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春秋 沧桑随想(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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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8日15:52 金羊网-羊城晚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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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四川的家，写出“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与萧珊组建家庭生死与共。家是巴金的起点，也是巴金的归属。 在一个多世纪里，他有过成功的欢欣，有过屈辱的磨难，有过痛苦的忏悔，有过平静的安宁。他是孝顺的儿子，是可亲的大哥，是亲密的爱人，是可敬的父亲，是可爱的爷爷…… 笔名巴金 随意得来却成“罪证” 巴金一生写过九百多万字的文章，用过二十多个署名。用得最多的是“巴金”这个名字。这名字怎么来的呢？1927年巴金还在法国，刚写完了处女作《灭亡》，想寄回国出版，又不想用真名。他在法国的中国同学巴恩波不久前投水自杀，为了纪念他，就用了他的“巴”字；这时一位学哲学的朋友看到桌子上摆着巴金正在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就建议取用这个“金”字。一个很随意、很平常的署名，后来却成了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罪证”：巴是巴枯宁的首字，金是克鲁泡特金的尾字，“说明他崇拜无政府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不允许有别的解释。
多重身份 文学家翻译家编辑家出版家 巴金懂得英文、法文、俄文、日文、德文等多种语言，还有世界语。从1922年开始翻译一直伴随着他的创作。他的译文全集足足有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其中尤以俄国作品居多。 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1934年创办《文学季刊》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到1957年创刊的《收获》，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化圈。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严文井、荒煤……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代表作，都是由巴金组织发表和出版。上世纪80年代，从维熙、谌容、张洁、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年轻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
摔掉旧家庭的黑影 巴金5岁进私塾认字。16岁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期间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革命刊物和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等外国作品。1921年参加编辑《半月》刊，组织“均社”，参加革命性社会活动，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翻译俄国作家迦尔洵小说《信号》，这是他第一篇译作。 “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 在上海和巴黎之间 1923年春，巴金离开四川赴上海。1927年1月赴法国留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 “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 1928年12月，巴金回到上海。1929年至1933年巴金辗转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出版《家》、《雾》、《雨》等代表作品，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等。巴金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 抗战中改变创作风格 1934年年底赴日本。1935年8月回国，任上海文化生活社总编辑，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1936年10月初，巴金与鲁迅、郭沫若等21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巴金与茅盾编《呐喊》；后上海陷落，巴金辗转武汉、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完成《春》、《秋》等大量作品。 巴金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 1944年5月，巴金在贵阳与萧珊(原名陈蕴珍，1917生，浙江宁波人)结婚。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解放与“文革” 1949年6月巴金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文联常务委员和文协(后改为作协)常务理事。9月，在京参加政协会议，当选政协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加天安门城楼观礼。 1952年，巴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体验生活。巴金这一时期的小说《团圆》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66年8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贴出攻击巴金的大字报，不久巴金即遭批判，被关进“牛棚”。196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巴金被点名批判。随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1972年，巴金夫人萧珊病逝。“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和泪。她永远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以后，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1973年起巴金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文革”后的“良心” 1978年“文革”结束后，巴金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一部说真话的大书”。1983年巴金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 （金陵／编制）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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