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巴金的巴黎肖像

　　1927年2月19日，巴金出现在马赛老港一艘邮轮的四等舱里走出的中国人中。他在法国只呆了不足两年。在巴 黎的时间更短，加在一起约半年。他在巴黎的生活，现在唯一能掌握的资料，只有他自己的回忆录。法国方面并没有为巴金留 下些什么。遍查多如牛毛的法语因特网，也只有一个安那其主义网站谈到巴金，视他为同道，殊不知巴金的世界早已几

度春秋 。

　　○边芹

　　忧郁的巴黎

　　就最初的域外生活，巴金写道：“朋友吴在拉丁区的一家古旧旅馆底五层楼上给我和卫租了房间。屋子是窄小的。窗 户整日家开着，下面是一条寂静的街道，那里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正对面是一所大厦，这古老 的建筑，它不仅阻止了我的视线，并且往往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底那间充满着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变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

　　我在春寒料峭的3月一个阴雨的下午，来到巴金最初投宿的布兰维尔街。在《寻找海明威》一文中，我写过这条拉丁 区的小街。它距离先贤祠(国葬院)只几分钟的路程，与图安街、吊刑街和图内福尔街一起围成那个让我心动的小小的街心广 场。从这个小广场穿过短短的布兰维尔街，就是孔特斯卡普广场，这个广场边的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74号四楼，20年代初 住过另一个名人海明威。海明威1926年离开巴黎，1927年同样来到这个广场周围的巴金，与他失之交臂。

　　我们现在来看看布兰维尔街。街窄而短，有两家小饭店和一家名叫“凯旋剧院”的小戏院。夏日晚上戏院门口会站满 等待入场的人，现在属早春，街上了无人迹，一如上面巴金的描述。在这层意思上，时间并没有改变多少东西。巴金住过的5 号，就在小剧院边上，已经不再是小旅馆，而是公寓了。楼门在这个初春的下午紧闭着，没有人进出。经验告诉我，5号门口 不会像74号门口那样有一块纪念小石牌。除了周恩来，没有其他中国人在巴黎的哪条街上留下过小石牌。也正是从这一点， 使我深深感到，在外族面前，历史和文化都没有多少实质价值，唯一真正说得上话的，古代是军事实力，现在是经济实力。巴 金曾说：“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很呆板的。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的枯树的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晚上到AllianceFrancaise( 注：法文协会)补习法文。”

　　良心与觉悟

　　巴金在布兰维尔街只住了约一个月，3月份他搬到与这条街相交的图内福尔街2号。2号紧挨着图内福尔街和布兰维 尔街交会的那个小街心广场，就是我在《寻找海明威》中说过的那个没有多余装饰的三角地。

　　2号看上去不大可能是过去那栋房子，新式的楼门缩在一个回廊下，说古不古，说今不今，五、六层的楼里显然都是 住家。是改装了，还是重盖了？当时拉丁区有很多专为学生或小知识分子提供食宿的小旅馆，也叫膳宿公寓，伙食是包在房费 里的。巴尔扎克小说里对这种地方有过透彻的描写。我敲开1号那家室内装饰店的门，里面的一位老先生告诉我，这栋楼才盖 了二十多年，原来的房子是什么样没人记得了。我却怀疑这并非一栋完全新盖的楼。不过我的怀疑又有多少根据呢？那个新式 的楼门好像在嘲笑我：你来找什么？好像一切还有意义？2号门口也不会有小石牌。曾经来过这里的那些中国人竟然没留下一 丝痕迹，可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中国人却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同样的历史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待遇 ，完全不同的作用，甚至完全不同的解释。

　　这里到先贤祠很近，从三角地出发，走一段吊刑街，再向左一拐，就是先贤祠了。先贤祠广场有两尊石像，一尊是剧 作家高乃依，另一尊便是巴金在回忆录中常常写到的卢梭像：

　　“我走过国葬院前面，走到卢梭铜像(注：铜像并不存在，是石像，也许是巴金记错了。)的脚下。我抚摩那个冰冷 的石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在这里，在这一个角落里，并没有别人，只有那个手里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和我 。”

　　巴金在图内福尔街住了三个月。“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底钟声，我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 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底前四章。”每晚上听着圣母院的钟声，恐怕应被归入巴金式的浪漫。他住的地方与巴黎圣母 院有一段相当远的距离，不大可能听到圣母院的钟声，他听到的可能是先贤祠边上圣艾蒂安杜蒙教堂的钟声。他1927年7 月离开巴黎到外省蒂埃里堡(巴金旧译沙多·吉里)，一年多后的1928年9月又回巴黎短暂逗留，住在哪里没有留下记录 。巴黎生活本身在他是非常背景式的，好像总有一层隔膜，也许时间太短，也许他属于那种只活在自己内心的人，巴黎给他留 下的似乎只是些浮光掠影的东西，明信片似的闪回，诸如圣母院的钟声、咖啡馆、旧书摊、雨湿的小街……选自《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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