进枪弹去。

　　这个博物馆叫做“几百万人的毁灭”

　　“墙下那一片土地浸透了烈士们的血。据说纳粹党卫军逃走时曾经有人提议推倒死墙，搬走那片浸透血的泥土。可是 他们来不及做许多事情，他们只毁掉了软木板。现在立在墙边的木板还是后来重做的。”阿来克斯继续把说明员的解释翻译给 我们听。我的一双近视眼看不到血迹，可是我看见了放在木板前面的花圈。勇敢的死者并没有被人忘记，而且永远不会被人忘 记。我记得一个叫做约瑟·雅心斯基(JozefJasinski)的27岁的波兰青年，他因为寄了一封信出去，叙述了 集中营里的真实生活，在1944年9月15日被绞死在布惹秦加。

　　说到“地牢”，绝没有人想到它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只是一个较大的烟囱。四周用砖墙围住，只有在靠近地面的 地方开了一个小洞。现在已经把上层的砖拆掉了，我可以把手伸进去，我也可以爬过断墙从容地站在里面。可是在从前这砖墙 一直高到屋顶，没有留一点缝隙，人被封在这里面，绝不能活着出来。坐地牢不过是一种慢性的死刑。汉伯尔就是被纳粹特务 们这样处死的。

　　我们从一间陈列室走到另一间，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

　　我们看见了安放在空地上的打人架。这个特制的刑具上应该留着受难者的血吧。站在它面前，我仿佛看见一个人赤着 上身伏在它上面，另一个人的粗大的手捏着铁棍朝那身上打去。

　　这只是一个作家的幻想。铁棍安静地躺在架子上。它应该起锈了。

　　的确，一种受难的生活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白色的墙壁立刻消去，时间马上倒退。我仿佛听见乐队在奏乐。我仿佛 看见无数穿条纹囚衣的人，缩着头经过大门朝各处走去。这是劳动的囚人的队伍。他们在傍晚才回来，有的淌着血，有的弯着 背，有的还用木架抬着同伴的死尸，有的把死尸背在背上，有的把死尸放在小车上推着，这时候也有乐队奏音乐在门口迎接他 们。这乐队也是由囚人组织成的。后来当人们成群地走向毒气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乐队“欢送”他们。所有的囚人都是在早 晨四点钟起床，至于那些不做工的囚人，他们消磨时间的方法除了“点名”之外，还有“体操”和“运动”。举起双手跳舞， 光着脚在石子地上跑，练习一秒钟脱帽行纳粹礼，这就是“体操”和“运动”。他们的整个上午的时间就花在跑和跳上面。凡 是没有跑多久就跌下去的人，立刻被处死刑。

　　这个博物馆叫做“几百万人的毁灭”。但是我看完了整个的博物馆以后，我对人类的信心并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

　　几百万人并不曾白白地死去，对他们的纪念也在保卫世界的和平。

　　(节选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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